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宪法权利价值理念的转型与基本权利的宪法变迁

宪法基本权利价值取向的转型是宪法基本权利变迁的基础与前提 ,市场经济的转型、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价值观念的多样化是基本权利价值理念转型的社会基础。在此基础上才能清理我国基本权利宪法变迁的应然方向与迫切需要完善的内容 ,这些内容包括 :基本人权以宪法原则载入宪法后 ,应该完善宪法文本中基本权利的结构顺序 ;在扩大基本权利范围的同时 ,要优化基本权利体系的结构和种类 ;明确国家保障基本权利的宪法义务 ,确立限制基本权利的限度 ,对国家权力作出适当的否定性规定 ,以完善基本权利的保障制度。     

1982年宪法立宪目的分析与思考

1982年宪法在总体上说是一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完善的宪法,其立宪目的基本分为四个方面,即确立四项基本原则、确立国家的根本任务、确立列举与概括的政府权力体制以及确立违法主体与违宪主体一体的模式。将1982年宪法的立宪目的与普遍主义的宪法目的相比较,发现它们在立宪目的上存在着差异。如何改进宪法中存在的问题,当是今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发展必须认真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宪法实施与宪法治理理模式的转型——纪念1982年宪法颁布30周年

30年前，全园人民代表大会颁布了1982年宪法（以下简称82宪法）。30年来，在改革开放过程中，82宪法成为国家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奠定了国家治理的基础，确立了国家与社会的价值观与目标，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与退步。如何评价30年来宪法在中国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中国社会变迁与宪法治理具有什么样的内在机制？     

中国宪法权利“新”类型的划分、解释与应用

关于中国宪法权利的研究存在着诸多缺陷,而导致研究缺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中国宪法权利的分类针对性与科学性不足。基于规范依据,可将中国宪法权利划分为单一宪法权利与复合宪法权利;基于权利内容,可将中国宪法权利划分为基本权利与非基本权利。运用"新"分类所蕴含的关系原理,既可对中国宪法权利本体问题及衍生的关系问题作出解释,也可对中国宪法权利的护卫机制进行设想与展望。     

论宪法权利体系理论的完善

一、宪法权利体系理论的历史担当宪法改变中国,此言或许不虚。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行于社会转型的特定时刻。在改革仍然处于试水期、人民对改革前景尚不可期之时,宪法以国家根本法之形式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掀开了改革开放的新篇章。如果说现行宪法序言和总纲部分引领了改革开放时代的基本精神,那么宪法     

1982年宪法以来国家机构的发展与经验

我国当前的国家机构是在1949年《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的基础上，根据1982年宪法建立起来的。从30年来国家机构的建设和发展中得出的启示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宪法原理为指导，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不断依法推进国家机构改革，我国国家机构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浅谈宪法对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以宪法为主要内容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这个法律体系,说到底就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人权入宪后,公民权利被提到了更高的法律地位。宪法公民权利的本质是人权。人权的保障需要各级国家机关根据宪法的职权分工,通过一定的方式。对公民基本权利进行有效保障。     

社会转型与中国宪法理念的重构

经济社会历史的转型决定了宪法理念的变迁和发展 ,而宪法理念的变迁又是宪法变迁与发展的先导。不同的宪法理念使人们对宪法文本的解读产生差异 ,由此建构起来的宪政秩序也会相异。因此 ,重视宪法理念的建构对于转型期的中国使宪法与社会现实协调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本文试图通过对宪法理念的理论、转型期中国宪法理念的基本内容的变化与发展之研讨来建构起适合现时代的中国宪法新理念     

关于1982年宪法的起草过程（上）——王汉斌访谈录

题解：我国现行宪法是1982年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适应新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需要制定的。在起草这部宪法过程中，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专门召开8次会议讨论，宪法修改委员会开了5次会议、其中3次都是逐章逐节逐条讨论修改，并在全民中进行了4个月的讨论，才提请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1982年宪法的起草过程（下）——王汉斌访谈录

（四）全民讨论四个月 问：为什么宪法修改草案要交付全民讨论？ 王汉斌：宪法是全国人民办事的总章程,同全国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需要听取全国人民的意见。有些国家制定、修改宪法采取全民投票的方式。     

论我国环境权入宪的基本架构

环境权是人们享有的在安全、健康环境中生存和排除不当环境退化的权利,是一项基本人权.环境权入宪是目前环境权立法遭遇的最大问题,对环境权保障和环境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发展都有着重要影响.因而,在对入宪进行价值正当性、现实可能性论证的基础上,借鉴当今各国宪法环境权的规范模式,构建我国宪法环境权条款,是环境权具体化和制度化的重要步骤.     

