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后重建与基层治理模式的变迁:对5·12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中L镇的比较研究

在5·12地震三年的灾后重建过程中,政府通过强化对基层政权的控制,使得权威主义治理模式成为重要的灾害应对机制。与此同时,社会组织的介入成为5·12地震灾后社区重建的新的社会参与形式。通过持续三年对四川省龙门山镇A社区和B社区重建的比较研究,发现在社区治理层面,无论社会组织的参与式治理还是村集体的权威主义治理都有自己的优势,但又处于超越社区层面的急速的灾后重建过程、城乡一体化过程以及社会管理改革过程的交互作用中。各种力量对社区的多方面介入使得基于相对隔离封闭的传统社区的参与式发展理论和以往计划体制下的单一权威治理思路都难以应对。社会治理制度需要在党的领导下,在多元共治和权威管控之间达到平衡。     

科学御灾:制度创新与模式创造——“中国特色御灾模式”研讨会综述

2012年5月13日至15日,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中心、四川行政学院与中共汶川县委、县人民政府在汶川县映秀镇共同举办“中国特色御灾模式”研讨会.研讨会以“科学御灾,创造新模式”为主题,把理论研究与政策创新和制度创新结合起来,把技术开发与实际应用结合起来,从灾害管理的预防准备、监测预警、处置救援、恢复重建等主要环节进行了多学科、广视域、深层次的探讨交流,多方探求科学御灾的新模式与新路径,对于创新自然灾害应对理论,探寻自然灾害应对策略,提升自然灾害应对效能,有效推进中国特色御灾模式的构建和形成,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制度文本分析框架及制度绩效的文本影响因素研究:基于47个大气污染治理法规政策的内容分析

制度文本分析是制度分析理论仍需深入探讨的重要内容。文章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47个大气污染治理法规政策进行内容分析,研究制度文本的不同层次及制度绩效的文本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三层次分析框架(自上而下为理念规划层、基本制度层和操作实施层)是分析我国制度文本的有效框架,且三层次内容都显著影响制度绩效;高制度绩效受九个文本因素的影响,即制度理念强调可持续性发展、制度目标主张分阶段实现、制度范围注重重点地域或行业的先行试点、治理主体多元化和专业化、治理工具标准化和多样化、治理客体类型明确化和量化、行为策略以经济技术手段和重视宣传教育为主、监督方式以加强运用监测设施为主、保障措施以加大惩罚力度为主。     

区块链技术驱动下的城市公共安全韧性治理：一种理论诠释

当韧性成为现代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的“新引擎”，如何“发动”成为关键。治理“空转”以及制度“悬置”的困境往往导致韧性“入场”时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而区块链与韧性治理在结构本质、运行逻辑以及制度功能上具有较高的逻辑共通性，有望作为技术载体拓展城市公共安全韧性治理的理论范式。依据“结构—过程—功能”的分析进路，区块链驱动城市公共安全韧性治理表现为：区块链融合科层制生成结构韧性，构建“可见—激活—开放”的全过程公共资源治理模式，实现过程韧性，并将区块链内置稳定的“契约关系”作为信任服务的基础设施，加强城市公共安全跨界长效合作，促进以共知共享共生为核心的城市共同体强化功能韧性。在解构区块链技术特质与韧性治理制度逻辑互动相长的基础上，也需关注其内在限度，包括技术与组织的整合困境、技术应用与治理场景脱节以及制度加码下的功能失衡等问题。     

政党统领生态：中国环境政治的历史演变与行动逻辑——基于理念、制度与实践视角的嵌入分析

环境政治是洞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借助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理论和时间理论，为中国环境政治构建“理念创设—制度供给—实践探索”的分析框架并运用“理念—制度—实践”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环境政治建构过程是一个以理念变革引领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变革，进而迈向环境治理理念、制度和实践“同频共振”的现代化过程。中国环境政治经历了“短暂间歇”“密集调适”“稳中有序”的演变历程，理念、制度与实践这三重要素在不同阶段的组合叠加及其作用强弱，共同塑造了建构中国环境政治的实然结果。同时，责任政治逻辑、注意力配置逻辑和场域构造逻辑，分别扮演着维持中国环境治理理念创设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制度体系的完整性和接续性、治理实践的系统性和创新性的独特角色，共同形塑了中国环境政治的生动图景。     

