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信用体系建设的农村社会治理创新——山东省荣成市的实践探索与启示

农村基层党组织弱化、民心涣散、风气不正等问题,成为当前基层社会治理的一大难题。山东省荣成市通过“机构、政策、氛围”三位一体、“村居、干部、村民”三位一体、“信息采集、考核、公示”三位一体、“奖励守信、惩戒失信、信用修复”三位一体、“信用+工作、信用+奖励、信用+服务”三位一体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找到了提高群众道德水平、增强村居凝聚力、提升农村社会治理水平的有效抓手,其经验有较强的示范作用。     

“三治融合”:重塑当代中国基层社会与基层治理

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是我国新时代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方向,应当放在重塑当代中国基层社会与基层治理这一重大历史任务中全面理解。新征程新挑战要求我们以更加成熟的治理体系和更加高超的治理能力推动基层治理不断展现新面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夯实基层社会基础、重塑基层社会形态。一方面,“三治融合”有助于实现多元共治、充满活力、稳定有序的基层社会重塑目标,有助于妥善处理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六个基本矛盾;另一方面,“三治融合”本身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基层社会治理框架。同时,面向未来的“三治融合”建设也指向重塑基层社会的十大议程。本文基于浙江省桐乡市的“三治融合”建设实践,讨论为什么重塑基层社会是可行的,以及重塑中国基层社会的具体路径和未来议程。     

“数治”新范式下的城乡基层协同治理：问题与对策

探索“数治”新范式下城乡基层协同治理对于国家层面的社会治理意义重大。当前城乡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着治理机制不顺、治理主体单一、治理平台混乱及制度保障不力等治理难题。随着全域“数治”的发展,城乡基层治理的现代化发展必须借助“数治”新范式,从多层级协同架构“数治”新范式下的城乡基层治理体制、多元化协同重建“数治”新范式下的城乡基层治理主体、多数据协同搭建“数治”新范式下的城乡基层治理平台、多制度协同打造“数治”新范式下的城乡基层治理保障、多指标协同构建“数治”新范式下的城乡基层治理考核体系,从而实现以数治化撬动城乡基层协同治理创新和治理能力再造。     

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关键与路径

在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实践中,基层政府是实现党的领导的“形象”政府,是实现人民民主的“平台”政府,是实现依法治国方略的“终端”政府,是实现全民守法的“窗口”政府,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焦点”政府。实现基层治理法治化,改革现存的党政一体、以党代政的传统治理体系是其关键环节,需要从治理理念、加强法制、强化监督、理顺机制等多方面综合治理。     

提升工作质量夯实基层治理组织保障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领导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性保障,组织强则基层稳,基层稳则国家兴。组织部门作为党委职能部门,应巩固提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效,将制度建设贯穿于组织工作的全过程,使组织、干部、人才“三驾马车”齐头并进,推动组织工作提质增效,把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基层社会治理注入持久动能。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之魂

南广阳城村党支部从自身实际出发,探索出了一条有效的方法和路径,使得党建引领不再是一个贴在墙上、挂在嘴上、写在纸上的抽象概念,而是转化成为实实在在的组织动员力、群众感召力和制度执行力。党建引领是中国基层治理的最大优势中国基层治理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党领导的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和根基。中国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有着自己独特的运行方式,它“特”就“特”在是党领导下的基层社会治理,这是其他国家所不具有的独特优势。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法治基因与治理创新

新时代“枫桥经验”既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方法论创新,也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基层治理中的生动实践。新时代“枫桥经验”应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依托现代信息技术,绘就“四治融合”的新治理图景,实现基层社会共同富裕,形成基层党组织和基层国家机关依宪治理、依法治理的基层治理样态。创新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既是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基层治理故事的重要途径,也为构建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城市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青城路径”

强化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有利于提升党的城市工作水平,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近年来,我区各地结合市域实际积极创新实践,摸索出一系列“党建+”社会治理的模式。比如,呼和浩特市坚持各领域统筹、多方面联动、全区域推进,积极推动城市基层各领域党建融合、资源共享,全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为我们探索了城市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青城路径”。     

探索中国县乡社会现代转型的新成果——读《县乡中国：县域治理现代化》

<正>县域治理自古以来便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郡县制”作为国家行政体系和社会治理结构的基本范式，以一体化权力的直接统治塑造了中国人民普遍的政治大一统意识，对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和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的形成有重要作用。时至今日，如何诠释与建构以县乡为核心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不仅是新时代发展和完善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理论需要，也是回应和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需要。     

