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英美判例三去中的经营判断原则

经营判断原则是在英美国家判例法中形成的一项重要公司案件的审判原则,是对公司经营管理人员的行为及义务判断的重要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发展出了董事谨慎忠实义务等公司治理原则,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公司治理结构改革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论经营判断规则在我国的引入及相关问题——以德国的立法和实践经验为参考

完善企业管理者问责机制,关键在于为判断决策行为是否符合勤勉要求确立可操作的细则。经营判断规则最大的意义正在于,其从尊重公司管理者的经营决策出发,提出了认定勤勉义务的标准。然而,经营判断规则能否实现这一功能,而不会沦为对企业管理者不当的责任优待,取决于该规则要件的具体设计。本文将我国有关勤勉义务和经营判断规则的学说讨论与德国公司法中的谨慎义务和经营判断规则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着重讨论我国引入经营判断规则适宜采取的规则模式以及在我国公司中运用经营判断规则的几个重要问题,包括可主张经营判断规则的人员范围和经营判断规则的规则层面及公司管理者责任案件中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     

股东对董事诉讼中的商业判断规则

我国《公司法》的修订创建了股东对董事的直接诉讼和派生诉讼,拓宽了司法对公司运作的介入。然而在发挥诉讼对股东权益维护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董事权责的平衡和司法对经营世界的尊重。美国的商业判断规则在股东对董事诉讼中具有排除司法实质审查、确立诉讼的证据规则、在派生诉讼中建立用尽内部救济原则的功能。我国在借鉴商业判断规则时,应作成文法化的引进。在司法解释中细化董事的注意义务,明确商业判断规则的适用条件和商业判断规则的运作程序,完善派生诉讼的前置程序。     

略论美国判例法中的"商业判断规则"

在商战中,企业的决策和经营并非总是正确的,公司董事应当对由其决策上的失误导致的损失承担责任。法律必须从制度上做出安排,通过商业判断规则,既保护了股东利益,而又不过分加重董事负担。美国是世界上公司立法最为发达的国家,本文结合美国公司判例法的规定,从探究董事经营责任归责原则着手,进而讨论商业判断规则和董事注意义务的关系,着重论述商业判断规则的内容、适用条件及其意义。     

经营判断原则与董事信义义务之关系

经营判断原则作为司法审查之标准,是美国公司法上一个很有特色的案例法规则。那么何种条件下董事才可以要求法院适用该原则对其进行保护,它与董事信义义务存在怎样的联系？本文将从经营判断原则的适用条件入手来研究其与董事信义义务的关系。     

董事责任的追究和经营判断的原则

如何公正、合理地追究公司董事在经营中的责任这一问题 ,是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从美国《示范公司法》、特拉华州的判例以及法学研究所提出《公司治理的诸原理———分析和劝告》三个方面 ,考察和分析美国在董事责任追究中的一个重要判例法理———经营判断原则。从经营判断原则的概念、适用条件以及它的机能等方面加以探讨和研究。     

行政判断余地的构造及其变革——基于核能规制司法审查的考察

将专业性、预测性与行政判断余地理所当然地联系起来,不仅忽视了行政判断余地在风险行政领域的形成脉络、理论基础和具体构造,还可能导致行政判断余地在我国的盲目扩张,对行政法治的建构具有较大的危害性。以德国核能法为例,行政判断余地的基础在于功能法正当原则、规范调整对象的特点和行政权的功能优势。从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属性或行政事务的类型(诸如专业性决定或预测性决定)出发建构判断余地,忽略了行政判断余地成立背后的基本权利保护、行政决定的特点、行政决定作出的构造等因素。对行政判断余地的考察应建构一种综合衡量的对话模式,方能避免行政判断余地理论的空洞化,这对我国环境法与科技法等领域的司法审查皆具重要意义。     

论美国进出口银行的宗旨与经营原则——兼及中国进出口银行制度的完善

经过70多年的历史演变,美国进出口银行不但具有法定的经营宗旨,而且还具有用以支持这一法定宗旨的经济理论依据.围绕其法定宗旨的实现,美国国会还通过立法确立了美国进出口银行的一系列经营原则、如竞争性原则、补充性原则、经营性原则等.相对于美国进出口银行完善的法律制度,我国有关中国进出口银行的制度无论在立法的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有许多不足之处.因此有必要借鉴美国的管理经验,完善我国的进出口银行制度.     

