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政制与哈尼文化的变迁

对土司及土司政制，前人颇多微词！但是，单一的观察角度、研究方法以及简单的情感渲泄，难以理智地观照土司政制这一历史文化现象；无助于从横纵思索比较中，清醒地认知土司政制与民族文化衍变之间的规约关系。事实上，植根于哈尼文化与汉文化相互圆融基础上的哈尼土司政制，是非常复杂和矛盾的，在土司政制辖域，哈尼古典文化受到了强烈的激荡与冲击，脱离了其固有的运行轨迹。土司政制的确立，一则阻断了哈尼族历史的固有进程，作为一种政治组织，它吸收了封建专制政体的内核；同时，诱发了哈尼文化，由沿自身固有的轨迹自行发展的阶段，…     

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度及清代早期对其进行改革的原因

本文从中央政府与土司的关系及土司享有的权力等方面阐述了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度;并通过讨论雍正执政早期关于土司制度改革的争议,论述了雍正废除土司制度的根本原因在于消除西南民族地区土司间和土司内部的暴力事件,加强中央集权。     

土司家族的背影——澜沧募乃拉祜族石氏土刮的故事

土司制度效仿唐朝的“羁縻制度”，始置于元代、完善于明代、衰落于清代。清代“改土归流”以后，云南境内的土司减少了，但部分边境地区的土司制度却一直延续到21世纪50年代初。     

中国土司历史地理与西南边疆民族史研究

土司制度是我国历史上中原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特殊管理制度，其在历史上的实施，以西南地区最为广泛，这使得西南地区成为我国民族史和边疆史地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长期以来，土司研究重其名实、性质、职分、世系等讨论，对其置废、分布，特别是长官驻地、辖境范围等历史地理状况研究较少。基于从事《清史·地理志》编撰和《清史地图集》编绘工作积累的经验和认识，推进土司历史地理研究可弥补学术界在土司驻地、建制、管理层级和辖境范围等方面上考察的不足，也是从更高、更深视域的疆土管理等中央与地方关系审视土司制度的需要。具体上，可以采取“世袭职授查其沿革，政体建置考其地理”，纵横经纬结合的历史地理研究方法，并在一手档案资料基础上重视制度史与实际运作的过程讨论，积极开展土司历史地理研究乃至编绘土司历史地图，全景式展示土司演变状况，对民族史、边疆学和地方治理等边疆民族史研究的多学科建构起到推动作用。     

明清云南土司地区赋役征收及少数民族编户问题探析

有关明清云南土司的编户赋役问题，学界关注较少。如运用历史政治地理及社会经济史的视角，对明清时期云南土司地区的赋役征收及少数民族编户问题进行考察，即可发现，元明两朝均已对云南土官、土司征收赋役，并已完成对部分少数民族的编户。明朝初年，中央王朝曾在云南各地土司编里甲造黄册，以征收赋役。明代云南各属土司中既有编户、编丁并承担赋税的“内地土司”，也有既不编丁，也不编户，甚至不承担赋役的“边外土司”。少数民族地区编户赋役的实施，是明清王朝国家治理直接深入西南边疆地区的重要标志。     

忻城：经济社会发展新跨越（二）

忻城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实施“农业稳县、工业富县、旅游活县、科教兴县、依法治县”五大战略和“高举一面旗帜，走好五条特色道路，实施十大目标”的新思路，着力推进“一园十业”建设，重点抓好药业、酒业、丝业等新兴产业的扩大、发展和提升，提高工业化水平。按照“花园式特色山庄，土司文化旅游城”和“壮乡·土司·生态·现代”的建筑风格，以“两城两河”为重点，推进城镇化建设。以开发土司文化为主题，通过举办“三节一会”，进一步挖掘土司文化内涵，激活文化旅游市场，打造壮乡土司民族特色文化品牌。不断创新党建工作机制，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引领社会经济不断取得新成就。     

论云南土司制度与古代地方法制

论云南土司制度与古代地方法制刘艺乒土司制度，是云南边疆民族地区一个特殊的政治历史产物。研究分析云南以至整个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习俗状况，都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这一历史现象。笔者认为，以往对土司制度的研究，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     

明清云南改土归流的文化条件

明清云南改土归流的文化条件沈海梅一明承元制，在平定云南后，分封了一些土官、土司。同时，明王朝对土司的承袭、衔品、考覆、贡赋、征调作了规定，从而形成一套完备的土司制度。据《土官底簿》所载及一些学者的统计，〔１〕明初在云南任用了一大批土官，共１５０家之多...     

