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规制中的信息沟通及其制度建构

风险社会中,信息沟通作为规制工具具有独特的比较优势,但我国目前风险规制实践中对信息沟通工具的应用及相关研究才刚刚起步。风险信息沟通工具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有必要发展出一套体系化的制度机制,帮助规制机构有效运用信息沟通工具,通过提供、传达信息而达成所追求的规制目标。     

风险规制研究:构建社会风险治理的知识体系

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风险规制是人类应对社会风险的必然选择和现实诉求。20世纪80年代以来,风险规制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初步形成了社会风险治理的知识基础,提高了人们对于风险防控的理解水平。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风险规制研究对于我们提升风险治理能力大有裨益,因为面对不确定的社会风险,建立以政府为主体的风险规制体系已是势所必然的选择。但是风险规制研究也存在侧重于个案描述及其成效分析,不能提供社会风险治理整体知识图景的内在局限。未来应加强跨学科的整合研究,着力于共性问题的探讨,建构社会风险治理的知识体系。     

巨灾之年的政府应对与政策调整——2008年中国自然灾害救援政策分析

2008年是中国自然灾害极为严重的一年,包括年初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5.12汶川8.0级特大地震灾害,中国政府在应对巨灾过程中充分运用已经形成的灾害救援机制,又进行了多方面自然灾害救援政策和体制性创新,取得灾害救援的巨大胜利。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防范应对重大灾害风险的历史经验与理论阐释

抵御自然灾害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永恒课题，重大自然灾害防治与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人民幸福息息相关。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是一部与自然灾害斗争并不断成长壮大的历史，呈现历经风雨却始终充满活力的面貌。基于历史性、整体性视角，从组织理论的维度构建“四位一体”的分析框架，从“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核心理念”“敢于斗争的风险自觉”“高效权威组织领导”“灵敏应变的能力建设”等四个维度系统分析党成功防范各个时期重大灾害风险实践的理论逻辑。在此基础上展望防范应对重大灾害风险的前景，推动灾害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为第二个百年新征程提供坚实保障。     

城市公共物品韧性治理:学理因由、进展经验及推进方略

城市公共物品韧性治理是有效抵抗风险扰动、快速恢复均衡状态、灵活适应变化压力的重要工具手段,基本模式包括PDCA环的通用模型、技术与社会双重融合、多元参与社会共治、信息综合管理平台、全空间尺度防御等。韧性城市规划理论、灾害治理理论、风险脆弱性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组织学习理论、经济地理学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城市公共物品韧性治理提供了学理依据。我国城市公共物品韧性治理的进展及典型经验与做法,为推进城市公共物品韧性治理积累了实践经验借鉴。推进我国城市公共物品韧性治理的总体目标是以公共物品风险驱动力为导向,以减弱风险易损性和提升风险发生时的自适应性为中心,以韧性治理效能为标准,实现城市公共物品韧性治理的多元化、协同化、制度化、模块化、网络化与智能化,建立多尺度、跨学科、包容性的城市公共物品韧性治理体系,宜从范围方式、过程治理、主体结构、法律规制、监督及能力等四个方面提出推进方略。     

基层公务员技术增负感的生成机制研究——基于技术与组织互构理论

信息技术在基层治理应用中展现出了减负提效与增负加压的“两幅面孔”。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基层技术治理衍生的增负效应值得关注。为探究基层公务员技术增负感的生成机制，本研究以技术与组织互构论为视角，从行动者、技术和组织三个层面提出技术接受度、个体信息技术能力、技术应用失当、体制性压力四个影响因素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假设。通过对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1051名乡镇级公务员的问卷调查，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得出结论：技术接受度、个体信息技术能力对技术增负感生成具有负向直接影响，技术应用失当和体制性压力具有正向直接影响，体制性压力与技术接受度通过技术应用失当和个体信息技术能力还发挥着间接影响。基于此，本研究提出“技术-行动者-组织”互动机制及技术增负感三阶段生成模型，其理论价值在于增进对行动者在互构过程中作用及角色认识，其实践启示在于发现技术嵌入、个体增能、应用适度和制度重塑四条纠偏路径。     

利益集团、行政性垄断与规制改革

我国垄断产业规制改革滞后的体制性根源在于行政性垄断.我国垄断产业规制改革属于典型的强制性变迁,但受行政性垄断下的不同利益集团影响,规制体制变迁与行政性垄断下利益集团有着直接的关系.行政性垄断带来了社会福利损失,并且强化了利益集团为各自利益的博弈行为,破除行政性垄断是根除垄断产业规制体制中存在若干问题和规制改革得以深化的基础.     