浅析董事适用经营判断规则的合理性

我国《公司法》对董事的勤勉义务作了概括规定，但是，对于董事义务的判断标准及董事责任的承担都没有严格的法律依据。为了与国外先进法律制度接轨，我国的董事责任制度亟待完善。本文从经营判断规则的定义、产生的必然性等方面论述了经营判断规则存在的合理性，并由此提出我国引入经营判断规则的构想。     

论侵权法上的产品跟踪观察义务

在侵权法上,生产者负有产品跟踪观察义务,包括狭义的产品跟踪观察义务和警示、召回等反应义务,它属于安全保障义务的次类型。在我国,该义务的主体应当限于最终产品的生产者、零配件的生产者、拟制的生产者和准生产者。该义务的确定应采个案判断、综合判断等原则。生产者还应当对特定类型的、他人的附属产品负有此种义务。违反产品跟踪观察义务的责任属于过错责任,在产品存在发展缺陷时其具有较大的意义。     

对银行经营者行为进行商业判断的标准问题

鉴于银行经营行为的特殊性和公共利益保护的需要,对银行经营行为在适用商业判断规则时应与一般公司区别对待,严格适用并提高注意标准,这是我国引入商业判断规则时应当充分考虑的内容。银行监管部门规章所规定的银行经营规则和要求,是银行董事勤勉义务的组成部分,也是对银行董事经营行为严格适用商业判断的客观标准;银行董事的注意标准是合理的谨慎的银行家所应尽到的注意,而非一般谨慎之人的注意。我国现行法律没有将银行监管部门规章所规定的银行董事经营职责要求纳入其应承担的勤勉责任的范围,同时缺乏对董事注意标准的一般规定和对银行董事注意标准的特别规定,不利于在实践中对银行经营进行商业判断。建议在《商业银行法》等立法中规定银行董事对违反银行监管部门规章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并为银行董事设定注意标准的底线。     

美国证据排除规则的衰变及其启示——以Herring v. United States案为主线的考察

2009年1月的Herring v.United States案判决是近年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关于证据排除规则方面影响最大的判决,它确立了＂过失行为所得非法证据不适用证据排除＂的新规则。该判决以其不同以往任何案例的特殊性引发了关于证据排除的存在必要性、适用范围、审查模式等一系列问题的理论探讨和实务争议。以该判决前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态度转变和学界回应为鉴,我国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应定位于阻吓违法行为,以过错原则为判断标准,并配合职务监督方式施行。     

刍议刑事判例制度

刑事判例是指最高审判机关或者上级审判机关对同级或者下级审判机关在对刑事案件适用刑法过程中所形成的有效判决进行识别、整理、汇编而形成的对同级或者下级审判机关在办理同类案件时具有事实上、业务上、制度上普遍约束力的指导、借鉴、援用和解释法律作用的范例。刑事判例的产生、运用过程中所形成的系统就是刑事判例制度,包括判例的识别、适用判例的原则、规则和方法、判例集的汇编、公布以及援用等。该制度对刑法和司法解释的不足起弥补作用并且是实现罪刑法定原则的重要途径。它依托制定法,除没有法源外具有判例法的其他特点。     

关联交易本质论反思及其重塑

关联交易是现代社会中一个日趋常见而又愈益复杂的经济现象,其本质在于它背离合同的意思表示一致规则,是仅仅体现当事人一方的意志和利益的交易行为。关联交易本身是中性的,不具有当然的非法性,因为关联交易作为当下的一种十分常见的经济现象,有其存在的社会经济条件,其中有佐证的观点认为可以节省交易成本,提高企业效率。准确认识关联交易的本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公司法要建立完善而富有体系性的关联交易制度,核心的制度是要建立对关联交易判断的公平性标准,并在此基础上确立司法最终判断原则。     

