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侵犯著作权犯罪之“以营利为目的”

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侵犯著作权犯罪的主观构成要件是"以营利为目的"。无论从理论还是司法实践中,这一要件都不合时宜。对于是否保留"以营利为目的",学界分成两派即"保留论"与"取消论"。然而这两派都存在不合理之处,并非侵犯著作权罪刑法规定的最佳选择,而"加重量刑情节论"则在此基础上扬长避短,可作为侵犯著作权罪刑法规定最佳选择。     

容留他人吸毒罪若干问题探究

前段时间的明星吸毒事件,让一个与吸毒密切相连的涉毒罪名迅速进入大家的视野——容留他人吸毒罪.我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四条规定：“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如此简单罪状,虽使得容留他人吸毒罪看似简单易懂,但在司法实务中,其认定疑惑较多,有待深入探究。     

论网络著作权犯罪之“以营利为目的”

进入网络时代,行为人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目的趋向多样化。在网络空间中,＂以营利为目的＂的主观构成要件严重束缚了我国《刑法》的打击范围,对未经授权作品的非法复制、再现作品的数量和速度决定了必须废止＂以营利为目的＂这一主观要件。在我国现有的《刑法》规定和犯罪构成框架下,不应拘泥于传统的营利方式,而应当根据网络营利的特有模式进行具体的认定。     

“三思”吸毒行为犯罪化

毒品是诱发犯罪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打击毒品犯罪是我国一贯政策。但是应该看到,吸毒行为和其他毒品犯罪的区别,吸毒行为本身而言是对吸食者的伤害,国家应该运用强制戒毒、或者通过其他强制措施让吸食者能重新回归社会。     

侵犯著作权犯罪中“以营利为目的”要素的规范阐释与完善方向

侵犯著作权犯罪中"以营利为目的"具有区分罪与非罪的功能,包括直接营利目的和间接营利目的。判断是否具有间接营利目的,需要进行宏观上的、整体上的考察,不能以某一个别"行为段"存在非营利性而认定整体行为不存在营利目的。商业使用盗版软件行为具有间接的营利目的。把"以营利为目的"修改为加重量刑情节既可以加大著作权刑法保护的力度,又可以实现区别对待,满足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需要,因而是"以营利为目的"要素的完善方向。     

“以营利为目的”在网络著作权案件中的刑法适用

网络著作权案件的特殊性是在网络环境下发生的侵犯著作权情形,在刑法适用领域应秉持谦抑精神,坚守罪刑法定阵地.“以营利为目的”在第217条侵犯著作权罪和第218条的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中的性质不同,前者是短缩的二行为犯,后者是断绝的结果犯.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分析,论证了只有在侵犯著作权罪案件中,间接故意的认定与目的犯并不矛盾;“以营利为目的”包括直接营利和间接营利,但仅限于积极获利的情形,消极利益的获得如商业使用盗版软件的行为尚不能用现行刑法规制.销售侵权复制品的情形无需特殊举证,销售本身即可反制“营利目的”.     

关于伪证罪犯罪目的的一点思考

我国《刑法》第305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我认为伪证罪的犯罪目的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可以分为法定目的和非法定目的,认定构成伪证罪应仅限于妨碍刑法的行为．因此我国刑法关于伪证罪的法条有待修正和完善。     

应确立常见犯罪的量刑规则——以许霆案为视角

2006年4月21日晚10时，许霆带着内有175元的工资卡到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某银行ATM取款机上取款。取出1000元后，他惊讶地发现银行卡账户里只被扣了1元，狂喜之下，许霆连续取款5．4万元。当晚，许霆回到住处，将此事告诉了同事郭安山。两人随即再次前往取款，之后反复操作多次。后经警方查实，许霆先后取款171笔，合计17．5万元；郭安山取款1．8万元。事后，二人携款潜逃。     

贩卖毒品罪量刑应注意的几个法律问题

近年来,毒品犯罪愈演愈烈,且呈现出新形式和新特点,其中尤以贩卖毒品罪为主。贩卖毒品罪是指违反毒品管理法规、有偿转让毒     

毒品犯罪中“以贩卖为目的而非法收买”的具体判断

本文案例启示:对毒品犯罪中"以贩卖为目的"的判断要摆脱传统的"供有则有、供无则无"的口供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坚持从客观到主观、从物证书证到言词证据的逻辑对证据进行审查,以查证属实的"非法购买"这一基础事实和毒品的数量、贩卖所用工具等相关证据推定行为人"贩卖目的"的存在。在行为人没有明确的证据或证据线索对推定事实构成合理怀疑时,可以认定其具有"贩卖目的",进而构成贩卖毒品罪。     

