经济法“国家干预”法律机制的探讨

为应对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世界各国政府对市场经济采取了各式各样的干预手段,使国家干预成为当今最热门的话题,其重要性勿庸质疑。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法律规范,应具有其固有的法律价值和规范模式。文章通过对经济法语境下＂国家干预＂内涵的分析,从经济法律规范的逻辑设计和规范结构剖析经济法对＂国家干预＂的规范模式。     

“需要国家干预说”的法哲学分析

“需要国家干预说”是 20世纪中国经济法学最重要的学说之一。有限理性假设、国家适度干预、经济民主、社会公平、经济法治是其基本的法哲学叙事立场。国家是干预需要的满足者,“需要”是通过干预重建经济自由秩序的法律理由。国家超越市场利益关系对经济进行干预调节,国家干预由此构成经济法的基本哲学范畴与法理标志。经济宪政哲学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哲学进路,通过经济民主机制设定的干预才能避免经济专制,国家与社会成员共同分享经济权力才能保障干预的社会性与民主性,干预的达成并非一定为了公共,公共中的个体主义是结成公共的价值指引。     

需要国家干预理论的真理性——基于经济法的视角

目次一、真理及其属性二、国家干预理论的真理性三、检验认识需要国家干预理论真理性的标准人的认识向实践转化的过程是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的过程。对于人来说,认识的任务和目的在于不断排除谬误,获得真理,并在真理的指导下改造世界。     

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论——一种经济法的认知模式

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论基于对市场缺陷的动态性、干预成本的不可避免、政府失灵的普遍存在以及法治的功能局限的认识 ,界定了国家干预的范围 ,确立了干预者和被干预者之间的双向互动制衡关系 ,因而蕴含了均衡干预、有效干预、经济民主、被干预者对干预者的干预以及经济法权威的价值理念。在实践中 ,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论有助于确定国家与市场的职能边界 ,有助于克服制度僵化 ,及时进行制度变迁 ,有助于促进政府体制改革 ,克服国家完全理性假设     

经济法中的国家干预——基于法律文本的实证考察

典型的经济法的法律文本显示,在经济法的立法中,遵循了国家干预的内在逻辑,在干预主体、干预目标、干预方法、干预边界以及干预责任五个方面都有相当数量的法律规定,这些法律规定不仅客观地证成了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还揭示了经济法的国家干预是一种尊重市场机制的干预。虽然经济法的国家干预还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但已成为经济法区别于其他法律的重要标志,也是经济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独立法律部门的重要原因。     

“国家干预”手段重构与环境法变革

环境法的调整方法离不开国家干预,但现行环境法规范中对于不同类型国家干预手段的选择与配置存在结构失衡的特点,指令性国家干预比例过大,指导性国家干预和直接介入性国家干预比例过小,不能反映国家干预在纠正市场缺陷、培育和扶持新兴市场方面的功能和特点,不能彰显经济手段解决环境问题的独立功用。因此,不同类型的国家干预手段在我国环境法中的整合与重构显得尤为重要,并直接影响我国环境法体系及其制度内容的重大变革和调整。     

“干预论”的缺陷与经济法的定位

<正> 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法规范的存在和发展是一个现实,而经济法学的重要任务之一便是为其存在提供理论解释。中国经济法学界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近二十年的探索及讨论,并伴随着宏观经济改革及理论的演变,现在终于就经济法的定位问题及功能模式方面基本上在如下方面达成了一致: 基本上否定横向经济关系由经济法调整。 都普遍认可国家(或政府)干预应为经济法调整的共同特征。 国家对经济干预的主要目的应在于为弥补市场机制的固有缺陷。     

论国家经济职能与经济法的形成机制

市场经济自身不可克服的弊端为国家经济职能的发挥留下了空间，而国家经济职能的范围和行使方式等受国家发展道路和经济法律传统的影响，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步伐的加快，各国在坚持市场经济的前提下，对经济运行也进行着一定程度的干预，只不过干预的范围、程度和方式有所差异而己。同时，国家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干预必须在法治的框架内进行，经济法即是法治国家为规范国家行使经济职权，防止国家经济职权滥用，和干预市场经济而创设的法律制度。     

试论经济法视野中的国家干预与经济自由的关系

2008年下半年的金融海啸的影响还未消失殆尽,面对危机背后的一系列问题将是对政府和社会最严峻的考验,而此时,我们要求经济自由还是国家干预呢,从各国的所采取的措施和态度来分析,大致都是在对经济自由适度干预的前提下,对经济自由给予最优化的维护和促进,因此,经济自由和国家干预并不矛盾,只是需要规则制度来严格规定国家干预进入经济自由的程序和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法就是一部国家良性干预经济自由的法律基础。     

