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国演义》看中国传统人格及现代人格培养

中国传统人格在《三国演义》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刘备是仁的化身 ,诸葛亮是贤臣的楷模 ,关羽“义”字当先。他们具有不同的身份、地位和性格特征 ,因此其人格也各不相同 ,但他们的人格又有很大的统一性和内在联系。这就是我们所要探讨的中国传统理想人格。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传统理想人格重道德的基本精神和合理的道德规定 ,仍是中国现代人的理想人格所应发扬光大的宝贵成分。     

赵云其人及其忠义精神的塑造

《三国志》所记载的赵云是一个一身是胆、忠心为国、处事机敏而有章法的英雄;《三国演义》遵循《三国志》的基调对赵云的形象给以了塑造,但围绕着忠义精神的颂扬,突出演绎了赵云救刘备父子的故事。后来在关羽形象逐渐拔高的过程中,赵云的形象也就成了永具活力的忠勇虎将的代表。     

“十五贯”与光况钟办案

“十五贯”,又名《双熊梦》,是在宋人通俗小说《错斩崔宁》和明冯梦龙小说《十五贯戏言成巧祸》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作者是明末有名的戏剧家朱(白隺)。 1956年“十五贯”被浙江昆苏剧团改编成昆戏搬上舞台。故事写的是县官过于执主观推测熊友惠与候三姑一案,不做调查研究,即判二人死刑;淮安巡抚都堂周忱如何轻率拍板定案,而监斩官、新任苏     

他山之石可攻玉 ——论《孙子兵法》与刑事侦察

《孙子兵法》为春秋未期的军事家孙武所著,分为十三篇,故又称《孙子十三篇》,共六千余字。其内容博大精深,为历代政治家和军事家所推崇。它不仅在军事方面享有盛誉,而且在各行各业中被广泛地用作“攻玉”的“他山之石”。     

琢玉人——记安徽九华玉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徐传德

玉的故事 九华山一带过去产玉，晋葛洪著《西京杂记·卷一》记载：“高帝斩白蛇剑。剑上有七朵珠，九华玉以为饰。杂厕五色琉璃为剑匣。”汉高祖刘邦在沛县手执赤霄剑斩白蛇起义以响应陈胜、吴广发动的农民起义，发生在秦二世元年，即公元前209年，据此推算，九华玉已经有2200多年的历史了。     

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性

从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中国知识分子曾被封建的制度和精神桎梏所压抑而造成一些不利其发展的因素,(如从“孝悌”从而不“犯上”更不“作乱”等数千年的传统因素对知识分子的束缚,使他们中的不少人的眼界曾长期被引向集中于科举考试,为金榜题官场得意而奋斗)。但是,中国知识分子作为民族的精华并没有被泯灭尽“志当存高远”,“先     

程芝田和《医法心传》

程芝田,歙县人,清嘉道年间名医。博学能文,字法米南宫,善指墨画,曾为新安诸生。其永世业岐黄,于医理尤精。熟读中医西部经典,尤遵崇仲景;并博览唐未以来诸名家医著,吸取各家之长,颇能融会贯通。著《医博》40卷、《医约》4卷,惜乎遭乱而皆亡佚。悬壶衢州,浙江名医雷逸仙受业于程氏,尽得其传。逸仙作古后,其子少逸因觅逸仙方案遗稿,而得程氏遗著《医法心传》,遂请知交刘国光作序,于光绪11年(公元1885年)将该书刊行出版。全书计医论12篇,包括程氏对五行、伤寒、温疫、痢疾、痘科、损伤以及治学等方面的学术见解,近人谢观称赞其“持论颇通达”,后曾被编入《陈修园医书五十种》     

一部次年就再版的国家安全学术著作——读《国家的选择与安全》有感

学术专著能够再版,在这个年头是不多见的,如果仅仅一年就被再版,那就更不容易了。子杉所著《国家的选择与安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安全观的演变与重构,》2004年1月由上海三联书店初版后,很快又在2005年2月再版,这本身已经很说明问题了。认识子杉,可谓是“先读其文,后识其人”。不过,“先读其文”读的并不是这部署名“子杉”的学术专著,而是其用本名“任卫东”给我们编辑部的来稿。由于质量不错,来稿很快在《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刊出。不久又读到其《国家安全观的演变与重构》一文,觉得有些新意,便在2005年第4期《国际关系学院…     

生前溺死与死后抛尸入水的鉴别

溺死,俗称淹死。死后抛尸入水,是罪犯将人杀害后抛入水中,以达到其毁尸灭迹,转移侦查视线的目的。因此,从水中打捞上来的尸体,首先要鉴别是生前溺死,还是死后被抛尸入水。因为这对判断案的性质,具有重要的价值。 生前溺死与死后抛尸入水的鉴别,是根     

《围城》40年——人性的突围

《围城》是中国40年代学者钱钟书先生所著的一部著名长篇小说，发表后在华语文坛确立里程碑地位；但在随后的40年间，因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这本小说成为“毒草”、“四旧”，在中国大陆遭到禁锢，直到80年代才重见天日。《围城》描写的是人性的欲望怪圈——主要表现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要件中：如婚姻、事业……等方面循环往复的“进进出出”；回顾这本小说40年的际遇，又何尝不是经历了一回人性的“围城”呢？文章尝试从文学的历史观批评方法入手，浅析《围城》所蕴藏的深刻人性认同在约半世纪后掀起回归的合理性与必然性。     