明清时期掸傣土司区域的非中心化政体与联姻政治

在东南亚殖民地化之前,掸傣区域“非中心化”边疆政治体制发展的历史表明,明清时期,在王朝国家意识形态主导下,国家通过土司制度和外藩朝贡的实践来实现其“天下”宇宙观的建构,随之在明、清王朝和缅人建立的洞吾、雍籍牙王朝之间的掸傣土司地带逐渐形成了土司之间互相牵制的政治联姻体制。获得明清王朝国家的授权,是土司职权和土司在地方上建立其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基础。在清缅战争之前,就制度而论,土司承袭是国家不断更新其对土司政权合法性授权的关键步骤。在土司承袭的过程中,随同承袭申请,土司衙门还必须向朝廷中央出具宗枝图谱、由邻封土司具署的具结等证明土司父子继嗣的申请证明文件,并通过临近区域的流官知府具文,转交省府核实后送交朝廷。在土司承袭制度的规范之下,土司之间的政治牵制与联姻网络,致使土司政权难以进一步集中,土司之间相互牵制的分散化发展,得到了国家体制的长期保障与规范。因此,掸傣土司之间通过联姻来分享土司政权、并不时互换嫁妆地作为经济补偿的政治文化制度逐渐发展起来,婚姻成为土司结盟来应对利益对立的重要政治手段。于是,作为女婿的土司与作为丈人的土司之间,通过土司的“掌印夫人-出嫁女儿”的联接,在土司之间结成政治结盟的同时,也延续着相互间持续的代际分化。基于这样的历史条件,滇、缅、泰、老边疆地区,长期以来形成了分散性的地方政治体制。至19世纪80年代,由于欧洲殖民体制在东南亚的扩张,原先的许多嫁妆地之间的界线,就成为分割国家边界的重要依据。     

国民政府对云南土司的调查

土司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和杂居区实行的一种特殊的统治制度。清朝大规模改土归流后 ,土司制度逐渐被废除 ,但到民国时期云南仍有土司存在。本文根据国民政府对土司的几次调查 ,拟从民国时期云南土司存在的原因、国民政府对云南土司的调查及调查总结 3个方面进行探讨 ,说明民国时期云南一直存在土司制度 ,云南土司的存在体现了民国时期云南政治统治的两重性特点。     

试论壮族土司社会的阶级认同与制度认同——以广西龙州县域为例

土司社会的认同研究是人类学认同理论应用于历史学的体现,是历史人类学又一个崭新的课题。以广西龙州县域土司社会为例,试论壮族土司社会的阶级认同与制度认同,并得出相关结论。龙州县域土司社会中的各阶级只认同本阶级。土司始终认同土司制度。在土司社会前期和中期,土民认同土司制度;至土司社会末期,土民逐渐放弃对土司制度的认同。     

以文化之：明朝对湖广土司的文化涵育及其影响

明朝廷对湖广土司的管理非常注重依靠文化的影响作用,达到以文化之的目的。其方式和内容主要是令土司子弟入学,接受系统的学校教育和命令土司参加各种重大典礼,在典礼上使土司接受礼仪熏陶。当土司履行征调等义务时,明廷又会通过奖励或惩罚等措施在土司心中置入“忠勇”等观念。这些文化涵育措施对湖广土司发挥了重要影响。在日常生活中,土司广泛结交汉族知识分子,与之展开文化交流,一些土司的汉文化水平不断提高,表现出一种从地方霸主向“士绅化”转变的倾向,他们与朝廷的联系不断紧密,对中央朝廷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不断增强。     

傣族土司公文探微

傣族土司公文探微刘云明一、傣族土司政权中的公文事务傣族土司政权内有着层次分明、上下有序的政权组织系统，文书人员（或机构）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西双版纳，最高统治者被称为“松列帕宾召”，俗称“召片领”，元政府封其为“彻里总管”，明、清政府封其为“车里...     

