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应对西安事变决策变化始末

陈公博在《苦笑录》曾提到:"中国现代史上有两个谜题,一个是究竟起因为何的中山舰事件,一个是如何结束的西安事变。"而西安事变刚结束,毛泽东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在西安事变中实际地取得了领导地位"。一场由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却在其中实际取得领导地位,并由此推动整个局势的转变。中共的决策,如何影响了西安事变,并如何引导西安事变由审蒋     

西安事变中的孔从洲将军

西安，是西安事变的发生地，在陕西省档案馆藏大量的珍贵档案史料中，70年前西安事变档案史料是馆藏的一大特色，今就孔从洲将军在西安事变中人所未知的故事，笔者依据馆藏中第一手档案史料予以披露，以食读者。     

西安事变的主角是谁

<正>众所周知,在西安事变中,张学良是策划者、发动者。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学者杨天石在阅读张学良的口述史及其相关档案资料时,得出了真正的西安事变主角的新结论。西安事变的主角到底是谁呢?     

当前史学界研究“西安事变”情况综述

西安事变是现代史上一个重大事件。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研究西安事变的专著和文章逐渐增多。随着西安事变研究的逐步深入,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方针。学者们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处理事变的基本方针是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联系在一起的,因而确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     

西安事变后的杨虎城

今年是西安事变61周年。提起西安事变,人们便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杨虎城将军。杨将军是国民党著名的爱国将领,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首先提出抗日的。1936年,他与张学良将军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第二     

救国会与西安事变

历史上,救国会曾对中国的革命起过重大的积极作用,其中,对西安事变的贡献是值得我们充分肯定的.救国会对西安事变的贡献主要表现为:救国会推动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转变及合作,为西安事变的发生作了积极的准备;救国会通过杜重远这个桥梁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发生;"七君子"事件是西安事变发生的直接诱因之一;救国会是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一支重要力量.     

李济深与福建事变

30年代,中国历史上先后发生三个重大事变,即1933年的福建事变(以下简称“闽变”)、1936年的两广事变和西安事变。国民党要人张群在西安事变发生后不久指出,“李济深在福建事变和两广事变中,都演了主角”。闽变是与李济深的名字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李济深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民主人士,他所参与领导     

功不可没——日本学者高度评价张闻天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要贡献

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问题,是日本西安事变史研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几十年来,日本学者曾查考大量中外资料加以研究,希图寻求到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问题的真蒂,然而,收效甚微,以致使这个问题成了日本西安事变史研究中的“岩礁”。 进入80年代以后,中国在改革开放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有关西安事变的档案史料也不断公布,这就为日本学者研究这个问     

张闻天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诸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在中国共产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不仅参与决定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而且在紧急时刻亲赴西安,同周恩来等现场作出重大决策.在此过程中,张闻天恪尽职守,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重要贡献.     

西安事变中神秘的史沫特莱

西安事变前夕,有共产国际背景的史沫特莱正在西安,似乎碰巧遇上了事变,从而成为当时唯一在西安向世界报道事变的外国新闻记者。然而,从西安事变作为秘密战线一大杰作的角度来看,史沫特莱在关键时刻出现在关键岗位,绝不是偶然的。     

中共与西安事变关系研究的四大焦点

近十多年来,西安事变的研究出现了众多成果,在史实分析和方法运用上都有重大突破。因为史料的掌握、历史观的立场等原因,在中共与西安事变关系的研究中形成了不少热点和难点问题。梳理起来,主要为4个方面:中共与西安事变的发动,争论的主要焦点是中共事先是否知晓;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决策转变,争论的主要焦点是谁先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与蒋介石会面谈判问题,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周、蒋会面谈判有几次;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问题,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周恩来是否知晓并同意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去南京。     

西安事变前刘鼎给中央的四封密信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已经过去了整整70年。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有关中共与西安事变的关系,史学界曾有许多猜测,其无法廓清的争论焦点是:张学良发动事变究竟是一时的冲动之举,还是有过艰难曲折的思想准备过程?中共在事变发生之前是否     

西安事变对中国海军抗战的推动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发生的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是中国时局转换的枢纽。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内外均有不同的反响，中国海军的态度如何？西安事变解决后，国内和平基本实现，开始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西安事变对中国海军的抗战发生了什么影响？这些问题，过去在研究西安事变时涉及不多。本文拟对西安事变时期中国海军的动向，以及西安事变对中国海军抗战的推动作一些探讨，从一个侧面透视西安事变的影响。 长期以来，日本海军一直充当着日本侵略中国的重要工具。西安事变前，日本将其海军第三舰队的主要力量配备…     

谁最早将西安事变电告保安中共中央？

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一份电报是通知红都保安中共中央的，但这份电报究竟是谁发的却是个谜。多年来，学界对西安事变的研究都把张学良或当时中共中央驻东北军联络员刘鼎所发的电报作为保安得知西安事变的开始。但事实并非如此。     

叶剑英情系西路军

1936年12月,就在三大红军主力会师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共中央组成代表团,赶赴西安,帮助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以期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叶剑英作为代表团的成员协助周恩来做了大量工作,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重要贡献。事变之后,叶     

《申报》视角下国统区民众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探析

西安事变是改变中国20世纪30年代革命时局乃至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大事.事变发生后各方民众由于所处立场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反映.西北区普遍支持事变的发生,而国统区民众则普遍对事变持否定态度.但对于事变如何解决,则呈现出全国民众共同要求和解的局面.《申报》是国统区极有影响力的大报之一,透过它对西安事变发生时国统区各方民众反映的报道,可以考察国统区民众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分析其所持态度的原因.     

红中社对西安事变的宣传

西安事变发生时，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通讯社和机关报《红色中华》，同为一个组织机构——红色中华社，简称红中社。透过红中社的新闻报道和宣传。可以看出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在西安事变上的政治态度及其演变。     

解方将军与“兰州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古城西安发生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兵谏”——西安事变。这次事件,为实现中国共产党“副蒋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结束10年内战局面,产生了重大作用。但是人们在谈及西安事变的时候,大都忽视了与西安事变一脉相承的“兰州事变”。其实,兰州事变作为西安事变的续篇,在中国革命史上,也应有其光辉的一页。     

周恩来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确立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条件之一。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历史转折。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     

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我党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

1936年12月12日,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为抗日救国,在西安兵谏蒋介石,发动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时,单靠张、杨本身的力量,实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很困难的.在这一关系到西安事变能否和平解决的关键问题上,中国共产党起了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