未成年人犯罪量刑的基本问题——以“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贯彻为中心

目前,未成年人犯罪已经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在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刑罚适用方面,如何针对其生理和心理特点进行定罪量刑,一直是司法实务界所思考的问题,如量刑坚持什么原则,在无期徒刑、缓刑的适用方面有何特殊要求,如何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等等。在此,本刊特组织"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问题研究"专题,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罚的相关问题展开探讨与交流。     

《北京公约》中的“非法运输危险物品”犯罪分析

“非法运输危险物品”犯罪是《北京公约》制定过程中最具争议的议题，主要问题集中在是否超越了“民用航空安全”的限度、是否与其他公约类似规定保持统一以及是否明确了行为人的“知情条件”三个方面。与此同时，这一类罪名涉及到与国内刑法衔接的问题。我国《刑法》规定的罪名基本能涵盖公约中非法运输危险物质的犯罪种类。但是，当前《刑法》一方面缺乏对“核材料”等概念的明确界定，另一方面“危险物质”种类与公约存在一定差异——难以涵盖生产特殊裂变物质的设备、材料或生化核武器的重要设备等物品，因此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刑法》的具体规定。     

论美国“文化遗产犯罪量刑准则”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文化遗产犯罪量刑准则＂是在美国＂1987年量刑准则＂基础上制定、专门针对文化遗产犯罪的刑事处罚制度。＂文化遗产犯罪量刑准则＂以确定性的量刑方法为指导,实施量刑等级制度。其主要特色在于确定了若干加重量刑的标准,较以往的美国有关文化遗产犯罪的法律在量刑上更为确定和严厉。借鉴美国＂文化遗产犯罪量刑准则＂,克服我国文化遗产犯罪的刑事处罚制度中存在的保护范围不太广、量刑情节不具体等缺陷,无疑有利于加强我国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     

营利型挪用公款罪中“但书”适用的思考

一、基本案情被告人王某某在担任某某镇某某村会计期间,协助该镇政府发放高速自用补偿款,为赚取代办费,于2011年8月27日、28日,两次挪用公款共计人民币534941元,并存于市农村信用社。案发前,赃款已返还。王某某将存入银行利息68.26元据为己有,未返还。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某某利用职务之便,将自己经管的公款挪用进行营利活动,其行为已构成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     

非财产性利益纳入贿赂犯罪对象的法律分析

在现阶段,贿赂已由原有的“财物”形式增加了其他两种新形式,即非财产性利益和财产性利益.随着司法实践的深入发展,我国《刑法》在“财物”之外,已逐渐将财产性利益认定为贿赂形式,但是,对于非财产性利益,法律却仍没有任何规制.本文主要介绍了相关理论争议,并分析了非财产性利益纳入贿赂犯罪对象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犯罪概念与犯罪客体之功能辨析 以司法客观过程为视角的分析

<正>犯罪概念是指对"犯罪"一词之定义。根据我国刑法第13条之规定,通常将其定义为:犯罪是危害社会、触犯刑律并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概言之,犯罪具有三性:即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处罚性。而犯罪客体则是属于犯罪构成的四要件之一,通常定义为:是指刑     

犯罪既遂标准新论——以刑法目的为视角的剖析

我国刑法学界关于犯罪既遂标准的三种代表性学说———“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犯罪目的实现说”和“犯罪结果发生说”,均存在就事论事的倾向,未能从刑法目的这一根本出发点提出并论证标准问题。犯罪的本质为侵犯合法权益,刑法的目的则是保护合法权益。因此,犯罪既遂理应以“犯罪行为给刑法所保护的合法权益造成实害”为根本标准。唯此,才能有效地维护既有刑法理论的统一性与完整性,同时也给刑事司法提供一种具有高度可操作性的辨析思路。     

社会危害性的差异与归宿——以不同犯罪论体系为视角

随着学术的发展与法治进程的进步,国内外刑法学界对社会危害性这一概念的态度总是存在这样那样的诘难。在不同的犯罪论体系下,对社会危害性概念的认识存在差异。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包括:犯罪构成方面、认定犯罪路径方面等。无论是哪一种犯罪构成体系,都不能否认社会危害性的重要作用,已是一种不争事实。关键在于怎么区分社会危害性,将其纳入构成要件中,进而将其机能能合理彰显,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刑法增设新罪的适度性分析——以危险驾驶、恶意欠薪入罪为例

<正>刑法介入社会生活的深度、广度和力度亦即刑法的介入度问题,一直是理论和实务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早在1997年刑法修订之前,我国学者针对我国刑法沿着犯罪化及重刑化趋势作单轨运行的状况,主张刑法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不应过度,否则就是刑法的滥用,不仅造成刑法资源的浪费,也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