日本在谍报活动中是怎样运用《孙子兵法》的

我国产生于春秋晚期的《孙子兵法》,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卓越的军事理论著作,在我国唐代中期已传入了日本。日本对《孙子兵法》的研究,规模大而卓有成效。日本现代研究《孙子兵法》的学者,佐藤坚司在所著《日本武学史》中说:日本人研究《孙子兵法》主要是采用孙子的用间。英国谍报史专家理查德·迪肯在所著《日本谍报史》中说:“日本人搜集情报的灵感,是受中国二千四百五十年前的战略家孙子的影响”,“孙子著作中的名言,成了日本情报机构的座右铭”。因此,探讨日本的谍报活动中《孙子兵法》的作用是有意义的。拙文不是对日本谍报活动的全面研究,也不是对日本     

“马谡”的背后

目前、笔者在报上读到一篇文章题为《设斩“马谡》”文章写道:“马谡,言过其实、玩忽职守之徒也、近年来,经济领域“马谡”颇多,应痛斩之。”读了此文,觉得痛快、但总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文章似乎表达了这样一个意念;“马谡”,本质不坏,系客观受害者,由于工作疏忽的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不“斩”无以对群众,“斩之又觉痛心”。而本人认为不然,文章作者之所以有此意念,原因     

腐败现象种种

学者丁子江在所著的《思贯中西》一书中，总结了我国当前存在的腐败现象——1、集体腐败型。《民主与法制》杂志曾特别提到警惕集体腐败现象。这种集体腐败不是以个人行为为主体，而是遵循“利益均沾”原则，即建立一个“集体利益共同体”，凡参与者有福共享、有难同当，故“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其表现形式有集体行贿、集体截留、集体走私、集体骗税、集体贪赃、集体渎职、集体倒卖、集体造假、集体浪费等，总之，所有经济犯罪或违纪的形式都可以以集体的名义进行。这些“集体投资”犯罪或违纪的人，以为可以抱成一团，“串案窝案”，一致对外，分担风险，而造成法不治众。     

对新形势下改造世界观的思考

对于共产党人来讲,改造世界观的问题是个古老而常新的永远说不完的话题。从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两个彻底决裂”到江总书记所指出的“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问题”“是首要的问题”,已成了马克思主义者极为重要的问题。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改造世界观曾被我们一些人误解和忽视了。由于这一误解与忽视,而使改革和商品大潮卷出了许     

《四书章句集注》“理”的思想浅析

朱熹所著的《四书章句集注》一书充分地体现了他的理学思想。从世界观和伦理学角度来分析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的“理”的思想，从中窥探他对“四书”中传统儒家思想的发展及对后世的影响。     

韩国总统金泳三倡廉肃贪的果断举措

台湾《新闻社》周刊1993年5月15日载文:“金泳三百日斩千人 南朝鲜革命战鼓响”。原文提要指出:自朴正熙军事政变以来,南韩历经朴正熙、全斗焕、卢泰愚三任近33年的独裁统治,血腥镇压与贪污腐化积弊日深。反对党出身的金泳三就任总统后,决心整肃官场陋习,针对军政要员进行全面道德重整。金泳三曾是在野党统一民主党的总裁,1992年     

我省刑法学界一部追新之作——读刘鹏等著《刑法新罪名论》

最近,刘鹏同志送来以他为主的7人所著《刑法新罪名论》,并要我“惠正”。不敢称“惠”,也不能称“正”。阅完此书后,谈点自己的感想和意见。 这本书是我省刑法学界的一部追新之作。从1981年6月至1993年7月的12年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了20个有关刑法的《补充规定》、《决定》和《条例》,从总则和分则上对197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作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改。其中新增     

论毕飞宇小说的母性崇拜意识

在男性文本中，母性崇拜无疑是最古老、最传统、最常见的话题之一。从文学、文化的角度，追溯毕飞宇小说母性崇拜意识，发现他作为男性作家身上同时兼具了生理属性和社会属性。作为“自然人”的男性，对母亲有着与生俱来的亲近与依赖，但作为“社会人”的男性，又会自觉地排斥母亲权威在其身上的实施。     

试评研究《伤寒论》的三纲、症状二流派

《伤寒论》是东汉张仲景所著,被奉为四大经典之一,是我国第一部理、法、方、药具全的临床治疗医书.问世以来,为中外医者所重视。历代学者从不同角度探求《伤寒论》的真旨,遗留至今的约有400多家注本。此众多文献,析其流派,不外尊经维护旧论及错简重订二大学派,而“三纲”、“症状”流派是错简重订学派的主要内容。本文试评“三纲”、“症状”二流派,析其异同,供当前研究仲景学说之参考。     

城市房屋所有权人的权利保护一从《拆迁条例》到《征收条例》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拆迁条例》）实施以来,对城镇化建设起到_『巨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物权法》实施后,各地不时出现的“暴力拆迁”和“钉子户”现象,使得拆迁问题一次次成为舆论的焦点,也使《拆迁条例））几近沦为“恶法”的代名词。因此,2011年1月21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征收条例》）的出台将征收限定在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并彻底抛弃“拆迁”这一非法律语词。但寄希望于名称的改变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征收所带来的问题,显然不切实际。从实践反映的情况来看,房屋所有权人与其说是关注征收（拆迁）是否是基于公共利益这一上游问题,不如说更多关注的是能否对被拆除的房屋进行“足额”补偿这一下游问题。因此,房屋征收中如何保护房屋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不因为征收而降低被征收人的实际收益,就显得十分必要。以下以一起行政案件为例,通过《拆迁条例》与《征收条例》中的“变”与“不变”,来分析被拆迁人房屋被拆迁（征收）时的权利保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