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隐派与《儒家实义》的“以耶合儒”路线

马若瑟《儒教实义》是一本以儒家经典作为研究对象的书,内容涉及天学、鬼神、灵魂、伦理、丧葬、祭祀等诸多方面。本文通过对"索隐派"背景知识及马若瑟在中国传教事业的大体介绍、对《儒教实义》基本内容的概括,研究作者是以何方式杂糅儒耶、传达天主教天主上帝之理的,从而能够帮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那个时代入华传教士的传教策略及其对中国儒家思想的诠释路线。     

清初索隐派传教士马若瑟的三一论与跨文化诠释——以《三一三》为中心北大核心CSSCISSCI

三一论是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与思想之一。清初索隐派传教士马若瑟对三一论的理解,与明末以来有关基督教三一论的论述保持一致,均使用了奥古斯丁三一论传统。但与之前耶稣会士不同的是,马若瑟除了尝试使用三一论思想来重新诠释儒家经典之外,尤其关注道家经典。马若瑟还以西方基督教三一论来对宋明理学的核心概念进行批判与改造。在翻译与诠释之时,马若瑟注重进行中西经典互证,从而在恢复经典原义的基础上尝试新的诠释。马若瑟索隐式的解经方式可被视作基督教本土化的一种方式,有助于汉语基督教神学之构建。     

中国学简介

中国学,旧称汉学或东方学,国外研究中国的统称.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中国学,主要研究中国的哲学、宗教、历史、经济、政治、文学、语言、艺术等各门社会科学和部分自然科学;狭义中国学,主要研究中国的文献、语言和文字.十六七世纪,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扩张,各国传教士蜂拥来华,在他们中间产生了第一代汉学家.早期的汉学著作,都由他们完成.1581年,意大利籍传教士利玛窦来华,著有《天学实义》、《西字奇迹》、《关于耶稣会进入中国》,还与徐光启等合作译述了《几何原本》、《万国舆图》等,被称为"西方汉学的先驱".金尼阁(1577-1628)继承了利玛窦开创的事     

《利玛窦中国札记》视域下的中国文化

利玛窦是明末来华耶稣会传教士中的一员.虽然他来华的目的在于传播天主教,但客观上却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并为此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作为一位学者型传教士,利玛窦在其《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对中国文化从物质、制度到价值、心理层面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评价对于我们今日的文化建设与交流不无启发意义.     

明末清初天主教与阳明心学关于“灵魂”的论辩

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来华传教,与阳明学者针对“灵魂”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论辩。传教士认为灵魂是性,而阳明学者认为灵魂是心;传教士认为灵魂不灭,面临着天主的审判,而阳明学者认为灵魂会回归太虚;传教士认为天堂地狱是实存的世界,而阳明学者认为天堂地狱皆是心的反映,对善恶的奖惩不是进入天国或下入地狱,而是良知的满足与否。这些论辩反映出阳明心学是明末清初传教士与本土学者论辩的焦点:传教士对阳明心学持批判态度,阳明心学则是本土学者用以抵制天主教的武器。     

论冯秉正神父在上古史论争中所使用的学术方法

18世纪来华的法国传教士冯秉正神父，在华40余年，著作颇丰。他受康熙帝命令，曾编译十二卷《中国通史》，奠定了近代欧洲汉学历史研究。他用天文学方法讨论中国上古史纪年，以中国式的证明方式来证伪《竹书》和《路史》，以及他因中国上古史纪年的影响而对《圣经》希腊七十子译本的选择，展示了他独特的学术方法和见解。该事件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17、18世纪来华传教士和西方学者之间有关上古史论争这一学术盛况。     

中国古代的"四海"意识与艾儒略《四海总说》

中西交流是以地理知识的沟通揭启序幕的,但来华传教士所带来的西方地理新知识,往往难以一时被中国古代士人所接纳.其中诸多细节,体现了两种不同文化间的差异与冲突,例如中西关于"四海"的诠定.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中的"四海"从传统的经史体系而来,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意识.而在利玛窦、艾儒略等传教士的地图和著述中",四海"从西方的航海大发现而来,用来唤醒中国古代士人的世界意识.两者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反映了中西交流的曲折历程.     

从《利玛传》到《畴人传》——明清时期耶稣会士利玛窦传记探略

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利玛窦是天主教传华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著名人物.明清以来,为其作传者不少.其传记首创之作是刘承范《利玛传》,它为利玛窦离开肇庆迁居韶阳的原因提供了新的解释；张维枢与艾儒略的利氏传记,从中国士大夫与来华传教士的两个不同角度,对利玛窦的生平进行了阐述；韩霖、张赓之作,则展现了中国普通文人与信徒对利玛窦的认识；《明史·意大里亚传》提供了清政府的官方看法；阮元《畴人传》主要介绍了利玛窦在天文学与几何学方面所传播的新知识及其贡献.     

明清之际中国人的科学观--以徐光启为例

明清之际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中国思想家对待科学的态度,和当时到中国来的西方传教士是不相同的;当时中国思想家的科学观,未必都是西方文化刺激的结果.徐光启等人的科学哲学思想及其方法论,远远超出当时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之上,甚至可以和同时代西方的培根、伽里略、笛卡尔等大思想家相提并论.     

