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知识产权法学研究回顾

20世纪末在中国召开的两次知识产权国际研讨会上,中国学者在知识产权、财产权、计算机网络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或被发达国家学者郑重引证,[1]或与发达国家学者的成果有同工异曲之妙。[2]我们庶几可以自慰:中国起步较迟的知识产权法学研究,虽然还不似人们所期望的那样超前,却也并不似有人所想象的那样“滞后”。 自从19世纪末以来,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化”的进程,比起有形财产法律制度要快得多、面也广得多。这使得相应的研究领域与国际间的交流不容间断。于是,在任何国家,知识产权研究都很难闭门造车或家中称王。同时,起步较迟的中国学者,没有…     

法学研究范式变革之我见

从环境法能否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命题出发 ,通过借鉴后现代主义思潮 ,以一个全新的视角 ,阐述了法学研究范式变革的必然性及其重大意义。     

经济学和法学交叉研究与国家经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经济学和法学的交叉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一个重要学术趋势。这一趋势不仅改变了经济学和法学的学科结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产生了大量富有启发意义的学术成果;而且在学术研究和政策设计方面具有拓展视野、彼此启发的丰富内涵。作为与国家治理关系密切的学科,经济学和法学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努力推...     

法学研究的范式与模式——兼与戚建刚博士商榷

"范式"整体作为一种方法是社会科学的方法,社会科学包括法学也存在范式,但是社会科学的范式与自然科学的范式有所不同.尽管库恩的"范式"理论存在缺陷,并不妨碍在"扬弃"的基础上于法学研究中加以运用."范式"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而模式仅仅是一种方法,"范式"之中包括模式(模型).一种"范式"仅属于同一个科学共同体,而同一种模式可以适用于不同的"范式"之中.     

计算法学研究范式的阐释与构建

计算法学作为新法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范式的变迁,在于数字信息文明进程中新科技发展的冲击与法学研究范式的影响,因法律与科技相融而形成新的研究方法、领域和命题。计算法学研究范式的整体构建,需要在计算法学初步成形基础上,提炼出计算法学蕴含的主要命题,包括法秩序有序性、整合模式、法治协调共生等,并使计算法学的构造与原理体系化。计算法学研究范式基本课题的构建,既是对人工智能法学、数据法学到数字法学的理论概括,也是对法律与科技在法学方法论、法律规制论、法律数字化层面的转型升级,还是回应数字信息文明中数字正义、数据包容、协同共治的数字法治范式的展示,合力于数字法治建设以及全面提升作为新法科之计算法学研究的说服力和影响力。     

中国税法学研究的现状与反思

本文认为,中国税法研究目前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徘徊的状态,而基础理论研究重视不够、研究方法尚显单一、研究人员知识结构不合理,以及缺乏可供挖掘的理论资源等是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为此,首先应当加强税法学界的研究合作,发挥中国税法学研究会的主体作用,通过研讨会、课题协作、创办《税法论丛》的形式促进中国税法研究的进步;其次应当重点培养税法学教学和科研的高级专门人才,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和运用,为税法学的发展壮大夯实必要的基础;最后应当有意识地收集整理古今中外具有学术价值的文献和立法资料,拓宽研究人员的研究领域,改进研究方法。     

民事诉讼法学研究方法的多元递进

理论法学作为民事诉讼法学的一种研究范式或学说类型是在超越注释法学的背景和语境下产生的,其基本特征在于为探寻根本的诉讼规律而从事价值分析,有时也落脚为对策法学。需要指出的是,"专注于民事诉讼法学基本理论的探讨,包括民事诉讼目的、价值、模式、既判力、诉权等,并使民事诉讼法学理论体系化",并非就可以构成理论法学。理论法学的基本功能在于它     

