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下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面临的挑战及中国选择——基于实验主义治理视角的分析

作为公共卫生领域的全球性危机,新冠肺炎疫情以极端的方式镜鉴了人类社会所面临“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的层叠交错,并凸显了当前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供需鸿沟”。作为影响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变量,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中各种要素的变化及其作用机制的发生。其结果是,在后疫情时代下,国际权力结构变迁下的国际秩序“漂流”、地缘经济秩序强化下的“经济主权”回归、机制碎片化加剧下的全球治理“肌无力”以及国际共识弱化下的“价值基石”瓦解等要素的交织共振,将催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加剧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作为一种新型的多元主义治理理论,实验主义治理被视为是不确定性情景之下,解决治理有效性与合法性难题的一个重要工具。借鉴实验主义治理的价值理念、运行机制及实践经验,能够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提供新思路。有鉴于此,本文认为,中国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对价值理念和框架性目标的共塑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以治理机制灵活性的增强来提升全球治理体系的效用、以经验知识的生产与交换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自我学习、以国际评估的设置与完善来促进全球治理体系的优化,继而在渐进性探索的实践中,更好地应对不确定性倍增的全球治理难题。     

产业结构变迁对印度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影响

本文从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高级化程度和产业结构变迁速率三个角度对印度产业结构变迁程度进行衡量,构建了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影响的模型,然后使用印度经济改革以来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变迁确实对印度经济增长产生了影响,其中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而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印度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对很小,而且与经济增长表现为负相关;产业结构变迁对印度经济波动没有影响,印度经济波动是由其他因素引起的,与产业结构变迁无关。     

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俄罗斯转型期的国家治理模式演进——兼论“梅-普”时代的国家治理前景

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是影响国家治理的关键变量，能否有效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将直接影响国家整体的秩序治理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绩效。本文从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的关系入手，对俄罗斯20世纪中期以来的国家治理模式的演化路径以及期间的制度变迁与社会经济绩效变化进行了深刻剖析，对“梅-普”时代的国家治理与社会经济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出俄罗斯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转换关系的倒U型曲线。     

制度变迁与经济转轨--对原苏联和东欧10年经济转轨的思考

本文试图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探讨原苏联和东欧经济转轨的经验教训.本文对"华盛顿共识"与"后华盛顿共识"的讨论进行评论,认为其理论贡献在于强调了制度在经济转轨中的重要性.本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转轨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如制度遗产与经济转轨、制度变迁的特点及制度变迁中的最优选择与次优选择等,并指出产权、法治与责任政府是转轨国家取得成功的必要因素.     

论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全球观念变迁的主要规律

本文以中国共产党100年的全球观和外交思想为基本研究对象,以其全球秩序观与全球治理观为研究重点,从国际身份、国际互动等角度分析其全球秩序观的变迁规律,从国际治理原则、国际制度观等四个变量研究其全球治理观的变迁规律,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八大为划分时期的主要节点来阐述中国共产党全球秩序观与全球治理观变迁的经验内容。与此同时,作者还从党情、国情、世情相结合的角度以及国际正义观、国际制度观等方面来总结影响其全球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的相关因素,并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全球观现在面临的三大机遇和三大挑战,认为中国共产党针对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不断完善其全球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为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要坚持三大"平衡"原则,即区域秩序观与全球秩序观相平衡、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相平衡、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平衡。     

执政党认知、国家战略与全球治理机制变革——以中国共产党与全球气候治理机制为例

在各国相互依存更加密切但全球治理能力显著不足的时代背景下,全球治理机制变革已成为当今世界广受关注的重大议题。政党特别是执政党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行为体,其与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的关系尚未得到学术界的充分讨论,作为执政党开展内外行动基础的认知与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的关系尤为如此。本文认为,执政党特别是主要大国的执政党对某一社会实践领域认知的形成与转化,在对本国的国家治理产生直接而重大影响的同时,也会通过国家的对外行为在相关领域直接甚至显著地引发全球治理机制的变化。本文选取中国共产党应对气候变化、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认知变迁对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影响的案例进行检验,发现执政党的学习过程及所在国家的政治结构、政治过程、政府过程等因素,对执政党认知变迁、执政党认知上升为国家意志和转化为国家战略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影响;主要大国的执政党领导本国政府实施的积极外交行为,则会引发全球治理机制多方面、多层次的重要变化。     

中亚地区治理三十年:一项研究议程

2021年是中亚国家独立三十周年.在涉及中亚国家独立以来国家构建和社会转型历程这一庞大课题的反思和研究中,中亚地区的地区治理状况及其变迁是一个能带来诸多学理价值和政策启发的学术议程.空间重塑、治理实践、互动规则、象征政治四个方面是中亚地区治理及其变迁研究中需要特别予以注意的四个维度.从这四个维度予以考察,大体能勾勒出中亚地区治理变迁的大致轮廓及由此衍生的地区秩序类型.不过,这几个维度是涉及中亚地区治理的"骨架",而要描绘出其"血肉",还需要对其中的几个重点议题予以深入分析.这些议题包括中亚地区治理模式的演进及其动力、中亚地区秩序的特征及其变迁、中亚地区治理的主要领域及对地区秩序形成和维持的影响、各治理主体在中亚地区秩序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策略.对涉及中亚地区治理的四个维度和四个议题进行细致考察,有望能较为清晰完整地把握三十年来中亚地区的治理状况、变迁轨迹及其发展方向.     