培养乡土作家 打造文化精品——鹤峰作家群成为全省文坛一支奇葩

鹤峰，因仙鹤立峰而得名，这里曾经是长隐世间的“古桃源”，曾出过引领土司文化的鹤峰容美土司，曾经是烽火连天的革命战场。如今，在改革开放的政策下，鹤峰处处呈现生机澎渤，欣欣向荣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景象。     

晚清边疆危机中云南土司制度的变化

一、土司制度弊端的显现 晚清以来的边疆危机中,边疆沿线的土司地区成为保家卫国的第一道防线.在英法入侵的过程中,沿边土司率领各族人民对侵略者给予了坚决打击.但也是在边疆危机中,作为"天朝""藩篱"的土司及土司制度也暴露出了其固有的弊端.     

民国时期川西北土司土屯史事辨析

民国时期川西北茂县、汶川、松潘、理番、懋功、黑水等藏羌民族聚居地区土司土屯虽经部分"改土归流",但土司制度、土屯制度依然存在且处在变动之中。本文考察了清末民初松潘土司的具体状况、汶川瓦寺土司、理番绰斯甲土司、懋功汉牛屯撤废等详情,对有关史实做了较为详尽准确的辨析。     

从历史记忆到当代展演:唐崖土司田氏夫人遗产及其开发中的国家认同

明清时期南方民族土司的国家认同具有历史的典型性,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湖北唐崖土司是其中的代表之一.文章以方志、家谱和民间传说资料为基础,挖掘唐崖土司田氏夫人文本材料中体现土司国家认同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南剧《唐崖土司夫人》既是一个现代文本,也是一种遗产开发,其在继承传递历史文本的主要信息的同时,进一步表现了土司国家认同、族群认同以及现代人本精神追求等时代价值.文章进而对土司遗产保护开发作了探讨,提出要注重遗产历史语境,尊重遗产历史内涵;注重遗产开发的现实语境,发掘遗产时代价值;并对遗产开发中的活态保护模式提出了对策建议.     

滇、川、藏纳西族聚居区土司制度的多种类型

滇、川、藏纳西族聚居地区,先后出现或并存过丽江、俄亚的土司木瓜制,伙头制与木瓜制结合的维西土司制,伙头制与乡里制或保甲制并存的中甸土司制,永宁土司伙头制以及伙头、堪布、保甲制三位一体的左所土司制,不同类型的土司制度的出现,是因经济发展水平、地缘、民族关系、宗教、文化传统和外部政治体制影响等因素的交织作用所致。     

梭磨土司官寨怀古

梭磨土司官寨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城东32千米的梭磨乡境内。“梭磨”藏文含义为“岗哨多”。据《四川通志》、《理番厅志》载：“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置长官司，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升安抚司，四十年（公元1775年）又升宣慰司。”最强盛时的梭磨土司为“四土”（是以原嘉绒藏区18土司中卓克基、松岗、党坝、梭磨四个土司属地为雏形建立起来的，亦称“四土地区”）之首，辖有理县的来苏九沟，黑水五十沟半，以及今阿坝、红原和今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部分地区，其幅员纵横近1000里，约6万多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浙江省。辉煌了数百年的梭磨土司为何在一夜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许久以来，成为我们心中难解的谜团。     

论明初土家族土司的归附与朱元璋“以原官授之”

本文结合元末明初朱元璋对西南地区的统一战争,论述了土家族土司对朱元璋的 归附以及朱元璋对诸土司的处置策略。对其中一些记载不一的归附时间、所设土司的头衔等问题 作了相应的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