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典的法律规范体系定位与立法选择

我国行政法典的法律规范体系可以从四个方面予以定位：其一，“一般行政法律规范”还是“一般行政法律规范加部门行政法律规范”？行政法典宜选择仅对一般行政法律规范进行法典化，编纂行政基本法典。其二，“法治政府的法律规范体系”还是“行政权力的法律规范体系”？行政基本法典宜选择具备法典体系性的“行政权力的法律规范体系”定位。其三，“客观行政法律规范体系为主”还是“主观行政法律规范体系为主”？行政基本法典宜选择以确立和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体系为中心内容的“主观行政法律规范体系为主”定位。其四，“传统行政法律规范为主”还是“大数据时代的行政基本法典”？我国行政基本法典宜全面回应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立法需求，定位于编纂数字时代的行政基本法典。     

行政合同“违约责任”性质刍议

对一项法律制度的研究是离不开对其相关的责 任制度加以研究的，这不但是因为“责任制度”体现 着法律的强制性，最终保障该项法律制度的贯彻实 施，还在于在“责任制度”中法律关系当事人的权利 义务体现的最为明显，能很好的体现相关法律关系 的性质与特征，有利于我们对该项制度之认识。对 于行政合同制度的研究，亦离不开对其相关“责任制 度”的考查。在这里我们借用民法上“违约责任”这 一概念，来剖析一下行政合同中各方当事人在违反 “合同义务”后所应承担的责任，及其所体现出来的 特殊的法律性质，希望为我国行政合同制度的建立…     

执政为民必须依法行政

胡锦涛总书记在去年“七一”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要求我们政府在行使权力时，必须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作为古今中外第一部完整地规范行政许可的专门法律     

行政法司法中心主义之批判

“从最好的政府，最少的管理”到“最好的政府，最大的服务”这是现代社会对行政期望。社会要得到最大的服务，政府必然会扩大对其行政权的介入。但是以传统的强制行政方式，已难以符合时代要求。这就需要对传统的行政法的司法中心理念进行反思和批判，创造新的行政解决方式。     

贯彻行政许可法应树立的观念

行政许可法的条文不难理解，但切实实现其立法宗旨却非易事，因此，树立正确的观念十分重要。贯彻行政许可法应树立“有限政府”的观念；树立“裁判政府”观念；树立“透明政府”观念；树立“诚信政府”观念；树立“亲民政府”观念；树立“责任政府”观念。     

行政证明：作为一种行政行为的考察

行政证明在我国行政管理实践中广泛存在，但长期被视为，甚至仅仅被视为一种“行政证据”,把它作为一种“行政行为”研究尚付阙如。行政证明作为一种证明材料固然属于“行政证据”范畴，但当这种材料由行政机关提供并予证明相对人某种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时，它又成为了一种由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本文将“行政证明”作为一种“特殊行政行为”,研讨了它的行为性质、可诉性及其诉讼特点。这一努力有助于保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落实，明确行政证明行为在行政诉讼中的可诉性，改变人民法院对行政证明行为“半推半就”的受理态度，以及促进行政法理论，特别是行政行为理论的完善和成熟。     

法律福音

湖南：遏制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 4月17日，《湖南省规范行政裁量权办法》正式实施。作为我国首部限制和规范行政权力的省级政府规章，其中明文规定：严禁“钓鱼执法”类行为，规范“顶格罚款”标准，滞纳金不得超过罚款数额，参加表彰评比不用再交钱，不得滥用行政强制措施。     

另一种方式的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学习札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以下简称《行政许可法》)2003年8月27日经全国人大通过并颁布之后，2004年7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目前已有多种版本的“讲话”、“释义”之类的学习宣讲读本对该法进行诠释，这对于我们学习理解这部重要法     

行政判决·行政判例·行政判例法——一种比较的视角

行政判决有三种形态：第一种表现为正式的法源，是一种正式的法律规范，称之为“行政判例法”；第二种虽非正式的法源，却具有实质意义上的约束力，在现实中发挥着和法律规范相同的作用，可称之为“行政判例”；第三种行政判决，既非正式的法源也不具备实质意义上的约束力，可称之为“行政案例”。中国需要建构具有自身特色的行政判例制度，这种建构应该借鉴大陆法系的经验，以行政判例模式为蓝本，走一条介于行政案例和行政判例法之间的中间路线。     

行政公益诉讼中“不依法履行职责”认定的实质回归及其展开

“不依法履行职责”的认定是行政公益诉讼的核心问题。有关“行为——结果标准”的学术论争普遍将“不依法履行职责”作为单一的行为来对待，忽视了《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4款中“不依法履行职责”包括行为、结果、因果关系等多个构成要件的特点，应当回归这一基点并由此明晰“不依法履行职责”的实质意蕴。行政公益诉讼的督促(纠正)之诉性质内在规制着“不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要件、结果要件的涵义。《公益诉讼办案规则》从正反两方面规定“不依法履行职责”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有必要消除“三要件说”中的一些不合理之处对司法实践的不当影响，尤其需要直面依职权行政不作为侵害公益的特殊性，破解依职权依法行政履职行为的“程度要求”,从抽象的职责职权规定确定具体的作为义务，认定“公益得到有效保护”之“有效”等理论实践难题。     

利用网络平台深化政务公开

福建省福州市积极探索利用网络平台深化政务公开，近5年来，依托“中国福州”门户网站，在全省率先建立了集网上行政审批、行政处罚、公共资源交易、中介诚信管理和行政监察于一体的“福州市行政权力阳光运行平台”，全面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工作，实现了“三个拓展”，即在工作范围上，由试点部门、单位向所有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部门拓展；     