东盟能源治理：一种机制变迁的视角

上世纪70年代发生的国际石油危机开启了东盟能源治理机制化进程。历经20余年后,东盟能源治理机制的框架于1999年大致形成。此后,东盟能源治理机制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显著变迁:第一阶段是应对全球性高油价的2000年至2008年;第二阶段是以东盟共同体建设为主要任务的2009年至2015年;第三阶段是东盟共同体建成之后的2016年至今,东盟地区的能源发展开始进入与全球能源发展趋势相融合的阶段。每一阶段的东盟能源发展都具有其鲜明的特点,其能源治理机制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变迁的动因同样呈现出阶段性特点。结合国际机制变迁相关理论,本文将上述三阶段东盟能源治理机制变迁的动因分别归结为三点:一是外部冲击:21世纪初期的全球性油价高涨;二是制度环境:东盟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三是认知因素:全球能源发展观念的转变。此外,东盟能源治理机制的变迁也受到了内生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其自身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新的能源问题,亦是导致其能源治理机制变迁的重要助推因素。     

国家形态与政治转型:乌克兰政治转型三十年评析

国家形态是考察国家治理绩效、反映国家政治转型态势及评价政治转型质量的新视角.本文以国家形态发展为视角,分析"观念"如何影响经济转型模式,转型模式如何影响资本主义模式形成,进而资本主义模式如何影响国家治理结构.按照这一理论逻辑,本文梳理乌克兰独立30年国家形态发展变化的轨迹,并得出以下结论:转型观念影响经济转型模式的选择...     

地缘与结构:巴西外交的“地区维度”解析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多层次权力分析、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结构性权力分析以及外交政策认知理论关于理念作用的分析,对于认识巴西外交的地区维度具有启发作用,但其分析逻辑各有不同。将巴西在地区层次的外交政策实践纳入一项综合地缘和结构思想、兼及环境变迁影响的外交政策分析框架,可以成为解读这一问题新的重要思路,即巴西的地区外交是地理和自然环境、国际体系的结构位置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环境和结构条件变迁诸项因素组合互动的产物。     

中美摩擦的国际规则之争与全球可持续治理的中国方案

中美之争是全球治理陷入当前困境的外在表现。全球化发展至今,军事等传统安全问题已经不是全球治理最大的困扰,如何在全球权力结构变化之下调整治理思路、模式以应对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等具有跨界特征的问题才是当务之急。现有的全球治理具备了奥兰·扬所提出的国际制度变迁的内部矛盾、权力结构变化、外部压力等要素,已处于明显变革之中。与全球治理并行推进的《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简称"2030议程"),以新型伙伴关系合作、多元化等核心理念获得了全球最大范围的支持,并由于具有显著的外部性而承载着全球治理的责任。"2030议程"在理念普适性和目标务实性方面的优势,为全球治理以可持续治理为新内涵实现理念的转换和相关实践提供了机会。但不可忽视的是,目前主导力量不足以及公共产品匮乏的现状,将严重制约全球可持续治理的落实。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指导,沿着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推进相关国家、地区的有效发展和治理。~①中国在主动提供治理公共产品的同时,不断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和多方参与分享的创新理念提高相关国家的参与能力,为国际可持续治理培育和储备支持力量,并推动解决治理变革的关键制约因素。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不断得到全球认可和支持,全球可持续治理将不断从中获得现实和潜在的改革动力。因此中国可以更多的担当,从全球可持续治理的角度,通过理论的完善和实践的充实,将"一带一路"倡议定位于全球可持续治理的中国方案。     

经济体系的学习与特征转移——若干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转型分析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的经济改革中,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因其在速度与幅度方面的显著特性,尤其是伴随这一过程的急剧的政治变迁而成为不同经济体系学习与特征转移的典型案例。经济转型为这些国家带来了重要的经济影响,而国家的作用、政治发展(民主化)和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变化,则是这些国家经济转型带给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启示。     

马来西亚中小企业的发展路径与政策调整——一个制度变迁的分析

发展中小企业是金融危机后马来西亚经济政策的一个显著的调整.本文从马来西亚中小企业发展路径人手,分析了造成马国二元性产业组织结构的制度因素.结合制度变迁理论,文章探讨了马国政府在调整中小企业政策过程中所面临的组织成本、预期收益与有效的制度设计思路,并指出由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马来西亚中小企业的发展将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转型国家经济协调发展问题研究——中俄经济结构调整与增长方式转变

经济结构影响并决定着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率和可持续性.结构长期扭曲威胁经济增长质量与可持续发展,会使经济增长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纳尔逊).在世界性失衡大背景下,生产要素约束、环境压力和市场机制欠缺等使赶超型发展的转型经济遭遇的结构问题十分严重(世界银行,2007).但在迄今为止并未成熟的转型理论中,结构治理研究还很不成熟,无法找到现成答案(D.Sorokin,2006).本文试图通过对比中俄两国经济快速成长过程中结构失衡的表因和特征,分析在经济转型与赶超式发展双重挑战条件下两国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方式变化关系,探索转型经济快速持续、均衡协调发展的路径.     