第十三师新星市基层治理中创新“五治融合”实践研究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社会治理的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理顺基层社会治理中“多中心治理”与“再中心化”的关系，激活基层社会治理各方活力，发挥多元资源优势，需要以“五治融合”为牵引，守牢政治引领制高点，抓细法治保障关键点，夯实自治基础立足点，选准德治先导结合点，撬动智治支撑创新点，以“五治”促“共治”，打造出具有兵团特色的市域社会治理体系，进一步有效提升职工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本研究立足兵团第十三师新星市依托网格化服务管理，紧盯基层工作中的堵点、痛点，由下而上“破”难点，将“五治融合”的成功经验与当前基层治理工作相结合，让基层社会基础更加牢固，创造既充满活力又安定和谐的良好社会环境。     

基层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研究

基层党组织是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基层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可以把基层党建工作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将基层党建与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有机结合,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问渠哪得清如许——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长胜街道龙泉村乡村治理纪实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润儿在自治区党委十二届十次全会上指出:“只有把治理体系延伸到基层,把治理重点落实到基层,把治理资源下沉到基层,把治理能力体现到基层,解决好治理‘最后一公里’问题,国家治理体系才会更加完善,国家治理能力才能有效提升。”基层治理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龙泉村的基层治理走在了前列。     

破解乡镇监督之困的探索

乡镇是党和国家治理的“最末端”,其有效治理事关老百姓切身利益,事关乡村振兴,也事关基层治理的现代化。但因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人社会性质使得其监督存在种种困难。近年来,遂宁市纪委监委落实中央和省委“大抓基层”实践要求,紧盯乡镇熟人社会监督难题,创新探索,通过锻造基层监督“廉立方”,逐步形成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立体式监督体系,有力有效破解了熟人社会监督难问题。     

诚信文化赋能社会治理现代化

诚信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我国有很深的文化根基。加强诚信文化建设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环节,是提高社会治理效能的现实路径之一。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共建的主体力量是治理共同体,共治的重心在于基层治理,共享的对象是人民创造的实体和智力成果。新时代背景下,传统诚信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形成、社会治理的重心向基层下移、社会治理成果的共享具有促进作用,有助于探索社会治理新范式。     

新时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内在机理、价值旨向和实践向度

中国独特的政治制度模式、文化底蕴和现代化发展实践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社会治理的领导核心地位。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加强基层党建、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制度安排，彰显了人民本位、公平正义、社会善治的价值旨向。新时代实现治理现代化要以党建引领“社会化”提高基层社会治理共治能力，以党建引领“法治化”提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保障，以党建引领“智能化”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科技赋能，以党建引领“专业化”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精准施治。     

盘活基层社会治理“一盘棋”

<正>打造920个“红色网格”、推动成立“红色物业”、大力弘扬“红色文化”、开展“红色商圈”创建……近年来，大连市沙河口区以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党建引领有效激活基层社会治理“一盘棋”，全区基层治理水平大幅提升，居民群众纷纷点赞。     

首都基层治理改革的实践逻辑

抓基层、强基础、成体系是首都基层治理和健康发展的长远之计和固本之举。围绕加强党建引领,提高政府治理的整体性、强化居民主体地位、完善社区治理“三驾”马车架构,加强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让基层的每一个社会细胞都活跃起来,提高基层自主更新和自我发展能力,构建符合首都特点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从传统“双轨政治”走向耦合性治理：“龙山经验”的内涵、逻辑与突破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龙山经验”创新和发展了新时代的“枫桥经验”，通过不断探索新的治理模式，提高了市域社会治理能力。以基层治理的“龙山经验”为研究样本，考察基层治理嬗变的客观背景与现实动因，剖析“龙山经验”从双轨走向耦合的发展逻辑，进而探索“龙山经验”在实践中取得的质性突破，形成了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的耦合、法治理念与基层治理的耦合、机关部门与镇（街道、区）的职能耦合等一系列耦合性治理模式，以适应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需要，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治理容限：基层治理创新的微观机制分析——基于乡村治理变迁的视角

基层治理创新何以产生以及基层治理制度、规则、结构为何在不断变化,要回答这些问题,除了要考量环境因素,也要考量“治理创新”的技术本体。基于乡村治理变迁,以“治理技术”的微观视角提出“治理容限”这一概念,并从时空向度和效用向度构建起一个分析框架。从乡村治理变迁历程来看,任何治理技术在内生性因素、外部性因素与行动者因素影响下都会面临治理超限困境,而治理技术的自我优化与重新建构将是化解治理超限困境的有效方式。理解“治理容限”能够为一些地方过热的治理创新冲动提供“冷”思考,在基层治理改革与创新过程中,追求“良好匹配”比追求“最佳实践”更重要,也只有形成与当下的基层社会“良好匹配”的治理技术,才能使基层治理现代化更加可行。     

坚持以加强基层党的建设为引领 完善基层治理体系 提高基层治理能力

治国安邦,重在基础;管党兴党,重在基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宁夏时指出:“要着眼规范和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增强基层治理能力,以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带动其他各类组织配套建设,促进基层治理组织体系更加严密、责任体系更加清晰、服务体系更加高效、保障体系更加有力,全面提高基层政权建设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