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行政诉讼中被告提供规范性文件几个问题的探讨

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是行政诉讼的基本制度，理论界和实务界已对此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探讨，在举证规则及法院审查证据规则方面已形成不少共识，有些研究成果已写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对指导和监督被告举证，完成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行政诉讼举     

北京市丰台区法院调研发现行政诉讼原告举证存在四大误区

行政诉讼虽由被告就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但并未排除原告的举证权利及个别情况下的举证义务。丰台区法院对近年来行政诉讼原告举证情况进行调研，发现原告举证存在四大误区，容易模糊争议焦点影响庭审进程，且在证据不被采纳或者败诉的情况下易对法院产生误解或质疑而引发涉诉信访。、     

论行政程序中相对人迟延举证及其诉讼后果——兼谈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检讨

相对人迟延举证是指相对人在行政诉讼过程提出其在行政程序中没有及时提供的证据用以反驳行政主体的决定或是证明自己主张。根据迟延的原因及相对人迟延的主观心态不同,迟延举证可能表现为相对人恶意的证明妨碍或是陈述申辩权的怠于行使,也可能是相对人行使权利客观受阻。应区分迟延举证的不同情形,设置各自相异的诉讼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仅区分两种情形予以规定,显然有嫌粗漏。     

论行政诉讼举证时限制度

1999年 11月 24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为新司法解释 )中第 26条第 2款之规定确定了行政诉讼领域的举证时限制度即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 10日内提交答辩状，并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被告不提供或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应当认定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行政诉讼举证时限制度的确立不仅有着纯诉讼法意义上的理论依据，而且还直接源自行政诉讼证据之特性。同时与行政诉讼相适应，其举证时限制度具有一系列的显著特点。 　　一、举证时限制度的含义 …     

论行政诉讼举证时限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举证时限制度是行政诉讼中的重要制度之一,其能够确立和完善主要是源于行政行为“先取证后裁决”原则和诉讼效率价值的要求。我国立法虽较早确立了行政诉讼举证时限制度,但是发展至今,存在重大的缺陷,需待重构。重构时应以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为指导目的,确立单一的行政诉讼举证时限制度。     

行政诉讼被告举证程序之分析

行政诉讼的特点是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复审 ,被告必须依法定程序规则提供证据。《行政诉讼法》和司法解释确立了被告在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制度和程序规则 ,已经建立起符合行政诉讼证据特点的被告举证程序规范体系。然而 ,由于缺乏进一步的规则保证被告举证规则的实施 ,以致有些程序规则在实践中产生问题。因此 ,应当建立被告提供全部证据的认定规则、法定期限内举证的证明规则、延期举证的正当事由判断规则、管辖权异议后的举证期限规则 ,以保障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功能的发挥。     

论行政诉讼被告举证规则的优化

行政诉讼被告举证规则的正义性是司法审查正当性的前提,也是实现行政诉讼目的之“桥梁”。同时,行政诉讼的特点决定了被告举证规则是行政诉讼制度的中心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了被告的举证规则,但缺乏进一步保证被告举证责任充分实现的具体规则。行政诉讼被告举证规则的优化应当从被告提供“全部证据”之判断规则、被告在决定期限内举证之证明规则、复议程序中收集和补充的证据以及复议程序中不提交证据行为之认定规则等方面进行。     

行政诉讼中被告补证行为之规范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确立的行政诉讼中的被告补证制度,存在着较大的合理性问题。本文通过分析在不同类型的行政行为中当事人各方在举证方面所承担的责任,指出了在行政诉讼中被告补证行为存在的合理空间,并进而从前提条件和法律后果两方面提出了规范被告补证行为的设想。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新视角

我国学者深受大陆法系主观举证和客观举证责任理论的影响,在认识行政诉讼举证责任时存在着若干缺陷.引进英美法系的理论,把举证责任分成提证责任和法定责任,从这个角度分析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不但能克服这些缺陷,而且对认清行政诉讼的目的也具有重要意义.     

