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政府:政策、特征与概念

近四十年来中国政府运用现代计算技术的发展过程可以根据重要政策节点划分为三个政策阶段:“政府信息化”阶段、“电子政务”阶段和“数字政府”阶段。与电子政务相比,中国数字政府建设在核心目标上立足于推进治理现代化,在顶层设计上依循数据范式,在政策上将“对数据的治理”也纳入议题范围,在业务架构上日益趋向于平台化模式,在技术基础上正在向智能化升级。基于此,数字政府的概念可以被重新界定为:在技术层面即政府基于数字技术以更有效率的方式分配信息,在组织层面即政府基于数字基础设施的赋能、协同与重构。正在发展中的数字政府表现出与过去所不同的重要特征,并由此带来政府作为一种组织的持续创新与转型,从而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革命。     

“数字法治政府”:概念认知、机理阐释、路径塑造与机制构建

“数字法治政府”作为数字政府和法治政府的统合概念,并非是数字政府与法治政府概念的简单相加,其具有“1+1>2”的双向重塑、互动融合与协同改造效应,是数字政府法治化与法治政府数字化的辩证统一。“数字法治政府”建设面临数字政府与法治政府双重叙事逻辑的耦合困境,具体表现在数字政府的法律因应迟滞、权力风险扩张、行政伦理消解、“技术—制度”失衡、职责体系紊乱等方面。“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核心难题在于如何调适数字政府/法治政府的“技术—制度—价值”张力。为此,“数字法治政府”的关键任务是切实加强信息权力结构再造的法治因应、准确把握“技术—制度”的辩证互动关系、积极防范数字技术对法治政府的侵蚀和解构、充分保障数字政府社会回应性与责任性的协调。其突破路径在于确保数字治理面向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数字权力融入数字法治政府建设、行政效能嵌入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当前,需要推进“数字法治政府”的系统框架塑造和基础机制构建,包括信息平台设施、权力监督制度、数字财政体系、绩效评估机制等的构建。     

整体性治理与生态型政府运行机制的构建 ——基于“生态长兴”实践的思考

中国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决定了政府角色转型、政府管理及运行机制的创新,是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浙江省长兴县在大力推进“生态长兴”建设的过程中,将资源整合和机制创新贯穿于生态治理的全过程,其重在协作、整合的运行机制在指导思想上同当代西方的“整体政府”及“整体性治理”的改革思路不谋而合,为探索同生态文明建设相适应的“生态型政府”及其运行机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协同治理路径研究——基于协同政府理论视角

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频发,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被提上重要议事日程。目前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面临监管缺位、监管越位、监管错位等现实困境。文章引入协同政府理论重新审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存在的问题。协同政府理论主张摒弃碎片化结构、实现无缝隙监管,整合组织功能、实现监管流程再造,突破一元治理困境、实现监管跨界协作,该理论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实践具有适用性。文章借鉴协同政府理论分析框架,从目标整合、组织整合、信息整合和文化整合四个维度构建农品质量安全监管协同治理路径。     

对政府与公民网络互动的思考——以福州市政府电子政务为例

电子政务给政府和公民创造了一种新的技术环境，使政府在这种技术环境中可以更便捷地与社会各种组织和群体进行沟通，接受社会监督，对他们诉求做出回应，并在更广的领域里为社会提供政府的服务。福州市政府在推进数字福州的建设中，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和电子手段，构建集信息公开、政策发布、舆论引导、民意诉求、公开办事和绩效评估等为一体的“网上政府”，在实现政府与公民的良性互动中推进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中国省级数字政府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

近年来，中国地方政府陆续开展了数字政府建设实践，但各地数字政府发展水平却呈现显著差异。以中国大陆31个省级政府为研究对象，基于TOE理论框架，从技术、组织与环境三个维度对数字政府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省级数字政府发展水平受多元复杂因素影响。除财政资源供给的影响不显著外，技术管理水平、信息基础设施、领导注意力、府际竞争、公众需求均与数字政府发展水平呈显著正相关。此外，经济发展、区域位置等因素对数字政府发展水平的影响并不明显。在实践上有助于深化对地方数字政府发展水平影响因素的认识，也为地方数字政府建设提供政策启示。     