从美国20世纪前期的法学教育我们能学到什么——翻译《美国20世纪法律史》一点感受

纵观现代社会,法律,是一个国家或者民族赖以维持其社会秩序、保障人权和公民权利的有力武器,是构筑一个强盛伟大的法治国家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石。如何让法治的苗芽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孕育出丰硕的果实,如何让我们的法治火炬代代相传、生生不息,这个艰巨的重担自然而然就落在了我们的法学教育的身上。     

关于行为法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正> 关于再创行为法学研究的必要性同任何一项新的发现、新的创造一样,运用行为科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法学,本来丝毫不足为怪,只是由于人们对发展中的行为科学缺乏了解和研究,这才增强了几分"陌生"之感。从形式上看,行为法学同在美国曾经出现过但并未形成气候的"行为主义法学"思潮似乎有着密切联系,其实并非尽然如此。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世界观和方法论作指导,不需要也不可能用行为主义对法学进行"哲学思考",而只需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容纳新思潮,开放方法论,用行为科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法学,并由此为传统法学开拓一     

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由于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限制,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要走出学术困境,迎来法学研究的繁荣,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者应当在对传统的法学方法加以完善的基础上,引入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从经验事实中提炼出有生命力的法学理论。为此,应当从中国问题出发,提炼出一些对中国问题具有理论解释力的概念和范畴;应当放弃那种动辄赞美西方法制、批判中国法制的研究态度,从中国移植西方法制的经验和教训中找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应当从中国自生自发的司法改革中发现制度形成和生长的规律,从而发现那些真正有生命力的制度,并提出中国的法学理论;应当纠正那种过于重视引进西方证据概念和证据理论的倾向,从中国的司法哲学、法律史和法律实践中发现证据规则,形成自己的证据理论。     

"My'Partner'in Law and Life": Marriage in the Lives of Women Lawyers in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y America

This essay examines the ways in which women lawyers of two generation–the pioneer generation of the 1880s and the "new woman" generation of the 1910s–confronted the dilemma of marriage and career. Members of the Equity Club in the 1880s revealed three distinct sets of attitudes toward balancing marriage and career: the separatist approach that a professional woman must remain single; the Victorian attitude that a married woman must sacrifice her career; and the integrated approach that a woman could have both marriage and career. Women lawyers surveyed by the Bureau of Vocational Information in 1920 revealed that the "new woman" generation of women lawyers lived in an era of transition. While they shared the same separatist, Victorian, and integrated views toward marriage and law practice as did women lawyers in the 1880s, they also embraced the new values of the early 20th century which shaped both the contours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and the parameters of women's lives. Set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values of the era, the separatist, Victorian, and integrated approaches to resolving the dilemma of marriage and career, which were originally formulated by women lawyers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ssumed new meanings for women lawyer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Law Students on Interdisciplinary,Problem‐Solving Teams: An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Outcomes at the University Of Denver's Resource Center for Separating and Divorcing Families

Models of lawyering in separation and divorce disputes are evolving to emphasize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problem solving,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nd changes in legal education that reflect these changes in practice. At the University of Denver's Resource Center for Separating and Divorcing Families (Center), supervised law and mental health graduate students worked as a team to provide assessment and service planning, mediation, therapy, and agreement drafting to parents. Evaluation results showed client satisfaction, and that students acquired new knowledge, skills, and values in line with a collaborative, problem‐solving orientation.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the model are considered.     

对犯罪心理学研究取向的思考

犯罪心理学的研究 ,需要明确它的学科性质是偏向于社会科学的中间科学和带有浓厚人文色彩的边缘科学。因此 ,在研究方法上 ,不能拘泥于自然科学式的实验室实验研究的方法 ,而应更多地采用社会科学的以社会为背景的实践检验方法 ;既要注意到人的生物性方面 ,更要侧重研究人的社会性方面 ,在此基础上 ,提出犯罪心理学的研究原则、研究方法和具体的研究方向问题。     