巨灾的可持续恢复--“汶川地震”对口支援政策案例研究

巨灾与灾后可持续恢复是当前灾害研究的两个热点议题,且二者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在巨灾的情境下,社区互助模式难以适用,灾后恢复更依赖于外部援助,灾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更为凸显。中国政府在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启动的“对口支援”为巨灾的可持续恢复提供了新的实践模式,也为从理论上总结中国灾害管理实践如何贡献于全球知识的多样性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本文以长期的田野调查为资料,以可持续恢复为概念框架,分析了中国“汶川地震”灾后恢复“对口支援”政策的长期效果,将“对口支援”作为促进巨灾可持续恢复的新的政策路径,识别了“对口支援”中的组织结构与网络特征,分析了“对口支援”网络结构中多元主体的互动对可持续恢复目标的影响,倡导并推动对“汶川地震”灾后恢复“对口支援”的理论总结。     

重大灾害中的集体行动及类型化分析

面对繁琐复杂的灾害表层现象时,如何进一步与主流社会学理论对话,这是未来灾害社会学研究重要的议题和努力方向.通过引入集体行动视角,将灾害中的集体行动具体化为“灾区内灾民集体行动”与“灾区外志愿者集体行动”两种类型.灾民的苦痛及重建的困境越大,对灾害的解读就越倾向“人祸”因素,并通过“搜索信息行动”、“定义情境行动”和“咎责行动”,引起大量的抗争性负向集体行动,甚至威胁到政府的政治安全目标以及社会的公正和稳定性.政府应通过灾害信息的及时颁布、专家诠释等策略影响灾害情境定调取向,将灾害导向“天灾”而非政府的疏失.灾后资源缺乏并非负向集体行动产生的主要原因,更重要的是弱势群体的受灾风险偏高.灾害治理的最高境界就是通过对媒体和民间力量的监督以及公平性机制的建构,将灾害情境中的集体行动整合成救灾和灾后复原的正向行动而规避其负面风险.     

乡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基于结构、方式、目标的分析

以“结构-方式-目标”为分析框架，深入探讨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全面转型，推进“中国式治理现代化”。从治理结构维度分析，通过人才下派、责任下放、资源下沉、规则下达等措施，推动基层治理由“政策悬浮”向“重心下移”转型；从治理方式维度分析，需要遵循协同整合、因地制宜、化繁为简等原则，推动基层治理由“三治结合”向“四治融合”拓展；从治理目标维度分析，在参与主体、价值取向、行动实践等层面重构乡村社会的公共性，推动基层治理由“多元主体共治”向“治理共同体”升级。在转型过程中，党建始终引领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赓续与加强“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价值。     

“两手发力”协同共治的制度逻辑：基于Y县河湖物业化治理的案例分析

新时代中国流域治理体制机制正经历着复杂的变革，纵横交织的张力关系使得推进多方协同共治的命题对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构成当前中国治水理论体系的核心要素。其中，“两手发力”就是要强化政府职责，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探析政府与市场如何“两手发力”协同共治以及政府与市场在协同共治创新中所起的作用，基于Y县河湖物业化治理案例，从政府与市场两种优势型制度组合角度考察河长制与合约制共治过程，其实质是合约制嵌入河长制的组织制度体系之中，在河长制主导下衍生出了“专业化+标准化+智能化”的合约治理场景，探索出了把政府与市场各自制度比较优势转化为协同共治效能的实践路径。     

从“标准化”到“再标准化”：理解基层治理的行动转向——基于H镇村级工程流程再造的案例分析

标准化是贯穿国家治理实践的重要制度工具,具有程序性、统一性、规范性等特征,力图最大限度地避免政策目标的偏离。标准化治理蕴含的监督导向、自主性规制以及程序主义等要求和约束,与基层差异化的组织结构、有限的治理资源、复杂的治理情境之间存在张力,导致基层陷入事务性负担加重、资源错配以及规则悬浮等困境。研究发现,与既有的“策略主义”“权宜性执行”“选择性执行”“变通”“共谋”不同,基层政府主动通过梳理、整合上级各项标准化工作规范的“再标准化”方式,尝试摆脱治理低效的困境。从“标准化”到“再标准化”的实践过程,展示了基层治理在复杂情境下推行国家意志、维护乡—村共同体与动员干部、释放基层活力,从而促成有效治理的行动转向。     