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异化与公务员精神的弘扬

服务型政府作为官僚制组织的替代物,同官僚制组织一样陷入了目标替代的怪圈,只有弘扬公务员“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求真务实、开拓创新、顾全大局、团结协作、恪尽职守、廉洁奉公”的精神,才能真正实现公益、务实、高效、廉洁的服务型政府。     

地方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运行的现实审视与优化路径

国家数据局成立后,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成为当前推进数字治理制度建设和公共组织数字化改革的新焦点。通过对地方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运行情况的调查发现,在组织结构方面,地方政府选择成立依托权威的层级制协同组织,形成包括战略领导层、协调管理层和业务执行层等三级政府首席数据官体系,并配合设立团队式、专家型等组织模式;在职能配置方面,政府首席数据官通常具备“治数”“统数”“用数”“监数”等四项核心职能,扮演数据战略领导者、数据资产运营者、数据开发赋能者、数据安全监管者等数字治理角色;在任职特征方面,现任的政府首席数据官学历水平与年龄分布较为合理,不过具备与数字化相关的学科背景与履职经历的领导干部数量占比不高。当前,地方政府依托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建设,通过建立协同机制,尝试解决“数字烟囱”等数字治理组织困境;通过明晰职责分工,尝试破解“群龙无首”等数字治理责任困境;配合数据行政管理机构改革,尝试打破“权威缺漏”等数字治理能力困境,制度效能初显。然而,制度运行中仍存在诸如政府首席数据官领导权威不足、权责边界待明晰,治理环节前重后轻、工作场景待拓展,技术型领导稀缺、人才储备待提高等问题。基于此,按照“结构—...     

中国数字政府建设的理论框架、研究议题与未来展望

数字政府建设受到持续关注,但如何理解和建设数字政府还缺乏共识。中国数字政府建设需要关注数字政府的概念化和建设水平评估、组织间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政商关系与数字政府共建、数字政府建设水平的影响因素、数字政府的用户使用和合供五大关键问题。绩效评估、数据共享、政企共建、影响因素和用户使用,是未来数字政府研究需要关注的主要方向和研究路径。围绕共建、共享、共用、共治的建设目标,全面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组织理论、技术执行理论、协同治理理论等有助于加深对数字政府建设的理解和解释。基于行为科学和循证决策视角的研究,可为加快数字政府建设提供更加科学可行的政策建议。     

电子政务与政府协同管理模式的发展

电子政务的出现,冲击了层级节制的集权体系,调整了政府部门边界,增强了政府部门的协作,改变了政府管理主体的构成。电子政务催生了协同管理模式,其主要内容包括政府内部纵向分权协同管理、政府部门横向整合协同管理和政府与其他管理主体协同管理。     

构建数字营商环境的内在逻辑及实现路径研究——以江西为例

数字营商环境建设是当前数字经济时代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堵点卡点的重要方面,也是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的重要途径。构建数字营商环境的内在逻辑主要体现在技术驱动、组织变革、社会生态三个层面。实践中,构建数字营商环境面临诸多困境,如数字政府“技术官僚”倾向、增加企业“数字负担”、有关制度体系滞后等问题。基于江西建设数字营商环境的经验做法,需要从多元共治理念、数字政府以及治理体系建设三个方面入手加快构建数字营商环境。     

论中国法治政府理论的逻辑理路

法治政府理论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核心篇章,是一种具有时代性、实践性和创新性的理论,直接作用于法治政府建设的实践。从理论逻辑来看,法治职能是政府各项职能的立足点。在中国,法治政府理论经历了从“法制政府”到“法治政府”的深刻转型过程,这种变化也统一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特点与改革需要。从历史逻辑上看,法治政府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府建设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法治从一种政府治理的工具式手段转变为今天渗透国家治理各部分的自觉选择。从现实逻辑上看,法治政府建设是新时代建设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主体工程,以坚持党的领导作为根本保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价值立场,依法行政是其核心命题,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是当前的紧迫任务。     

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动态演化：寻求技术与制度的协同调适

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政府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以“八八战略”实施以来的浙江政府数字化转型实践为考察对象，依据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目标和效果的不同，可以总结出治理信息数字化—政务流程数字化—运行形态数字化的纵向动态演化链。建构“技术—制度”协同调适的分析进路，发现在政府数字化转型的不同演化阶段，呈现出“技术嵌入—制度吸纳”的互嵌逻辑、“技术驱动—制度规范”的融合逻辑和“技术变革—制度重塑”的共生逻辑。面向未来，进一步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应避免陷入过度依赖技术的泥淖，注重发挥数字技术与制度机制的协同创新作用。     