在司法行政工作中努力实践“三个代表”

司法行政机关是我国政法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管理监狱劳教、实施普法依法治理、开展法律服务和人民调解工作等重要职能。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必须认真学习“七一”重要讲话，从新的形势、新的任务出发，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总的指导方针，坚持达到“三个代表”的目标和要求，坚持把“三个代表”当做检验和衡量工作的根本标准，努力实践“三个代表”。这是保证司法行政工作始终做到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也是新时期开创司法行政工作新局…     

论行政裁判中的请求权方法

我国当下行政裁判实践中,主要存在“行政行为分析方法”与“行政法律关系分析方法”这两种方法。民法上成熟而严谨的“请求权方法”可以引入行政裁判,通过行政法上“公法权利之甄别”、“请求权基础之检索”和“公法限制之审查”等步骤予以适用。当下的行政裁判上请求权分析方法还存在“规范缺失”、“视野偏狭”等问题,需要与传统的行政行为分析方法相对接,并适当引入“正当程序”和“公共政策”等考量因素,使其充实并完善。     

行政性“命令“规范法律分析与探讨简

我国现行宪法、法律中多次出现包含“命令”的法律规范。由于“命令”一词在法律规范中属性和内容不尽一致，导致在理论研究和法律实务中出现诸多困惑。在梳理相关规范的基础上，根据法规范中发布命令的不同主体，可以将法规范中的“命令”分为三种类型，即。司法性命令、军事性命令和行政性命令。通过对行政性“命令”规范的语境与功能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厘清“命令”的文本内涵。“命令”规范存在属性不明、外延不清等不足，应通过规范行政性“命令”规范的表述，促进“命令”规范在立法上的体系化、明确化和精细化。     

福利行政法观的经济学基础

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决定了警察行政法观的产生。到了二十世纪，非“正统”经济学的兴起促进了行政权的扩大和“公务说”的产生，经济自由主义的复兴又导致了“控权论”的延续。而“凯恩斯革命”及政府干预主义带给人们的“公共福利”、“公共利益”等观念又使得两大法系的行政法治理论在逻辑基础、人文精神以及价值取向等方面取得了一致。这一时期行政法治理论的中心思想是：只有不断地缩小市场机制作用的领域，而扩大行政权力作用的范围，才能为相对人提供更为广泛的服务，公共利益才能实现最大化。因而，我们称之为“福利行政法观”。     

论“行政机关”的认定——以美国法为中心的考察

基于对“规制国”下权力控制与秩序保障的需求，美国通过立法的方式确定了行政机关的范围，并提出以权力标准作为适用门槛。法院在处理越来越多的合作治理、外包等现象所带来的问题时，逐渐将“行政职能”标准和“监管关系”标准确立为解决问题的判例法，并切实起到了控权、规制等客观功能。整体观察行政机关的认定标准，可以发现其存在从组织属性转向事务属性、从单方审查变为参与式审查的结构性变迁。我国关于行政主体理论的研究和实践也可以借鉴这种思路。     

政府信息公开与基层治理转型——以法规文本和基层实践为基础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中国迈向信息自由的重要制度举措，其根本点在于将传统封闭、保守的行政改造为“公开性”和“民主化”的行政。它具备制度的理想性，也因此与中国基层政府现实的行政文化与行政过程之间产生了重要的紧张。官民关系的不平等和基层行政任务的复杂化都造成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基层的“折扣”现象。但作为中国政治改革的一部分，通过制度先行带动实践演进，从而推动文化转型，其“行政民主化”的理想仍然具有可期待性。     

信访潮与中国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重构

当代中国信访潮的出现是社会转型诱发城乡二元结构断裂、利益主体诉求多元以及社会矛盾激增的必然结果。信访量的急剧增加既无端耗费了巨大的社会成本，也使社会治理模式与法治渐行渐远。信访“废除论”、“强化论”及“还原论”虽不乏合理因子，但都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当下中国官民矛盾的乱局;信访“改造论”既坚守法治理想也顾全中国现实，是相对合理的顶层设计方案。信访底线作用的发挥，实际上是行政复议纠纷解决主果道地位修复、行政诉讼纠纷解决次果道地位巩固、行政调解纠纷解决分流功能激活的过程。信访潮的妥善消解，最终取决于中国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重构。     

WTO争端解决机制与我国行政管理体系的变革

在GATT争端解决的规定和实践的基础上，通过“东京回合”和“乌拉圭回合”的进一步发展与改革，WTO形成了一套特殊的争端解决机制。它的“准司法性”独具魅力，对整个国际争端解决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何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并加快行政管理体系的改革，对我国提出了新的挑战。     

中国行政法法典化的理念与理论基础

生动的立法实践及法典化的发展态势业已表明，行政法法典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新时代行政法的法典化要以行政实践需求为导向，基本旨趣应在于完善和发展行政法制度及理论体系，并立足于行政实践为行政充分授权，以促进行政权高效运行，促使行政对社会关切问题及时作出回应，进而深化改革，优化管理和服务，充分调动行政活力、社会活力、市场活力。但传统以规范主义和控权论为基础所建构的行政法理论体系，陷入了将行政法及行政程序等同于控权工具的理论认识误区。面向行政的行政法及其法典化的理念和理论基础，应超越行政权“恶性”“侵益性”的预设，由规范主义“控权”转向功能主义“授权”,“授权论”应成为中国行政法学理论基础的认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