评注的勃兴与教科书的式微——对二十世纪德国法学文献形式的15项观察

法律评注是德国法典化运动的产物,它的出现使法律科学不再脱离司法实践。因为对现行法的诠释始终以判例法为依托,法律评注取代大部头的法学著作和教科书而成为德国法学文献的标准形式,并将法学者与法律实务工作者团结在评注这一平台之上。作为法教义学的重要传播媒介,法律评注致力于将法律科学和司法裁判联系起来,并追求成文法的内部体系化,使制定法更具实用性。法律评注的百年发展史,不仅成就了作为技艺的法学,而且对于将现行法理解为成文法和判例法相融合的产物作出了贡献,并在这个意义上推动了法的续造。     

19、20世纪的德国民法学

19、20世纪的德国民法学对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近现代民法立法和民法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即使在今天,我国的民法研究在诸多方面仍然是围绕它而展开的。德国19、20世纪的民法学,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一是19世纪前半期的"法典论争"和"历史法学"时期;二是19世纪后半期的"概念法学和德国民法典"时期;三是20世纪前半期的"自由法运动"和"法社会学"时期;四是20世纪后半叶的"现代私法学"时期。研究德国19、20世纪的民法学,对于反思和总结我国今天的民法研究,把握未来民法学发展的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管制与法律的互动:经济法理论研究的起点和路径

管制(监管)与法律的互动不仅确立了政府管制(监管)在经济法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而且直接导致管制(监管)研究将对经济法基本理论问题的探索产生最为重要的影响。①这一命题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到论证:首先,管制与法律的密切联系决定了有关政府管制(监管)的研究是经济学与法学的交叉地带;其次,作为国家干预重要方式的政府管制(监管)及其与法律之间的互动决定了经济法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和基本路径;再次,从管制与法律互动的角度,政府管制(监管)研究将对经济法有关国家适度干预的边界、经济法律的内在结构以及中国经济法体系框架构建等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范式的反思

按照法律的生命有机体理论,法学者应从经验事实出发,将问题作为法学研究的起点和基础,将对问题的分析、解释和预测作为研究的归宿,并运用科学的实证方法,按照提出假设、进行论证、对相反命题进行证伪以及将得到论证的命题一般化等基本程序,组织和安排法学研究活动。为此,法学者应当对那种单纯的对策法学、引进法学和移植法学方法作出深刻的反思,并抛弃那种将理论问题意识形态化,孤立地看待刑事诉讼问题的研究方式,真正从法学各学科交叉的角度,来发现新的前沿课题。     

对欧美“法律东方主义”的反思与超越

法律东方主义是欧美社会想象与误读中国法的结果,表现为欧美学者以西方法治标准来理解检验中国法。欧洲法律东方主义影响到美国,导致美国社会与学术界对中国法产生各种偏见与自负。1882年美国排华法案与民国时期美国驻沪法院"治外法权"的存在是美国法律东方主义的体现,是美国法制历史变迁中的阴影部分。美国学者络德睦对美国中国法研究中的传统思维定式进行了反思,指出美国法学学术界对中国法的认知存在很多偏见与自负。后殖民法学理论作为后现代法学理论的分支,依附与从属于美国的主流法学,美国学者反思法律东方主义是为了消除美国法律历史上的阴影,为主流法学的发展提供参鉴。中国法学面临的现实问题与美国有所不同,各自的司法背景也迥异,后殖民法学理论有其学术价值,但吸纳判例教义学体系的精髓才是学习美国法的优先选项。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人权语词在中国的使用

一百年前的1908年,清朝政府在各种压力之下,权衡利弊,颁行了《钦定宪法大纲》,从而开创了中国立宪之路,同时也开启了中国的宪政之路。但是,宪法、宪政毕竟是舶来品,在与中国特定国情相结合过程中,产生了种种的理论上的激烈争论;亦在实现宪政之路上出现了种种的曲曲折折。当然,中国要实现宪政、必然要实现宪政,这是历史之大势,浩浩荡荡,奋勇向前,应当是毋庸置疑的。在《钦定宪法大纲》颁行一百年之际,反思清末的立宪与中国的宪政之路,无疑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