论政府规制失范及其程序规范机制

规制机构在纠正市场失灵的过程中,由于规制环境的复杂性、多元利益博弈及其规制机构组织要素的失衡等原因导致规制失范。在治理规制行为失范的过程中,包括听证、信息公开、规制回避等在内的程序性制度可从规制行为的步骤、方式、时限和次序角度有效地监督和规范规制行为,对纠正规制失范发挥重要的作用。     

迈向第三方风险规制：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功能转型与制度完善

传统强制责任保险偏重事后救济,风险规制功能有限。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创造性地引入第三方规制模式,实现了从事后救济为主到风险规制为主的功能转变,为强制责任保险的转型提供了新思路。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在实际运行中,可能面临定位难以把握、投保企业消极响应、专业服务机构道德风险升高、责任分担机制不明等问题,导致其对公共风险的第三方规制效果受限。对此,应当完善风险等级评估和费率浮动机制,建立“保险机构—投保企业”双向激励机制,完善专业服务机构选择和监管机制,完善责任分配机制。在此基础上,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成功经验有望为其他强制责任保险的转型提供借鉴。     

基于SCP框架的黑龙江省林产工业产业规制研究

规制理论研究在21世纪逐渐成为理论界的热点话题.从规制理论入手,在对黑龙江省林产工业规制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基于产业组织理论的SCP(结构—行为—绩效)框架对林产工业产业组织进行分析,综合运用放松规制和强化规制,为林产工业产业组织的合理化,提出以资源保障优化规制、市场结构优化规制、企业行为优化规制、市场缋效优化规制、政府规制框架优化等时策和建议.     

社会组织参与冲突管理的功能与可行性分析——基于与公共行政组织的比较视角

社会组织和公共行政组织具有不同的特点,其在公共冲突的治理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方式和特点,具有功能互补性。针对于公共行政组织在公共冲突治理过程中所面临的自上而下的体制性压力、冲突治理负担过重、体制性迟钝、行政化色彩过强、中立性较差、被动反应式的管理模式等欠缺,社会组织借助于利益整合和利益表达、冲突中的信息沟通和传递、创造建设性地冲突解决方案等公共冲突参与方式来实现其推动公共冲突化解的功能,在冲突的预防以及公共冲突的化解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在以政府主导为主、以冲突平息为目的的冲突处置途径向强调社会组织多元参与、致力于冲突深度解决的冲突化解途径转变的时代背景下,社会组织也拥有了越来越多参与公共冲突治理的空间。     

社会危害行为的经济法规制——制度规则、权力配置与规制工具

如何有效规制社会危害行为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社会危害行为具有受害主体的不确定性、客体的动态性、损害的不确定性、绵续性、难以恢复性、损害与收益的严重失衡性等特性,其与经济法的契合点在于"风险社会与公共秩序",应是经济法的主要规制对象。主体在风险行为的知识或信息上的差异、是否具备支付损害赔偿的能力、面对损害赔偿诉讼的几率、行政费用的高低等四个因素决定着经济法对社会危害行为应以事前直接规制为主导、事后责任规则为辅助。基于法不完备理论,为有效遏制社会危害行为,经济法应赋予规制机构准立法权、执法权与准司法权,并在规制过程中进行规制影响评价。     

风险社会中网络服务商间接侵权责任初探——以著作权为研究视角

网络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信息交换的极度便捷和高效，随之也带来网络服务商著作权间接侵权行为的普遍化，应证了乌尔里希·贝克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笔者分析了传统侵权法理论规制的缺陷，并运用风险社会的理论提出了对网络服务商间接侵权行为进行规制的制度设计。     

