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边缘到主流: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华人移民研究综述

关于海外华人移民的研究,是史学界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近十年以来,借助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国际移民研究的理论模式和方法,已从不同角度开展了丰富而详实的研究。本文主要梳理上世纪80年代以来法、中学术界对法国华人移民的研究,与法国学术界对华人移民的研究相比,国内学术界对法国华人移民的研究尚未脱离华侨华人研究的史学范畴,普遍缺乏国际移民研究的理论视角和问题建构。作者认为,对法国华人新地域移民群体的研究将是结合中国转型社会研究的一个全新课题。     

近年澳大利亚华人新移民离境与回流分析--以澳大利亚移民部相关数据资料为研究中心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中国经济与社会的持续繁荣与发展，华人在澳大利亚移民数量持续攀升，同时亦有越来越多的华人新移民选择永久离开澳大利亚，或回流中国，或再度移民第三国，从而形成了一股方兴未艾的华人新移民离境潮和回流潮，这不仅直接改变了华人新移民的跨国迁移模式，更深刻揭示了中澳人力资源竞争态势及华人移民人口流动趋势。     

华人新移民研究评析

新华侨华人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做好新移民的研究工作,有利于他们在当地长期生存和发展,有利于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有利于我国同华侨华人所在国的关系,有利于所在国的民族团结和经济发展.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新华侨华人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既有宏观研究,也有微观研究,还有比较研究.但是以往的研究对现象解释多,理论探讨少,对策研究也不够.因此,我们应加强理论、方法和应用对策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把握学术史的发展,弥补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深化新华侨华人研究.     

跨国华人社会场域的动力与变迁:新加坡的个案分析

通过对过去半个世纪来新加坡华人与中国之间密切联系的实证分析,本文认为海外华人与故乡的多层互动推动了跨国华人社会场域的形成和发展.该场域有三个主要特征:第一,海外华人借助这一超越民族国家疆界的跨国网络与故乡建立起稳定的联系,推动着人员、观念、商品和资本的跨国流动和交流,国家在塑造这一跨国联系的性质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第二,除了推动社会和商业发展之外,该跨国场域还涵盖了动态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互动,并为创造一个集体性的华人散居者群体认同做出了积极贡献；第三,跨国华人社会的关键性制度机制是推动社会和商业网络整体发展的各类华人社团,它们包括宗乡社团和专业机构等.     

新华侨华人的职业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美国与加拿大的比较

本文用人口社会学理论分析了美国和加拿大新华侨华人的职业结构及影响因素.文章认为,20世纪70年代后进入美国和加拿大的华人应被视为新华侨华人.目前,海外华侨华人大约3500万,美国华人有330万,加拿大华裔有120万.美国和加拿大新增加的华人人口中,新华侨华人约占2/3.加拿大的新华侨华人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其中70%以上集中在多伦多、温哥华.19世纪至20世纪60年代美国华人移民基本上集中在西海岸地区,从1970年开始,华人集中而居的状况开始发生变化,区域分散化趋势日渐明显.美国和加拿大新华侨华人的职业结构总体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由体力型向智力型转变,新华侨华人的经济地位也随之提高了很多.但是,新华侨华人中贫富差别严重.影响新华侨华人职业结构的因素有:美、加、中三国移民政策的调整放宽了对移民出入境的限制;华人人口结构发生的变化影响了其职业结构;知识结构的变化和劳动力市场也对新华侨华人职业结构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问题与方法:略论王赓武先生的海外华人研究

作为海外华人研究的重要奠基人和开拓者,王赓武先生主要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对华侨华人进行了研究;在对华侨华人的历史研究中,他十分强调对华人移民生活背景的分析,从文化的角度对华侨华人进行分析是其主要特色。王赓武先生的华侨华人研究主要研究了三个问题,即中国和移居国的政策对华人移民的影响、华人移民对中国和移居国的认同、华人对中国发展的贡献。王赓武先生的华侨华人研究,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关于华侨华人的具体知识,更主要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研究方向和方法的启示。     

访马杂记(上)

马来西亚是一个令人流连忘返的国家。华人占全国人口的２９％,他们在马来西亚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为马来西亚的国家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与其他东南亚国家华人相比,马来西亚华人保留了最为浓重的中华文化特色。你如果想要了解海外华人,那么,你一定要去马来西亚。你如果想知道海外华人是怎样保持和发扬民族文化的,那么,你也一定要去马来西亚。     

华侨华人:作为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及其与中国的关系

本文指出了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对于华侨华人研究日趋关注的现象,认为这主要是由持不同立场的学者对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的认识引起的.文章从四个方面探讨了华侨华人的"特殊性"及其与中国的关系,认为对于华侨华人"特殊性"的认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华侨华人作为移民群体所具有的个案意义,从而引发对移民所具有的"普遍性"的思考,同时也有助于进一步消除关于华侨华人研究的政治敏感性,并拓宽华侨华人研究的视野.     