论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

行政诉讼证据制度应奉行职权主义 ,以保护相对人 ;现行举证规则存在缺陷 ,不利于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应适当引进英美法的“推进责任和说服责任” ,发展和完善我国行政诉讼的举证规则。     

行政诉讼中原告提供证据行为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32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这一条被视为对我国行政诉讼证据制度的设计。显然,依该条规定,行政诉讼的举证是由被告负担的,原告不承担举证责任。     

试论行政诉讼受案制度的改革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我国行政诉讼法中的一个热点问题,自创建行政诉讼制度以来,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几经调整,在总体上呈现出逐步扩大的态势。但是,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立法体制,可诉行政行为的范围,以及双方行政关系中行政合同可诉性问题等几个方面依然存有缺陷,致使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受到了诸多不适当的限制。这些规定既限制了行政相对人的诉权,也严重阻碍了我国行政诉讼和行政审判的发展,因此,必须针对上述几方面的缺陷,适度拓展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对完善行政诉讼举证制度的思考与建议

对完善行政诉讼举证制度的思考与建议王如铁，何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及指导全国各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的综合性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贯彻意见》）对我国行政诉讼中的基问...     

论行政证据中的若干法律问题

行政证据是行政程序中具有法定形式、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并经行政主体查证属实的一切事实 ,行政诉讼证据从本质上说就是行政程序中的证据。《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行政诉讼证据的种类、来源、属性、程序、效力及审查判断等方面的规定 ,既是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审查行政行为证据合法性的依据 ,同时也是建立行政证据规则的依据。而且 ,还应当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确立行政程序中的“谁主张 ,谁举证”规则、证据调查和取证的期限规则以及案卷排他性规则。     

规范性文件依据也是行政诉讼证据──兼与甘雯先生商榷

从行政诉讼作为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法律机制看 ,行政机关据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属司法认知事项而为被告的举证事项 ;而结合行政诉讼的任务与现行立法的规定来分析 ,此类规范性文件实为一种行政诉讼证据。     

刍论行政诉讼证据

诉讼证据是近期诉讼法学界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而研究行政诉讼证据则更具有挑战性和紧迫性。本文拟以有关法律规定及学者观点为楔子,从行政诉讼证据的概念及分类、证明对象与举证责任、举证时限等方面对行政诉讼证据进行探讨。     

中国行政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模式与规则重构

证明责任这一概念的使用存在诸多含混之处,亟须正本清源。在学理上,行政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存在三种模式:成文规则模式、个性化研究模式与利益衡量模式。行政诉讼的复杂性与当事人举证行为的灵活性决定了成文规则模式难以确保个案公平。而个性化研究模式与利益衡量模式亦因其个案性与事后评价而难以为当事人的举证提供有益指导。域外通行的规范理论因其客观性和科学性可以为矫正我国行政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举证责任不能倒置

举证责任倒置免除原告的举证责任和举证责任直接由被告承担都是缺乏根据的。无论刑事诉讼、行政诉讼还是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均不能倒置。举证规则就是举证责任客观规律的法律化。举证的基本规则,包括原告先行举证规则、原告胜负未定规则、被告一般不举证规则、举证责任有条件转移规则。举证责任倒置把举证规则彻底破坏了,其实质就是违反了客观规律。废弃举证责任倒置。     

浅谈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路径选择

行政公益诉讼是行政诉讼法修改过程中广泛讨论的问题,有必要对其内涵予以厘清并对其在行政诉讼中的定位有清醒的认识,以免矫枉过正。应在统筹分析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发展脉络的基础上,结合域外行政诉讼发达国家行政公益诉讼实践,理性构建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制度。     

行政诉讼被告举证时限制度初探——一个关于实现司法公正的话题

被告举证时限制度,是指在行政诉讼中负有举证责任的被告,在法律规定或法院依法指定的期间内,就其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提出相应证据,逾期举证则承担证据失效法律后果的一项行政诉讼举证期间制度。它与被告举证责任制度密切相联。我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第３０条,对此作出了规定和司法解释,这对行政审判工作的开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但是,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加快和行政诉讼的深入开展,审判实践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例如有的被告故意迟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