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后,面对国民党军准备新“围剿”之机,周恩来和朱德据理力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正确军事方针,但博古和李德却简单照搬苏联军事斗争经验,顽固坚持扩大苏区和夺取中心城市的战略方针,轻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在实践中总结的正确战略战术,致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节节失败,不得不离开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为准备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三人组成中央“三人团”,负责筹划和准备工作,尽管周恩来与博古、李德在战略战术上有分歧,却以极强的组织观念“相忍为党”,根据共产国际的战略转移指示,周恩来负责或参与了红七军团北上、红六军团西征、与粤军陈济棠谈判达成借道协议、组建第八军团和中央教导师、确定红军主力集结地等诸多秘密准备工作,参与指挥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集结于都、组织部队抢渡湘江渡口等军事行动,指挥红军西征通过四道封锁线。     

一道划破历史长空的闪电——谈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

<正>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党为什么能成功召开这次会议,这次会议为何能产生重大的历史作用和历史意义?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了,今天我们应该怎样纪念这一党的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呢?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辉煌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历史是已经过去的东西,学习历史不是为了重复历史,而是为了获取历史的智     

遵义会议前后的周恩来

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周恩来功不可没。 遵义会议的召开，曾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酝酿过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湘江战役后，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李德已毫无威信，博古不懂军事，更由于失败而感到责任重大，意气消沉。     

从“湖南计划”到撤出瑞金——共产国际与红军长征决策

作为20世纪人类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究竟是何人提出、何时提出,何人批准、何时批准？共产国际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决策有何关联,是否仅是简单的公文往来回复？这些问题,在长征史专著和权威党史军史著作中似乎尚未得到充分的客观反映。     

从“湖南计划”到撤出瑞金——共产国际与红军长征决策

正作为20世纪人类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究竟是何人提出、何时提出,何人批准、何时批准?共产国际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决策有何关联,是否仅是简单的公文往来回复?这些问题,在长征史专著和权威党史军史著作中似乎尚未得到充分的客观反映。笔者依据共产国际档案等第一手史料,就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酝酿、提出、周折、批准,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和中     

毛泽东与遵义会议的“四个最”

正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从而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毛泽东因遵义会议而彪炳史册,遵义会议因毛泽东而光耀千秋。毛泽东与遵义会议留下了一段特殊的历史情缘。毛泽东最先提议"搞个扩大会议"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     

张闻天与遵义会议前后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生死存亡的转折点.它纠正了当时我们党在最具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长达四年的统治,初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领导,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张闻天以其特殊的身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和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长征中的重大决策（二）：遵义会议——历史性的伟大转折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随军委纵队于1月9日下午进入遵义城。这时．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向中共中央提出。立即准备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随后，王稼祥、张闻天就通知秦邦宪，要他在会议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通知周恩来准备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认真准备发言。经过共同讨论，由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也写出一个发言提纲。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在遵义举行。     

知将莫如相(上)——刘亚楼与周恩来的将相交往

<正>具有领袖风范的周恩来,从革命之初就一直从事领导工作。他虚怀若谷、知人善任。许多优秀的将领就是在他的关怀和支持下,一步步成长起来的。空军司令刘亚楼就是其中的一位。从土地革命时期,刘亚楼就在时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手下干革命,周恩来对这个满腹文采、精明干练的勇将亦是钟爱有嘉。     

画说长征（四）——而今迈步从头越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同时决定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为三人小组，全权指挥军事。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     

从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看毛泽东的领导能力——纪念遵义会议召开七十周年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召开了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所面临的最迫切的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     

毛泽东对红军“血战史经验”的总结——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为中心的解读

毛泽东于陕北撰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总结了红军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的战斗历程和经验教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战略创见。在区分战争和战役的战略进程方面,毛泽东提出应以两军力量对比及其总的变动为依据区分战争的战略进程,以两军战役力量和态势的综合对比为依据区分战役的战略进程。在战略防御阶段战略预置的施行原则方面,毛泽东提出"战略方向有规则有定向,战役方向不规则无定向","抓住战略枢纽去部署战役,抓住战役枢纽去部署战斗","斗争胜利的程度,是和准备阶段中任务完成的程度密切地联系着的","与其失之过迟,不如失之过早"等指导方针。在发展战略基地的方针方面,毛泽东分析了以巩固求发展与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及以发展求巩固与首先要打胜仗才能创造苏区两个问题的具体内涵。     

难以磨灭的印象——忆战争年代与毛泽东的三次见面

第一次见面:去“抗大”学习前1935年,我正在陕北神(木)府(谷)佳(县)榆(林)革命根据地担任红三团团长,得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来到陕北的喜讯。当时,神府佳榆革命根据地处于国民党军队的大举“围剿”中,已与西北革命根据地隔绝。我们在紧张的反“围剿”战斗的间隙,时时盼望着能得到党中央的指示,能见到毛主席。在人民群众舍生忘死的支援下,我们孤悬陕北最北端的神府佳榆革命根据地坚持了下来,红三团也发展壮大成了陕北红军独立师。随着“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爆发,独立师改编为八路军警备第六团,我任团长。毛主席给我和政委发来电报,命令我团东渡…     

中国改革开放的“侦察兵”——1978年的出访高潮与改革开放的酝酿

1978年，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刚刚从“文化大革命”中抽身而出的中国，伤痕累累。由于国内外局势的深刻变动，中央领导纷纷走出国门，到发达国家和地区访问，在1978年掀起了一股出访活动的高潮。在一系列目不暇接的出访活动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被称为中国即将开始的大规模改革开放的“侦察兵”的三路考察团，即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赴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考察团和西欧五国考察团。     

合力解访的新平台——永济市“三位一体”信访协调机制的探索与实践

信访调解工作涉及社会的方方而面，80％以上的信访问题来自于基层。今年以来，永济市纪委在蒲州镇探索建立了由纪检部门牵头，信访、司法、农经参与的“三二位一体”基层信访协调机制，     

创建我国新型城乡关系的基础——新农村与城市化融为一体

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即在过去相当长时间内,占主导地位的思潮认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通过加快城市化进程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但是,当我国城市化经历了20多年的快速发展之后,十六届五中全会的《建议》为什么反过来又强调     

夯实执政之基的重大举措——赤峰市农村牧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的实践与思考

农村牧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由于中央高度重视、要求明确、指导有力,各级党委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到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通过实践,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开展学习教育活动是夯实执政之基的重大举措。一、推动了农村牧区经济结构调整,切实增加农牧民收入。学习教育活动开展以来,我们把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农村牧区经济发展放在突出的位置上,千方百计增加农牧民收入。各级干部深入农牧民家中,共同研究制定脱贫致富的项目、措施和规划。有些地区向农牧民印发了“明白纸”,帮助农牧民算…     

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是城乡和谐的函数——评杜漪《构建和谐城乡关系的经济学研究：以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为基点》

我国的“三农”问题由来已久。这些年来，无论是学界还是政策层面，对三农问题已开出了各式各样的药方，但“三农”问题依然以不同的形式在我国广袤的农村呈现出来。目前，我国城乡发展失衡、城乡差距巨大、城乡矛盾突出等城乡不和谐的现实，已经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巨大障碍。城乡不和谐不仅是对社会公平的严重威胁，而且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和小康目标的实现。因此，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过程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构建和谐城乡关系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