权力结构变迁下的东北亚政治经济生态——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结构性权力视角

后冷战时代,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东北亚政治经济生态分裂的局面似乎并不比冷战时期有多大的改观。尽管经济发展与经济合作进行的如火如荼,但地区总体政治与安全合作则停滞不前,甚至经常出现严重的冲突事件。从结构性权力的角度来看,东北亚的这种政治经济生态特征源于相关国家对该地区权力结构变迁背景下的战略回应。政治意愿的疏离或相悖,经济利益联系增多必然导致的竞争,催生出东北亚独特的政治经济生态——政冷经热,人们所期待的东亚一体化乃至东亚共同体仍是一个美好的憧憬。若要改变这种局面,除非东北亚地区和区域外大国领导人真正拥有全新的战略思维,以超越历史积怨的未来视野、超越冷战思维的战略智慧和超越自我的勇敢和自信来应对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东北亚权力结构变迁,否则别无出路     

国际太空治理探析：历史演变、影响因素与中国的参与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对太空探索能力的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机构在利益驱动下,投入到太空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活动,导致太空公共问题凸显。本文系统梳理了国际太空治理的历史演变,分析了国际太空治理的现实层面、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三大影响因素,考察了国际太空治理面临的众多挑战,解释了中国参与国际太空治理的理念和实践。本研究认为,现实层面的太空权力结构影响着国际太空治理格局的基本面貌,国际制度规范着太空治理的主要内容,太空治理主要议题引发的观念互动影响着太空治理的发展方向。中国参与全球太空治理也应立足于这三个方面：在现实层面,应坚持合作共享,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在制度层面,应积极倡导和实践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太空治理制度改革;在观念层面,应坚持促进航天活动服务于人类共同利益,以人类太空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国际太空治理。     

试析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从国家中心主义治理到多元多层协同治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全球治理模式转型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问题。在国际权势转移、治理失灵以及全球治理自身不断演进的背景下,国家中心主义治理模式难以为继,因此推动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显得必要且迫切。本文在借鉴不同治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全球治理模式应该向多元多层协同治理的方向转型。具体的转型路径包括:推动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机制的改革与完善、治理理念的创新以及治理体系的互动。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治理主体,对全球治理模式转型的态度总体上是积极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疑虑,因此应通过能力提升、培育非政府组织发展、处理好双重国家身份的关系等方式来适应治理模式的转型,并在转型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逆全球化现象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基于“双向运动”理论的视角

借助波兰尼的"双向运动"理论,本文构建了全球化及其逆转的分析框架,并运用该框架分析了1870年代以来的三个全球化阶段,解释了逆全球化是霸权国家主导下市场力量的释放持续损害了全球化过程中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劳动群体导致社会冲突积聚从而社会发生自我保护的结果,而且逆全球化必然与经济危机相伴随。本文进一步揭示了全球化其实并不是导致全球化主导国家中产阶级退化的主要原因,展望了逆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不利影响,并认为未来将很有可能回到新的"内嵌的自由主义"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中国倡导开放、包容、普惠、共享的新型全球化模式和全球经济治理新秩序,实际是"内嵌的自由主义"全球化体系的现代升级版。     

革命理论范畴内的当代俄罗斯社会转型——兼论弗拉基米尔·马乌的革命思想

针对俄罗斯90年代以来的社会变迁，学术界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视角进行了诸多的分析。而能否把这场变迁作为革命来研究，也就是说俄罗斯的转型能否被称为一次革命，则存在着很多争议。因为俄罗斯的转型不具有经典革命的特征，如暴力、新意识形态的萌发等。一些革命理论专家对新时代的革命进行了重新定义。通过对革命的发生、过程、后革命时期的权利集中等现象的分析，可以认为俄罗斯的这场变迁能够被归于革命的范畴之内。     

世界银行的反腐败标准及其对金砖银行制度建设的启示

本文系统考察了世界银行反腐败标准的形成过程及其对金砖银行反腐败制度建设的启示,认为世界银行的反腐败政策经历了一个重要变迁,而后者的动力正是来自于世界银行主要捐款国对本国反腐败议题的重视。自世行成立以来,治理和反腐败问题一直是其不愿触及的"政治禁区",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尤其是在沃尔芬森和沃尔福威茨两任行长的推动下,世界银行日益关注借款国的国内治理和反腐败状况,并将之作为其提供贷款的重要条件,事实上,这与美欧日等主要股东国在世纪之交高度重视国内的反腐败议题以及世界银行自身以股东国导向为准的制度特征密切相关。作为发展中国家自主创立的新开发银行,金砖银行更多地强调借款国主导和采用国别体系,充分体现借款国自身的发展理念和战略,因而应该采用一套更为灵活多样、更符合借款国实际的治理与反腐败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