依共生而共治:政府生态化治理的价值阐释

政府生态化治理是共生哲学理念引导下的多元主体间合作共治模式。这意味着共生理念和原理赋予政府公共治理的生态化价值取向,其表现为治理源起的共生共存依据、治理结构的有机互依样态、治理过程的多样性动态统一范式、治理工具配置的整体协调逻辑以及治理效度的互益共享目标等。这种生态化治理的价值主要通过政府内外共生系统加以表达,其外共生系统旨在保障政府凸显生态环境职能而与其整体协同的共生价值实现,内共生系统则致力于政府本身为适应外共生需要而建构性地进行职能生态化安排的共生价值实现。政府生态化治理的价值规定,既意味着其内外共生系统的整体共生规律的实在性,也说明依共生而共治原理可以为持续有效的公共治理结构现代化变革提供必要的方法论指导。     

找回治理的“人民性”:人民建议征集的价值共创与运行机理北大核心

在“以人民为中心”和“人民城市”理念的指引下,找回治理的“人民性”成为实现城市高效能治理和高品质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文章聚焦“找回治理的‘人民性’”这一核心议题,系统考察人民建议征集的发展历程、实践创新、价值共创与运行机理。通过典型案例研究发现:人民建议征集以“人民性”为根本价值目标,通过汇民智、集民情、惠民生和聚民利四大机制实现了公共价值共创;在实际运作中,人民建议征集以治理理念、治理制度和治理工具的整体协同体现了治理的“人民性”,即通过政民双向互动的治理理念创新、高效联动的治理制度协同以及技术化和柔性化治理工具的融合运用,使人民建议征集成为彰显治理“人民性”的制度保障。人民建议征集研究为“人民城市”和“人民性”的理论内涵与实践创新提供了新的理解维度。     

“县城载体”背景下城乡融合系统三方演化博弈及稳定性控制策略

随着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全面部署，城乡融合系统中近邻大中城市、县城、村镇之间的利益调整与政策优化越来越亟须理论回应和试点推进。本文基于系统动力学理论对不同治理方案下城乡融合系统的演化博弈进行了仿真分析和稳定性控制，以寻求县城为重要载体背景下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最佳治理方案。结果表明：（1）当前我国城乡融合系统的自发演化不存在均衡策略，政策效果难以预测，极易造成城乡差距进一步加大、“大城市病”与“乡村病”共存的局面；（2）传统静态线性治理方式，容易忽略参与主体自身利益的损失以及难以对其履约情况做出及时有效调整，这也是长期以来城乡融合系统资源分配分化严重、县城和村镇自发动力不足、新型城镇化建设治理成本高，治理效率低的重要原因；（3）互益共生是新型城乡融合系统演化的最佳方向，可通过非线性动态双向规制方案将奖补和惩罚力度与县城吸纳率、村镇融入程度等能够动态体现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程度的指标挂钩，以促进城乡融合系统演化波动趋稳向好，此方案能够达到系统利益最大化的理想状态。基于上述研究，文中提出了树立系统观念、践行动态治理、追求目标协同的政策建议。研究结果和政策建议可为县城载体下的新型城...     

“一肩挑”制度运行面临的挑战及优化路径研究——以z市为例

“一肩挑”制度的出现受国家与社会双重因素影响。不同时期村支两委关系随国家对农村工作定位不同而变化。根据国家对农村工作的定位，村支两委关系经历了以村民自治、上传下达、服务村民、治理能力为核心的四个阶段。新发展阶段下，从聚焦提升治理能力角度而言，“一肩挑”制度运行面临着人才资源短缺、能力嵌入困难、权力监督难等挑战。为了更好地将党建统领优势转化为乡村社会治理优势，全面提升乡村现代化治理能力，基层应创新人才选拔机制，优化人才培养机制，健全人才监管保障机制，解决“谁来挑”“如何挑得稳”“如何挑得好”问题。     

基于国内外灾害经济研究与管理实践的启示

中外学者从不同视域对灾害经济与管理问题进行了研究,形成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各国政府在防灾减灾、灾后重建等方面也积累了大量有益的经验。汶川特大地震导致的惨重损失及灾后重建出现的问题,凸显在借鉴既有的理论与经验的基础上构建以人文本的灾害管理机制的迫切性。     