论利玛窦上层路线传教法

利玛窦是明末来华的著名传教士。他的走上层路线的传教方法取得了巨大地成功。对利玛窦的这一传教方法进行研究,以此求教于各位专家学者。     

基督新教在近代香港传播与中西文化交流

近代香港是基督新教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的避难所和集散地。为拓展传教事业,新教教会及其信徒采用文化手段辅助传教,在近代香港开展了大量的文化活动,极大地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与传播。入港传教士的汉语言研究成果为中西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新教传教士在港积极创办学校、出版各类书籍和期刊,促使大量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理雅各等传教士通过翻译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著书立说或回国后开展文化活动等方式,促使中国文化在西方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治学方法

中国传统治学方法给毛泽东的治学生涯提供了丰富的借鉴。毛泽东在自己的学习与创造实践中,结合时代特点,赋予了中国传统治学方法以新内涵,并成功实现了对中国传统治学方法的超越,给我们今天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利玛窦“发现”开封犹太人

公元1605年，中国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民族学界的事件一一开封犹太人“被发现”了!这其中，不得不提西方来华传教士利玛窦。在此以前，开封犹太人自称是“一赐乐业”（即以色列的音译）教徒，周围的中国人视他们为蓝帽回回，而利玛窦首次正式将他们确认为犹太人。从这个意义来说，利玛窦是界定中国犹太人身份的第一人。     

“荣主救灵 服务人群”——记北京市天主教爱国会相伯学校

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东侧,北京教区的东堂即圣若瑟教堂近旁的甘雨胡同里,有一所北京市天主教爱国会兴办的相伯学校,校舍是以前东堂的房舍。相伯学校是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天主教界教友创办的第一所学校。取名“相伯”是纪念中国天主教学者、爱国教育家、上海复旦大学的创始人马相伯先生。马老先生的曾孙女马百龄是这个学校的     

清初中西科学交流的一个非宫廷视角--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殷弘绪的行迹与学术北大核心CSSCISSCI

清初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殷弘绪在华四十年,其撰著数量和涉猎范围均为清代在华耶稣会传教士翘楚,在科学史领域地位尤其重要,但其一生未在宫廷服务,未与中欧学术机构建立联系,并始终立足民间,奉行自下而上的传教策略。殷弘绪生平分为里昂时期(1683-1699年)、福建-江西时期(1700-1719年)、北京时期(1720-1741年)。其一生有关中国的西文著述分为服务宗教的传教学术和为法国工商业利益服务的世俗科学,前者包括与教会内外对手论战、对中国社会习俗和信仰的考察,后者包括对中国植物、手工业、医学知识的考察和介绍。在殷弘绪的在华生涯中,传教士身份始终压倒学者身份占据主导,学术有时服务于传教,但并非传教的手段。相反,其学术成就则主要在于利用传教士身份提供的条件,对中国本土知识进行记录和翻译。其利用的学术资源和关注的学术话题均有一定非宫廷色彩,这一典型案例为我们展示了宫廷以外的传教士学术研究,从而不仅丰富了中西交流史的叙事,也为理解中国民间的知识流动状况提供更多旁证。     

传教士与中芬文化交流

中芬文化的交流起步比较晚,发展也比较慢,有别于中国与其他欧洲国家的交流状况.这主要与芬兰本国的政治文化经济的发展有关.传教士在早期中芬文化交流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芬兰的传教士是最早一批,也是很长时间内唯一一批懂中文,并且长期在中国生活过的芬兰人.芬兰传教士的报告和游记有关中国形象的描述和中国知识的传递,对芬兰人起了早期“启蒙”作用.他们的哲学翻译则向芬兰人打开了认识东方哲学的大门.     

从《中国文献解题》看伟烈亚力对中西文献学交流的贡献

《中国文献解题》是1867年在上海出版的一部有关古代中国文献的西文目录学著作,作者为英国新教来华传教士、著名汉学家伟烈亚力.作为目前所见西方世界第一部按中国古代四部分类法编撰的指南目录,该书对2000多部中国古代文献进行了分类解说,撰写了较为详细的提要,为西方学者准确了解和认识中国文化典籍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在西方汉学史上,《中国文献解题》因其资料翔实、考据权威,成为19世纪以来西人研究中国典籍最实用的参考书之一,在近代中西文献学交流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王仲闻与《读词识小》

王国维与胡适,都熟稔中国传统文化,又都熟稔西学,对两者都下了很深的功夫。但近人读他俩的著作,每有不同的感受,如王元化先生就这样说:读胡适书觉过时,读王国维书却不觉过时。胡适吸取西学新义未融入中国文化,王国维却不仅能融入,且又自生新义。(见《清园夜读·后记》)这里,王元化以高度概括的语言,点明了王国维在治学方面所以远胜胡适,在于他能将新义与旧学融会贯通,从而又亮出了自己的新见解。没有这种融会,也就无从自生新义,则西学与旧学依然是方枘圆凿的两截。显然,治学之难,不在能否死背硬记,不在能否广泛涉猎,而在能否     

抗战时期朱德和传教士的交往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制定了联合一切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发展对内、对外统一战线的政策，对外国教会组织、外国传教士也明确采取了团结和争取其为中国抗战服务的政策。许多有机会接触外国传教士的中共领导人更是身体力行，主动与传教士交往，从中寻找朋友，合作抗日。在这方面，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与传教士的交往就留下了许多感人史实。     

来华留学生中国人刻板印象研究

本研究主要探讨了来华留学生对中国人刻板印象的内容与结构。通过开放式问卷调查,首先获取了来华留学生描述中国人的27个形容词;然后请153名留学生对这些形容词进行评定。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发现,来华留学生对中国人刻板印象的结构包括热情、能力、负面行为、生活方式四个维度。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分析了刻板印象的不同维度与留学生对中国人喜欢程度的关系。本研究还进一步讨论了研究结果同之前结果之间的差异,以及在促进留学生与中国人交流中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