推进与响应:1949-1978政策执行模式研究

高度动员与控制的同心圆式组织网络的形成为推进响应式政策执行模式提供了组织基础。改革开放以前的政策执行具有自上而下推进,自下而上的响应、压力层层叠加、被组织性以及以动员与运动为其动力来源等特点。这种特点的形成既有体制性原因,也和模式自身固有的不足相关。这种模式不仅会放大政策本身的错误,而且影响了政策执行的理性社会建构过程,并不利于政策执行的自组织,从而最终不利于政策在执行环节的自我校正。     

威尔逊的规制政治理论述评

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詹姆斯.威尔逊对经济学界的规制理论,尤其是对规制俘虏理论的普适性提出了质疑。为了弥补经济理论的不足,威尔逊以规制成本与收益的分布为主要依据,将规制政治分为四种类型,并提出了影响规制过程的内外变量。威尔逊认为,在规制研究中经济利益和理念都是不可或缺的变量,因为它们都会直接影响规制政策的形成。威尔逊的规制政治理论为解释多种规制政策的形成提供了有效的分析工具,但其理论中的制度制约等部分内容有待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交媒体与灾害治理——兼论国际案例

灾害治理正迈向人工智能新时代,人类智能、机器智能与人工智能是灾害信息处理的三个发展阶段,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交媒体与灾害治理研究视角主要有"人工智能有效论""灾害响应新系统论""智能提取信息论""智能检查监控论""辅助决策支持论"等,这一理论模型分为技术、开源、分类、位置与数据等五个基本维度。人工智能机器学习能自动从社交媒体大数据中提取有用信息,同时能有效识别灾民、估计其实际位置及评估灾后讨论主题等。人工智能还可以有效处理偏远地区社交媒体灾害信息,同时具有准确解释离线社区灾害信息能力,为不同群体在偏远虚拟社区提供灾害学习和决策平台。虽然人工智能也可能具有关键字错误搜索、测试与评估等潜在风险,尤其可能忽视弱势群体,但毋庸置疑,它正促使灾害治理经历一系列创新活动,为其变革提供了重要动力。     

我国灾害经济学研究的发展

我国是世界上多灾重灾的国家之一，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出现，今年的特大洪水将同１９５４年长江全流域大洪水、１９７６年唐山大地震一起留在人们的记忆深处，进入九十年代，我国每年的灾害损失已达上千亿元。因此，以研究灾害预测、灾害防治和灾害善后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     

西方社会规制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及其启示

当代西方的社会规制研究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初。研究者们试图追问社会规制过程这个黑匣子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为此,他们深入社会规制行动者内部,借用委托-代理理论、博弈论等研究方法,分析了作为规制者的政府内部的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及其对规制实施的影响,作为被规制者的企业内部因素,如雇主的法律意识、雇员在健康安全方面对雇主所施加的压力等,对被规制者行动策略乃至规制效益的影响,提出了一些与旧有规制经济学不同的观点;研究者们还运用流行的制度主义理论探讨了规制制度设计与变迁,规制制度与行动者之间的互动等问题。对以上西方学者们关注的问题进行评介后,指出了它们对中国社会规制研究的启示。     

风险沟通渠道如何影响公众防护行为？——基于H市登革热防控的实证分析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会给公众心理造成严重冲击，其管理过程也给政府风险沟通带来了挑战。回顾现有风险沟通研究发现，多种风险沟通渠道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防护行为的影响效果仍存在争议，尚不能为政府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文章在健康信念模型基础上，引入心理距离理论构建研究框架，分析风险沟通渠道对公众防护行为的影响机制。通过对H市登革热防控风险沟通问卷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政府通过传统媒体渠道、新媒体渠道、专业渠道进行风险沟通，会促进公众更加积极地采取防护行为；防控效能是风险沟通渠道和公众防护行为的中介变量，而风险感知对风险沟通渠道和公众防护行为的中介效应不显著。通过对风险沟通渠道如何影响公众防护行为的研究，可以为政府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开展有效的风险沟通提供参考。     

重视灾害风险亲历者的心理救助

每一次重大灾害风险不仅会给人们带来身体上、物质上的损失,更会带来心理上、精神上的创伤。这种心理创伤对灾害风险的亲历者,特别是对一线的应急人员,比如直接面对新冠肺炎的医护人员、面对火灾的消防战士以及救灾现场的应急志愿者伤害最大。常见的心理创伤反应分类应急救援专业人员在救援过程中和完成救援任务后常见的心理创伤反应主要有两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