从场域形塑到行为共生：“场域-惯习”下的驻村干部治理转型——基于广西凌云县的跨度案例分析

从脱贫成果巩固到乡村振兴,基层驻村干部的工作重心逐渐从贫困应对转向基层治理,中国特色驻村干部制度继续发挥效能优势的关键在于应对基层治理场域中的消极惯习。通过对凌云县的实地调研和案例解构发现,转型背景下的驻村干部很难在“内生自治”属性的乡村治理场域中寻求兼具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行为调适。制度、关系、利益成为影响驻村干部基层治理成效的核心原因变量链条,只有打破驻村干部制度的场域-惯习障碍,才能靠有效的接点调适打造基层治理主客体行为共生格局。乡村治理需要通过吸纳乡村内生动力实现驻村干部接点治理共生理念转型,在基层治理实践中重塑干群互动的场域共生关系,动员乡村内生精英并优化外生制度打造内外社会资本共建共享与共治共生的场域治理环境。本研究的贡献在于突破了传统宏观结构分析与微观个体行为分析的二元对立分析逻辑,通过解构制度、利益、关系等核心要素重构基层治理的场域-惯习共生性理论分析框架,为阐释转型期的基层治理格局样态与治理效能升级提供了新的学术话语。     

系统化构建与体系化运行:后脱贫攻坚时代返贫风险治理的政策框架

我国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之后,防治返贫成为“后脱贫攻坚时代”须高度关注并有效破解的重要课题,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首要任务。返贫风险的防范与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有必要在明晰其系统逻辑的基础上,构建一套系统性的治理框架。基于风险管理观念以及相关理论,立足返贫风险的发生规律和现实预测,可构建一个以“风险因子—政策体系—运行环节—应对机制”为核心的系统化返贫风险治理政策框架：针对灾害、产业、就业、医疗、教育等重点返贫风险因子,明确政策体系的基本理念、价值目标、运行原理、政策主体、责任配置,通过动态监测、协同治理、政策帮扶、督查考核等施策机制,实现监测、准备、帮扶、评估各政策环节的体系化运行。该框架旨在通过提升“系统化”和“体系化”,来矫正实践中返贫风险应对的“零散”和“断点”式局面,进而为后脱贫攻坚时代的接续贫困治理提供制度性启鉴。     

为富未必能为官

当前，在农村村组干部调整中，出现了由地方“首富”担任村、组一级领导职务的倾向，笔者以为此举不要。在农村中，“首富”者固然有一定的开拓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懂经营，会管理，致富有方，但由于主客观的原因，有些人能把刊、家”治理得井井有条，而对治理“大家”却束手无策，他们虽有致富一家的能力，却无造福一方的本领。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叫、家”和“大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治理这两个“家”，其手段、措施、策略也不尽相同。况且，由于各人生活阅历、文化水平、工作能力以及人生机遇等的不同，治理利、家”和“大家”…     

嵌入与自主：转型社区纠纷化解的内在逻辑——以成都市D社区无讼建设为例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村庄向城市社区转变的过程中产生了转型社区的过渡形态。转型社区面临传统性治理模式断裂、现代性治理体系尚未建立，居民关系重构，多元利益分配机制缺失等难题。复杂的治理情境下社区矛盾纠纷不断，传统纠纷化解手段失效，现代法治策略难以广泛接受，数量激增、类型多元的纠纷事件影响了基层治理的稳定性。文章以成都市D社区无讼社区建设为案例，研究发现：通过观念、制度、技术等外部嵌入与治理主体吸纳、治理规则培育等内生自主的有机结合，可以实现纠纷的有效化解和溯源治理；在嵌入和自主策略的运用过程中，呈现出不同阶段侧重点的不同，这为更好理解嵌入性自主、总结基层纠纷化解策略提供了现实启示，有助于实现矛盾纠纷治理的溯源化、精准化、持续化，推动转型社区治理能力稳步提升。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思想核心价值观的国际阐释策略——基于21世纪全球性气候危机的审思

倡导地球村成员和合共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思想的核心价值观。文化价值观本无高下之分,皆是特定时空下人类的实践智慧。但气候危机的全球同步性决定了和合共生成为人类的必要价值,是新时代中国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思想世界意义的突破口。当前,学术界应以“一多不分”的中国话语体系构建、媒体以微观故事动态呈现、政府以系统思维打造国际阐释队伍等路径,使国际社会从理性认知、感性认识、利益感知、民心相通等维度体悟新时代中国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谋求地球村成员“绿色共在”的科学性、真理性,破除西方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思想的误读与猜忌,以其核心价值观的感召力推动气候危机等一揽子全球性问题的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