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论还是法治论当代中国乡村司法的理论建构

当前乡村司法呈现出双二元结构形态：基层法官的司法有着法治化和治理化两种形态，乡村干部的司法则是治理化形态。综合考量乡村社会变迁及其所受到的结构性约束，双二元结构形态可以呼应乡村社会的司法需求，回应乡村纠纷的延伸性和非适法性，适应中国乡村的经济基础。在很长时间内，乡村司法都应当在法治化和治理化之间保持某种平衡。     

论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发展与国际法治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兴起使国际法装备了"牙齿",降低了其"弱法"性质带来的负面影响,为实现国际法治提供了最具强制力的保障。其审判实践使国际法规范进一步"实定化",突出和强化了国际法的"制裁"功能,增强了国际法整体特别是国际人权法与国际人道法的效力和实效。假如能够突破和超越诸如"合法性受质疑"、"缺乏普遍性"和"选择性司法"等局限性,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发展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促进实现国际法治。     

从司法改革看中国法治建设——以法院体制改革为例

当代中国,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民主政治的日益完善和人权保障的大众化,社会呼求司法领域的改革。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此背景下,深入探讨司法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本文将从概念界定、改革背景和改革举措三方面来论述如何在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推进中国法制建设。     

荷兰刑事诉讼权利保障的法律基石

荷兰刑事司法受到了现代人权法律的深刻影响。在荷兰刑事诉讼过程中,诉讼权利保障主要依据国际性和地区性的人权条约以及相关国内法。荷兰刑事诉讼程序运作体现了对人权的真切关怀：荷兰签署加入了多部国际公约和欧洲区域公约,国际条约、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法都对荷兰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国内法体系中,荷兰的《宪法》、《刑事诉讼法》以及其他法律也规定了刑事诉讼程序权利保障。荷兰的法院、检察机关组织运作体制和诉讼制度设计较为完备,保障了诉讼参与者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权利。在刑事审前程序中,检察机关发挥了主导作用,但参与其问的侦查法官则对检察官和警察的侦查权形成了有效制衡。从刑事诉讼权利保障法律体系的整体而言,荷兰审前程序权利保障的体制属于适度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而审判程序中的权利保障体制则兼采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的混合式诉讼模式。     

法治中国视域下的司法体制改革研究

司法体制改革是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总目标之下的司法体制改革。根据司法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司法体制改革应当围绕着两个方面进行:司法与外部环境关系改革以及司法自身运行机制改革。外部环境改革主要解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问题;司法自身运行机制改革主要解决司法权力运行的公正高效问题。下一步的司法体制改革,建议主要解决司法存在的五个方面问题,实现司法去"五化":去地方化,强化独立的司法制度;去行政化,遵循司法规律;去封闭化,提升司法公信力;去模糊化,限制司法自由裁量权;去循环化,提高司法效率。     

论我国反腐败刑事法治的完善

新中国建立60余年来,我国不断加强反腐败的制度和刑事法治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效。但是,从反腐败的现实需要看,我国反腐败刑事法治建设仍存在诸多缺陷,有待进一步改革完善。我国反腐败刑事法治建设呈现出三个主要特点:第一,反腐败刑事政策日趋科学,更加注重对腐败犯罪的事前预防,更加注重反腐败政策的法律化;第二,反腐败刑事立法日益健全,罪名体系较为完备,刑罚设置较为科学;第三,反腐败刑事司法     

走向法治

<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任务,提出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原则。从那时候起,关于人治、法制的议论就从未停止。理论界对这一论题曾经展开了持续三年的争论,高潮迭起,法治问题一时间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近年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呼唤法治之声更是不绝于耳。尽管人们对法治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对人治法治各自的利弊得失有不同的认识,甚至有人主张取消关于法治问题的争论,但法治问题还是每每被人提起,成为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其中蕴含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论中国法官员额制的历史演进

中国法官员额制的演进分为三个阶段:古代孕育,近代雏形,现代基本形成。在第一个古代孕育阶段,各朝代均在中央及地方层面设置承担司法裁判职能的司法官员,并有意识根据人口数量、辖区重要程度、民族成分等因素厘定法官之员额。在第二个近代雏形阶段,从清末修律至民国,开始尝试建立系统化的员额核定方法并加以具体实践,但受到政局动荡的影响,收效不大。在第三个现代基本形成阶段,自建国以来,管理法官员额机构由司法部变动为最高人民法院会同相关编制部门予以确定,这种确定是根据社会发展与案件数量来进行的。     

相对贫困治理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法治逻辑与权利构建

我国已经进入相对贫困治理阶段。基本公共服务能够增强相对贫困人口的可行能力,缩小城乡区域群体差距,缓解相对贫困,激发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推进均等化是我国迈向社会法治国,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保障公民平等发展权的内在要求。当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面临法治阙如的困境,可探索构建公民共享权,并以服务型政府的给付义务为支撑。在宪法社会主义原则和共享发展理念的指引下,我国需制定专门的均等化法律,对相关社会性法律进行系统性调整,形成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相对贫困治理的法治格局,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论自然资源保护立法的理念、历史演进及其发展方向

