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公诉权制约机制及其借鉴意义

近年来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经历了重大的改革,其公诉权制约机制较为完善。对于检察官不起诉、缓起诉处分,立法设置了再议制、交付审判制进行监督和制约,防止检察官滥用不起诉权;对于检察机关的起诉则在审前以起诉审查制进行制约,防止未达起诉法定门槛的案件进入审判。对于大陆来说,其公诉权制约机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大陆也应设立公诉权的司法权制约机制,对于检察机关的起诉和不起诉都应最终由法院来进行审查和制约,以保证公诉权合法行使。但对于台湾地区公诉权制约机制的不足之处,借鉴的同时需予以改进。     

论我国刑事案件公诉证明标准的重构

公诉证明标准是指检察机关决定提起公诉时,依据指控证据认定指控事实应当达到的最低程度,它既是一个严肃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该标准的科学设定和正确把握,对实现公诉目的、履行公诉职能、保障人权均有重大意义。我国的公诉案件证明标准应当与审判标准相一致,采用“排除合理怀疑”作为公诉证明标准较为适合,但在司法实务中应当准确理解和运用该标准。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公诉人建设的决定

公诉是我国检察机关核心的标志性职能之一,是法律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公诉人是依法行使公诉和诉讼监督权的检察官,担负着指控犯罪与诉讼监督的职能,既处在同犯罪斗争的第一线,又处于诉讼监督的第一线;     

绽放在公诉席上的铿锵玫瑰--记松江检察院“80后”检察官包莉娜

“80后”女检察官包莉娜，脸上常常挂着甜美笑容。然而，穿上制服出庭，她便成为了一名压得住“阵脚”、有力指控嫌疑人的国家公诉人。     

公诉证明标准研究

公诉证明标准与审判证明标准是刑事诉讼中不同阶段的两种证据证明标准。西方国家大多规定了比审判证明标准低的公诉证明标准,并制定了严格配套机制以保障公诉权不受证明标准差异的影响。现阶段,我国缺少相关的配套机制来约束公诉权的实施,公诉证据标准应与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一致,不能人为地降低。     

公诉证明标准研究

公诉证明标准与审判证明标准是刑事诉讼中不同阶段的两种证据证明标准。西方国家大多规定了比审判证明标准低的公诉证明标准,并制定了严格配套机制以保障公诉权不受证明标准差异的影响。现阶段,我国缺少相关的配套机制来约束公诉权的实施,公诉证据标准应与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一致,不能人为地降低。     

我国刑事起诉制度的反思和重构——从自诉制度的改革看起诉制度的重构

我国刑事起诉制度一直采用“公诉为主，自诉为辅”的模式，这种模式一直被学界和司法部门所肯定，尤其是自诉制度存在积极价值。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两种起诉方式并存模式的合理性，学界司法部门应该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检讨。通过分析自诉制度的弊端，笔者认为应当废除自诉制度，将自诉制度的优点纳入到公诉程序之中，实行公诉垄断主义的追诉模式，从而更加有力的打击和惩罚犯罪。     

“办案的人，要着眼于案外”——记江苏省常州市检察院纪萍检察官

知道纪萍这个人，首先是通过她的照片。照片中严肃而笃定的表情让人过目不忘。她有着检察官的庄严，又有着女作家的灵秀；她是善解人意、循循善诱的“知心大姐”。又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公诉先锋”。她从1985年开始从事检察工作，历任基层院起诉科副科长、控告申诉科科长、举报中心主任。省检察官文联委员，女检察官协会理事，现在常州市检察院从事法治文化工作。纪萍从一个只读了两年初中的小工人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国家高级检察官、一名法治文学专栏作家。     

从人权保障看我国公诉案件的证明标准

公诉证明标准指的是公诉机关在对公诉案件提起公诉时的证明程度和要求。面对"高定罪率下公诉证明标准",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应当采用"定罪高度可能性"的公诉证明标准。     

法治思维视域下的个案办理--以检察机关公诉工作为视角

法治思维是实施法治方式的思想基础,检察机关在个案办理中就要运用法治思维来指导司法实践。目前,检察机关在个案办理中存在着公诉执法理念亟待更新、案件审查过程中错误指控或监督缺位、缺乏具体规范的公诉案例指导制度等问题。因此,必须更新公诉执法理念,强化法律监督和自我监督,切实把握好办案数量、质量及效率、效果之间的关系,借鉴防错案方法论,加快构建公诉案例指导制度。     

顺义检察院公诉特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主持召开、顺义区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部分受害群众及其诉讼代理律师出席庭（审）前会议，针对公诉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均表示了认罪悔罪。至此，由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督办的被告人侯久宵等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浮出水面。     