经济全球化中的海外华商网络

海外华商网络是华侨华人经济的特色及其优势,在上个世纪末华商网络产生了一些新的特征.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扩大,但也给华商网络的跨国运行带来了便利条件.充分认识华商网络的新特征及时代背景,发挥华商网络的作用,将有助于海外华人社会、华人所在国以及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1975年到20世纪90年代初移民美国的第一代印支本地人与华人:人数与生存方式

本文首先分析了移民美国的两类印支移民(印支本地人和印支华人)各自移民的背景和人数,然后在比较他们与其他在美亚裔民族的不同特点以及分析两类印支移民各自特点的基础上,对他们在美生存适应的基本状态作了分析.本文认为,两类印支移民的共同特点对他们有利的一面是,容易形成本族群社区,因此存在形成本族群凝聚力的客观环境.不利的一面是,大部分人必须从社会的底层做起,产生族群精英的时间会滞后,因而整个族群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不高.但两类印支移民原先在印支的主要社会职业不同,聚居地不同,文化差异甚大,在移民美国前就各自独处,在移民后几乎将各自小社会的一切带到美国,形成两大族群内部各自以小圈子为基本单位进行自助自救的生存方式.     

"体制外"增长与"体制内"导向:从身份认定看中国留学生政策与侨务政策的关系

中国海外留学生的规模是引人注目的,中国的侨务政策是独特的.留学人员作为有着较强跨国"流动性"和一定"海外关系"的群体以及潜在或可能的移民,中国目前对于他们有着怎样的政策,这些政策与中国原有对待其海外移民的侨务政策又有着怎样的关联与不同?本文试图着眼于此,在概述和评估有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留学生派出及回国政策的同时,以身份认定作为探讨政策导向及其预期目标和影响的基本出发点,对中国留学生政策与侨务政策之间的关系作一初步考察.     

试论增创广东侨务新优势的着力点

如何增创广东侨务工作新优势 ,必须选好着力点 ,具体而言 ,一是要用邓小平侨务理论武装侨务干部队伍 ;二是必须高度重视总结侨务工作的经验教训 ;三是必须把贯彻实施广东经济三大发展战略作为重要的着力点。为开创新世纪广东侨务工作新局面 ,必须从主客观方面提供保证条件。     

阮氏政权时期华侨华人对越南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

本文主要从农业、商业、矿业、建筑业、养蚕和剿丝业等几个方面分析阮氏政权时期华侨华人对越南经济发展的贡献.中国移民移居越南,是更大范围的传统农业文明内部的人口流动、资源开发和技术传承.他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打破或超越传统的生产方式,创造出工业文明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成就.     

海外华人与侨乡关系研究的路径探索——评《多重网络的渗透与扩张——海外华侨华人与闽粤侨乡互动关系研究》

侨乡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的重要内容,但经过20多年的发展,其研究的瓶颈开始显现,主要表现为缺少理论体系的支撑.郑一省教授的<多重网络的渗透与扩张--海外华侨华人与闽粤侨乡互动关系研究>一书力图从侨乡研究最薄弱的理论环节入手,在"网络学"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多重网络"概念和理论,对海外华人与侨乡关系研究进行了理论上的新探索,"从理论上弥补了侨乡研究的不足",也对推动华侨华人学科的理论建设起到积极的作用.     

试析国际移民组织与中国的关系

国际移民组织是移民领域惟一的全球性政府间国际组织,而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已逐步成为全球重要的移民输出国,在此背景下,中国与国际移民组织建立和发展关系是历史的必然.随着中国海外移民人数的持续增加,中国与国际移民组织的关系还会进一步密切.     

缅甸华裔精英与知名侨领概述

缅甸的华裔精英为缅甸的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知名侨领与华裔精英不同 ,他们不参与或很少参与缅甸政治 ,而在促进华人社区发展和中缅友好交往方面起着积极作用。他们有爱国的优良传统 ,表现在热心慈善事业、办报、办学、支持祖国革命、向国内投资、促进中缅友好关系。     

水客与近代中国侨乡的金融网络及移民网络——以闽粤侨乡为例

19世纪中叶以前,华侨与家乡的联系主要依靠往返海外与国内乡里的水客。本文认为,正是这些往返于海外和闽粤侨乡的水客,加强了海外华侨与家乡亲人的联系。水客不仅是侨批业的创始人、金融网络的建构和经营者,而且也是海外移民网络的重要环节。     

Hongkong Chinese emigration and investment patterns in response to the 1997 problem

The transfer of Hongkong from British to PRC sovereignty has resulted in an apparently large outflow of Hongkong Chinese emigrants and investments abroad. The outflow is motivated by a variety of causes: Political fear, uncertainty, and economic considerations. These motivations in turn are mediated by the socio-economic position of potential migrants, their preference for developed. Western, liberal,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and the interplay of these factors with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system of legal migration. Because of these factors, the possibility of Communist rule after 1997 has in fact generated not a single response from Hongkong Chinese, but a variety of different responses. They range from economically eligible migrants choosing to stay and invest in Hongkong to outright emigration and divestment.     

Assisted Emigration from Northern Germany to South Australi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etween 1848 and 1854, the Kingdom of Hanover financed emigration from the Harz mountains to South Australia. The scheme employed was exceptional; emigrants received interest-free loans and only those with a "good character" were eligible, not the destitute, criminal or "undesirable". Emigration was voluntary. The decision of the Hanoverian government to assist emigration was influenced by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s in the Harz. Most emigrants were young, employed in mining, and of limited means. In Australia the Harz emigrants constituted about fifteen per cent of all German immigrants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They settled throughout South Australia and Victoria but few joined German communities. The settlement and naturalisation patterns, occupations and marriage patterns of the Harz immigrants in Australia indicate that, as a group, they differed from other nineteenth century German immigra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