本文在阐述自然资源保护法的基础上,较为系统的论述了国际自然资源保护法的历史演进与发展方向。国际社会对自然资源问题的共同关注发源于对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共识,自然资源保护立法是实现自然资源的持续供应,维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而进行的国际性立法。     

法律体系的实践化与社会管理的法律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表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有法可依的法制基本要求之一的实现,以及我国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成型。就这一宣布的法治现实意义而言:自此以后立法时代大体结束,进入守法与执法时代。就公民权利、公共权力包括社会管理事务所引发的法律问题而言,在一个社会结构成型,法律体系形成的社会,便凸显了司法权在解决法律问题与法律纷争的枢纽地位。国家权力经由对司法权的确立     

当代法学的历史使命——以中国法治建设为指向的法对策学思考

法学的历史使命是维护并阐释某种法治秩序。当代法学首先是根植于中国法律实践,阐释实践中的两个法律样本即技术性样本和政治性样本。政治性样本始终与现实的政治话语纠葛在一起,但作为一种政治智慧,要将社会问题司法化,同时避免司法问题的泛政治化,特别是不能超越法律规范。从这个角度说,法律可以被利用,但却不能被违反。纵观法治建设的历史,有革命式和渐进式两种模式。中国法治建设不能生拉硬扯,应该顺应历史和时空条件,走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法治之道。在经济改革拉动下的私法制度基本形成之后,下一步,应该在社会建设和政治改革的推进下,寻找建构法治秩序的突破口,完善社会法域和公法域的基本制度,在实践中形成中国式的法治秩序。     

论司法效率的“法治账”

司法效率、司法成本和司法公正的关系和平衡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在当前法院”案多人少”问题突出的情况下。为此，本刊邀请了学术界和实务界的专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精彩的论证和研讨，以飨读者。     

罪刑法定原则立法化的价值

2002年10月，是我国修订后的刑法施行5周年。为了表示纪念，同时也为对修订后刑法实施以来的刑法观念和刑事司法实践进行总结与反思，华东政法学院司法研究中心与《华东政法学院学报》编辑部于近日召开了专题理论研讨会。来自北京、四川、陕西、江苏、上海、浙江、福建等省市的80余位理论界、司法界、新闻出版界的代表出席会议和研讨。会议围绕“罪刑法定”的价值与内涵、“罪刑法定”与司法解释、“罪刑法定”司法化的基本问题、“罪刑法定”的实际运作以及“罪刑法定”在个案中的运用等问题展开讨论。这里刊登的是提交这次研讨会的部分论文。     

关于我国刑事法治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协调的几点初步探讨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世界范围内合作打击腐败犯罪提供了一个更为有效的法律机制。结合公约规定,我国应当对现行《刑法》中相应犯罪的构成要件进行修改和完善;在刑事诉讼法律制度中应当引入控制下交付以及监视、特工行动等特殊手段;在反腐败的国际合作与区际合作方面,也应建立相应的法律机制。     

论司法行政工作的范畴及社会法治意义

司法行政工作的范畴一直是人们争论的话题之一，党的也是司法体制改革的焦点问题之一。党的十六大提出“逐渐使审判业务和检察业务与司法行政工作相分离”，也即司法工作与司法行政工作相分离。那么，什么是司法工作？什么是司法行政工作呢？需要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把它搞清楚。     

论CAS体育仲裁机制的司法化趋势

国际体育仲裁院（CAS）是世界上最权威的体育仲裁机构。作为一种特殊领域的仲裁制度，CAS仲裁机制具有仲裁的根本属性和一般特点，但CAS在很多方面又超越了传统仲裁与司法诉讼本质上不可逾越的鸿沟。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了CAS体育仲裁机制目前呈现出来的典型司法化趋势，并分析了体育自治理念对CAS司法化的影响。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法律困境、价值危机与改革方向--关于制定《强制性社会预防措施法》的设想

我国现行的劳动教养制度,在维持社会稳定方面取得了极其可观的成绩,但其运行机制与我国宪法等保护公民人身自由的法律要求矛盾;运行价值与目标价值的冲突;运行功能不能完全满足社会对其作为最主要的强制性社会预防措施的要求.在制度上尽快按照我国《立法法》的要求做到认定根据的法律化,按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要求实现认定程序的司法化,是我国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的当务之急;建立统一的以消除行为人再度侵害社会的危险性为目的的强制性社会预防措施的法律体系和实践运作管理体系,是从根本上改革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现实选择.     

当代中国"法治理论"三十年发展的省思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法治理论经历了“法治”与“人治”之争、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确立以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三个大的阶段。我国的法治理论有着鲜明的特色,即具备了满足中国的法治现实之需、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政府和学界的良性互动、借鉴西方国家的法治理论、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以及理论界主体的回归等特征。这些特征又将把法治理论研究导向注重法治实践的具体方式和路径、关注中国的传统与现实等方向上。     

刑事司法国际准则对我国法治建设的价值思考

刑事司法国际准则是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为各国刑事诉讼程序所建立的基本权利保障标准,准则产生的理论基础是自然法思想,现实动因是人们对二战的反思以及人权保障运动的国际化。学习、借鉴准则对于我国法治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从宏观层面而言,准则有助于促进我国司法制度的法治化建构;从微观层面而言,准则有助于实现个案的审判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