对“国家干预”的再认识及其意义

当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是低效率的时候，就出现了市场失灵，而市场失灵的存在通常被认为是“对集体或政府采取运行来改进资源配置的 个理由。”但自60年代以来，市场失灵学说引起了一些名经济学家的怀疑。他们向市场失灵的结论提出挑战，认为被说成“市场失灵”的许多情况都可能并正由市场力量加以矫正。从一个理想的市场与理想的政府出发来确定市场与政府的有效边界，是自由放任学说和政府干预学说共通的弱点。现实中的市场和政府都有本身不可克服的缺陷，这正如布坎南所指出的那样：要改变一种游戏或竞赛的结果，改变参加竞赛的人并不重要，而改变竞赛规则最为重要。所有这些看法在稻多方面都值得它们思考，并应结合我国国情加以吸取。     

经济人与国家干预法

在市场体制中 ,经济人既造就市场效率 ,也促成市场非效率 ,因此需要国家进行干预以使市场获得理想效率 ,而国家的干预既要激励经济人 ,又要约束经济人 ,由此使干预者陷入两难困境。为走出这一困境 ,必须基于经济人的人性特点探寻对经济人的激励路径和约束方式 ,科学的国家干预立法必须遵循理性自利主义原则     

经济法与民法视野中的干预——对民法与经济法关系及经济法体系的研究

干预是外力对某种关系或机制的一种介入。在法律中 ,并非只有经济法才体现公权的干预 ,民法也体现了公权的干预 ,只是两种干预在对象、功能、手段、广度、深度及有效干预的前提等方面有着差异 ,这些差异构成了民法与经济法的区别。文章主要探究了这两种公权干预的质的规定性 ,并在此基础上对经济法体系中几个有争议问题作了一点探讨。     

经济法之政府干预的宪政解读

宪政之于经济法的法治要求,意味着国家干预经济的一切活动都应当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国家干预经济的行为应该受到制约。经济宪政是以保障基本权利为基础、以社会本位为核心价值的宪政理念。为了实现政府干预的宪政目标,应限制行政权力,要求政府干预遵循法治化的进程,以确保宪政经济权利并接受违宪审查。     

论经济法的本质

本质作为事物内在的规定性,具有一般性、抽象性、相对的稳定性及结构上的多层次性。法的本质作为法的内在规定性,具有深刻性、隐蔽性及多层次性。它是法与其他事物内在的区分尺度。它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志,根本上决定于社会的物质条件,是主体自由的规范性保障。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法的更深层次的本质,统治阶级的意志是法的初级本质,而法成其为法的内在规定性则是法的特殊本质。界定经济法的本质要明确其路径与前提,并有效厘清学术界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种种误解。“国家干预经济之法”即为经济法的本质。     

经济法的价值理念和基本原则

目前一些关于经济法理念、价值以及基本原则的讨论,除了语言表述上的差异外,内涵上也有很大不同。笔者认为,经济法的价值并不能脱离法律价值之公平、秩序、自由的范畴,但必须具有其独特的解释;而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则应当回应和体现其对法律价值解释的意义。本文试图梳理经济法价值理念与基本原则的关系,并将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表述为:适度干预原则、公共利益原则、合理竞争原则、弱者保护原则。     

论消费者及消费者保护在经济法中的地位——“以人为本”理念与经济法主体和体系的新思考

“以人为本”理念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经济法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经济法的主体可以概括为消费者、经营者和管理者;消费者是经济法主体的核心。消费者的保护需要经济法,经济法是消费者保护的主要法律部门。我国应以消费者保护为中心,构造经济法的体系。     

现代性、经济法理念与经济法治——科学发展观语境下的解析与重塑

现代性代表着一种时代意识、理性、进步观念和反思精神,现代性运动的历史变革引起了经济法及其理念的勃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引起市场经济现代性的进一步嬗变,促使了经济法理念的张扬。在市场经济现代性追求和变革的背景下推进中国经济法治进程,就要以现代经济法理念为指导,培育民众,尤其是政府的经济法治信仰,奠定经济法治形成与发展的思想基础,提高经济法律的运用水平,促进良好的经济法治秩序的形成。     

论经济法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功能

产业结构调整可以带来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国家介入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具有推动力。＂十二五＂规划将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作为经济发展的一大目标,对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本文旨在探讨作为国家干预经济之法律依据的经济法对＂十二五＂规划产业结构调整的保障功能。     

紧急权力法及其理论的演变

紧急权力法律制度是一种内在矛盾的组合,其古代形态是古罗马专政制度和中止一般执法活动制度,近代形态主要是戒严法和围困状态法,现代则以紧急状态和紧急权力的规范形式兴盛于全球。西方的法律与紧急权力理论有例外型和规训型两类,前者主张紧急权力居于法律之外,后者主张紧急权力应受法律的充分规训。法律与紧急权力共有五种理论模式:调适、例外法、惯常、政治动员和权威专政。除惯常模式以外,其他四种模式都在中国出现过。中国现行紧急权力制度遵循政治动员、调适和例外法三种模式,未来发展是建立融合政治动员和例外法模式优点的调适模式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