财富、财产权与宪法

从现代宪法的发生学视角出发,通过梳理财产权从古代到现代的两条转化路径,即自然权利路径和普通法路径,阐述了作为现代宪制动力机制的财富和财产权问题,揭示了财富与财产权的认识论和法律观的古今之变,进而论证了财产权是现代宪法的基石,对财产权的保护是现代宪法的核心原则之一。     

论俄罗斯宪法法院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

宪法诉讼是现代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最为有效的方式。在俄罗斯,履行宪法诉讼职能的机构是宪法法院。实践中,宪法法院主要依托宪法诉愿制度,适用蕴含比例原则的俄罗斯宪法第55条第3款作为审查基准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此外,宪法法院还常在判决中援引国际条约和欧洲人权法院判例,其目的是用先进的权利保障标准来要求和促进俄罗斯的公民基本权利保障。     

宪法中的人权与公民权

宪法权利包括人权与公民权,人权的主体是人,公民权的主体是公民。宪法中的人权包括:作为最基本人权的生存权;作为人权核心的自由权;作为人权目标的人的尊严;作为人权保障的诉权。公民权是具有公民身份的人参与国事的权利,属于个人,但却针对国家公共生活,需要许多公民共同行动才能行使。人权是宪法权利的基础,公民权建立在人权的基础上。一个有公民身份的人所享有的生存权、自由权是作为“人”而不是以“公民”身份享有的。     

Basic Social Rights, Constitutional Justice, and Democracy

Abstract.   The theory of rights is crucial as a means of relieving the tension between basic rights and democracy, and as a means of resolving the problem of allocating competence between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and the legislature. To some theorists, no tension between basic rights and democracy exists, for the latter presupposes the former. To others, among whom I include myself, tension does exist, for basic rights, in lending protection to certain persons and groups, limit the possibilities of political decision. In this connection it is important to take up the problem of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realizing basic rights. One of these conditions concerns the delimiting of the scope of institutional action that is found, so to speak, in the space between the constitutional justices and the legislature, the latter as representative of the popular will.     

八二宪法的人权逻辑——以三十年社会变迁为背景

以现实的社会条件为基础,1982年宪法形成了以发展性、时代性、中国性为核心的人权逻辑主线。随着三十年来我国社会的发展与变迁,1982年宪法的人权体系也在不断地扩充与演进,由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直接需要与成果的经济权利的凸显,到具有普适性人权价值的确认,再到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即广义社会权体系的完善。在当下,公平享受发展成果,权利的平等保障是1982年宪法人权逻辑的最核心命题与最终极价值。     

宪法基本国策研究

现代各国宪法已突破了传统宪法的结构,除了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规定之外,又形成了基本国策的“第三种结构”。宪法中的基本国策,可分为经济宪法、社会宪法、文化宪法、国防宪法、外交宪法、民族宪法等。宪法基本国策条款由于其内容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法律效力。     

论“入宪”后私有财产权法律保护制度的再完善——对2004年修改后的宪法第13条的再思考

必须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两个规定之间的关系。财产权保护的法理依据应当是财产取得方式的合法性而不是“所有制”的优越性。有关私有财产权保障的条款应置于公民的基本权利部分而非总则的“基本经济制度”部分。立法上完善配套法律法规时要既体现“平等保护原则,”又处理好转型时期的“特殊问题”。为增强法律实效,实践中应有效限制行政权力,进一步放宽对私营企业市场准入限制。培植尊重私产和正当程序的宪政观念,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真正的社会公正,兼顾自由竞争与公平分配,对完善宪政意义上的私有财产权制度非常重要。     

论我国宪法上的劳动权与劳动义务

宪法上的劳动权包含个体劳动权和集体劳动权两类,我国现行宪法仅规定了个体劳动权,对于集体劳动权在宪法性法律上有不完整的规定。通过对德日两国有关个体劳动权规定的比较,不同的宪法文本、宪法理论对劳动权的性质的影响巨大,从我国宪法上劳动权的历史和体系来看,应属于社会权属性。作为一种社会权,劳动权仍具有两种给付请求权功能。同时,对于劳动义务,应将其理解为对公民劳动权的一种内在的限制,但在宪法上作专门规定的意义不大。     

人权入宪与死刑限制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国《宪法》规定的重要原则。生命权是公民的基本人权。《刑法修正案(八)》首次取消13个非暴力性经济犯罪的死刑,彰显了生命至上的价值,充分体现了严格控制和慎用死刑的刑事政策和《宪法》规定的人权保障原则,标志着《刑法》修正向取消死刑罪名的方向发展。应当在刑事法治领域继续大力贯彻人权保障原则,从立法上进一步减少死刑的适用,从司法上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