无罪推定原则的意义解读——一种诉讼法哲学分析

无罪推定已经成为现代国家的一项刑事诉讼法原则乃至宪法原则。无罪推定在各国立法例中虽然有肯定式和否定式两种表述方式 ,但其基本内涵却是相同的 ,即 :任何人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并由法院判决确定有罪之前 ,应作为无罪公民对待。作为一种关于正义的规范性命题 ,无罪推定原则具有内在的基本特征和诉讼程序规则 ,具有深厚的社会哲学基础和重要的政治法律意义。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中 ,无罪推定原则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 ,成为当代中国刑事诉讼法制现代化的迫切需要和时代课题。     

论公司机关决策权力的配置

特定法域的"主义之争"有其特殊的阶段、问题甚至概念,股东会中心主义的当代意义更是对机关分化不足的确认,经理中心主义则提示了董事会与经理分权的弹性。我国公司业务决策权力在机关之间分割,缺失决策权威与权力中心,造成了公司业务中决策主体的缺位、义务设定的落空和责任识别的困难。司法对公司行为的评价囿于决策问题本身而非"机关的决策",从而加重了司法判断的负担,难以实现取向决策程序的方法论变迁,难以通过信义义务实现贴合交易语境的审查。对公司机关决策权属规范的再造,应首先明确董事会作为公司业务权力中心,从而将公司行为的评价难题转化为通过信义义务的决策责任追究问题,同时应在贯通权责逻辑的前提下为封闭公司保留分权的自由度。     

刑事诉讼中的刑事政策:以社会理论为基础的分析理路(一个导论)

中国刑事司法实践基本上一直沿袭着旧有的刑事政策以及与此有关的惯习操作 ,在程序上与刑事诉讼的法治化要求多有抵牾 ,刑事政策的合理化是以“自上而下”的权力型改革模式作为推动刑事诉讼法治化的根本动力。虽然刑事政策逐渐受到学者的关注 ,但因囿于价值判断和视野局限而造成对社会事实缺乏有效的分析 ,所以 ,对“理解”中国刑事司法的问题助益无多。而以一定的社会理论为分析理路 ,或许是研究刑事诉讼中的刑事政策的一种可行的方法     

完善我国打击商业贿赂法治体系的法律思考

首先介绍现行于我国的打击商业贿赂的法律体系;进而比较分析中国与境外关于商业贿赂的法律规定及其运作状况,最后,就完善我国打击商业贿赂法治体系问题,提出自己的法律构想.     

DOES THE BUSINESS JUDGMENT RULE HELP PROMOT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 business judgment rule (BJR) is a U.S. corporate law concept that has gained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It has been moulded, particularly in the definition of the Delaware courts, to protect the managerial business discretion, in other words to protect directors’ decisions from judicial review.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questio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ion with a business purpose and societ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s drawn to the various impacts of corporate decisions on society, asking for the necessity for directors to take these impacts into consideration when making business decisions. At the centre of CSR and the BJR are the fiduciary duties of the directors — the duty of diligence and the duty of care — and the question as to if the directors have breached their duties and if they have fulfilled them in a CSR compatible manner.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he BJR helps promoting CSR by discussing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real or apparent) of the BJR with respect to CSR.     

刑事诉讼审判公开的缺陷与完善

公开审判是一切法治国家的重要法律制度,加入 WTO 后,中国司法应尽快“透明”起来。对刑事诉讼审判公开的缺陷进行思考:审判公开是原则还是制度;关于公开审判的庭审直播问题:审前报道问题;评议制秘密性与审判公开的矛盾冲突等,并对这些问题提出建议或解决的方式。望审判公开的法律制度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