刑事案件公诉证明标准的缺陷及重构

公诉证明标准是刑事诉讼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实务内容。如何理解与把握这一问题,直接影响到刑事诉讼的两大价值即保障人权和打击犯罪的平衡。我国现行公诉证明标准完全等同于法院有罪判决证明标准,不符合证明标准的阶段性、层次性特点,存在诸多弊端,应重新构建。公诉证明标准在宏观设置上应适当降低,在具体内容设置上应界定为“排除合理怀疑为主,完全的确定性和高度盖然性为辅”。     

论我国检察机关的不起诉裁量权

不起诉裁量权是与起诉便宜主义密切相关的由法律特别规定或认可的公诉机关对起诉与否的选择权。本文探讨了不起诉裁量制度存在的理论基础,通过对两大法系主要国家不起诉裁量权具体运作的比较研究,重点阐述我国检察机关的不起诉裁量权应如何正确定位及其在司法实务中的实施和完善。     

谁来监督监督者——德国检察官之监督与制衡刍议

在德国,检察机关以"检察一体"的模式实行内部监督。但此内部监督建立在检察官既是司法官又是行政官的错乱定位之下,故其相当乏力。其外部监督有国会监督和诉讼监督两种模式。国会作为监督主体缺乏正当性和可行性,所以国会监督模式不可采。而诉讼监督模式中的"法定起诉"、"中间程序"以及"法官保留"等设置,值得我国借鉴。我国应采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取消检察官公务员地位,并引入诉讼监督模式。     

论我国刑事诉讼被害人制约公诉决定权诉讼机制的构建

被害人对公诉决定权制约机制是一种程序性的救济权利,目的是防止检察官滥用公诉决定权对被害人造成伤害.公诉权的国家专属性和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决定了被害人制约公诉决定权机制的最优途径是赋予被害人在刑事诉讼构造中的诉讼主体地位,通过被害人程序性的制约权利防止公诉决定权的滥用,推动刑事司法程序正义的进步.鉴于中国的公诉决定权存在的问题主要为过分强调国家利益至上、公诉转自诉制度的不合理、被害人量刑建议权的缺失等,笔者建议从承认犯罪行为的私人侵权性等六个方面完善被害人制约公诉决定权的诉讼机制.     

浅析辩诉交易制度

辩诉交易是美国司法实践当中的一种诉讼模式,是指在法院判决前,由检察官和被告人双方进行协商,即检察官向被告人许诺:只要被告人承认有罪,检察官将降格起诉并保证法院也能对被告人判处较低的刑期或较轻的刑种从而结束诉讼。我国对此尚未规定,从其价值角度看这一做法大大缩短了办案时间,又提高了办案效率,我们应有条件地借鉴。     

重婚罪：自诉抑或公诉

在我国,重婚属于自诉案件中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既可以由被害人等告诉权主体提起自诉,也可由司法机关依照法定职责主动介入从而启动公诉程序.立法显然的隐含立场是以自诉为主,公诉为辅.这种诉权模式可以较好地避免刑法的负面效应,节约刑罚资源,同时又能有效解决纠纷而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符合刑法的谦抑性要求.将重婚罪直接纳入公诉范围并不能解决该类案件取证难的问题.为有效消解重婚犯罪追究中的不利因素,应当在完善重婚罪实体法规定的基础上,降低自诉标准,实行律师强制代理制度,将刑事和解与调解机制延伸到重婚公诉案件中,并引入暂缓起诉制度.     

论审查起诉阶段鉴定意见的审查

鉴定意见是新刑诉法规定的一种单独证据种类。鉴定意见专业性、意见性和法律性的特性、在证据链中的关键性决定了必须对其进行审查,经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或认定事实的根据。公诉人员应加强对鉴定意见的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前者包括鉴定意见规范性审查和鉴定主体资格审查,后者包括送检材料的客观性审查、鉴定原理的可靠性审查和鉴定结论推出过程的审查。在目前的审查起诉阶段,公诉人员对鉴定意见的审查存在着唯"鉴"是从、审查不细致等问题。做好鉴定意见审查工作,需要公诉人员转变理念,拓展与提升专业知识,需要检察技术部门做好协助工作。     

山东平邑启动公诉视频督导系统

本刊讯　近日,山东省平邑县检察院启 动出庭公诉远程视频督导系统。通过该系 统,检察院的领导可以与出席法庭支持公诉 的检察官进行语音、视频、文字的互动和交 流,从而对出庭公诉活动进行监督、指导。 据该院检察长徐映波介绍,该系统主要     

《“捕诉一体化”的实践样本》系列报道之三 有板有眼:从“一办到底”到“一波三折”的诉辩关系

检察机关在实行“捕诉一体化”改革背景下的刑事检察模式是什么样的?让我们通过四个典型案例,来观察“捕诉一体化”给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的工作带来的变化,给律师辩护带来的新气象。让审査起诉的工作更有针对性的“杭州样本”据《杭州日报》报道,2019年4月9日,由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孔某故意杀人案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这是杭州首例实施“捕诉一体化”检察模式的案件。庭审中,面对检察官的指控,被告人孔某当庭认罪悔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