地方政府在产业集群发展中的职能定位及应注意的问题

产业集群已成为当今世界一种新型产业组织形式,不同地区可以通过产业集群的培育和持续发展来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由于存在着“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产业集群发展不能仅靠市场和政府单方面发挥作用,应该是双方共同发挥作用。政府作为制度的提供者,可以通过培育市场,完善市场经济秩序,创造产业集群发展的良好制度环境,利用可支配的要素资源促进地方协作网络的形成,从而增强产业集群的整体优势。     

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价值取向

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明确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强调要以“公共服务”作为政府职责体系整合的核心内容。这表明，未来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建设“服务型政府”。建设服务型政府，意味着政府必须以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己任，意味着政府权力进一步规范，     

数字技术驱动科层组织领域化运作的逻辑——基于浙江“基层治理四平台”的案例分析北大核心

数字技术驱动下科层组织如何运作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基于浙江“基层治理四平台”的案例,研究提出“领域化运作”的概念阐释数字政府运作逻辑的倾向,即数字技术驱动下科层组织愈来愈按照模块化或系统化的思维构建决策与行动的策略和方式,以强化对现实问题的整体性回应,表现为行动模式由条条分割到块块融合、组织关系由线性联系到交互网络、功能价值由追求部门绩效到整体效能等。“领域化运作”倾向是对传统科层组织部门化运作的超越,有助于增强对复杂社会问题的回应,但也面临着科层体制惯性、数字技术应用以及技术简约与现实复杂之间张力的束缚。领域化运作逻辑拓展了数字政府治理的研究视角,为理解数字技术驱动下科层组织变革提供了新的解释框架。     

论数字政府的“大问题”:理论辨析、逻辑建构和践行路向

数字政府建设是当下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的主线。"大问题"研究为数字政府助力提升治理效能提供了全新的观瞻视角,宏观维度上要强化与国家治理的紧密耦合,中观维度上要厘清与平台政府的关联,微观维度上要精准洞察撬动政府职能转变的"小切口"。由此,可基于历史观、现实观和未来观分别从工具逻辑、价值逻辑和治理逻辑三个测度刻画数字政府建设的脉络理路。未来的数字政府需谋划宏观方略与微观实操深度融合的顶层框架和行进方略。这种"因何、依何、如何"的建构逻辑为后续数字政府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提供了可以因循的理论观照和框架结构。     

“十二五”时期的政府角色新定位

“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会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行政生态环境将会发生重大变化,政府治理将会面临新的时代挑战。所以,政府在公共治理中需要对自己的角色重新定位：由“财富创造者”向“环境提供者”转变,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治理型政府”转型,由“官本位”向“民本位”回归。实现政府角色新定位,就是要建设服务型政府,要通过“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的行政改革明确政府职能定位,通过大部制推进机构整合改革政府机构,通过完善行政管理制度调整政府行为。     

超越“有为—无为”:对服务型政府的历史审视

学界所探讨的“有为论“和“无为论“无疑成为了关于政府行为逻辑的一种解释构架,而当下的政府管理理论要求超越二者选其一的简单讨论。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公共行政呈现出公共性价值不断凸显的过程,而正是基于追求共同的公共利益的价值理性,才能使政府超越以往对于“有为“与“无为“的工具层面的过分争论,进入到符合时势变化和改革需求的新的论域。面向后工业社会的协作治理模式,过去“中心—边缘“式的社会治理结构将被多元网络治理结构所取代。而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将努力化解过去传统行政理论中“有为论“与“无为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使政府与其他多元主体基于对公共利益的共同关切,在合作理性下达成民主的政治认同,共同解决所面临的公共问题。服务型政府因而是“有为“的诚信的法治政府,同时又是“无为“的有限的责任政府。     

全球化背景下政府规制的定位与控制——经济学和法学的二维分析

经济全球化导致微观经济活动的外部性、“公共产品缺失”和“公平缺失现象”的国际化,使政府规制的定位、方案的选择和实施路径都发生了重大改变,同时对政府规制失灵的补救和政府规制权力的有效控制方式也具有了新特点。作者以法学理念作为价值尺度,以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作为论证工具,提出了全球化背景下转型政府的政府规制模式定位和控制的理论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