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批评“两个凡是”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致信中共中央，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     

邓小平说：“两个凡是”不行，“两个凡是”是错误的

“文革”十年，中国经历了一场深重的灾难。“四人帮”的倒台，让从梦魇中醒来的人们看到了希望，也充满了期待。然而，中国要前进，就必须打破把毛泽东的话作为判断一切是非标准的神学信条，也就是说必须打破“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     

试述谭震林提出的“两个凡是”

1977年2月，“两个凡是”的提出，一度成为党和国家的基本准则。当时邓小平就旗帜鲜明地指出它的错误。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在中国社会广泛开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它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同时，真理标准大讨论也是一场强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此过程中，各种理论观点激烈交锋，其中老革命家谭震林提出了“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敢于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敢于纠正。”这样就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个凡是”     

推倒“陈云一贯右倾”之说

大批冤假错案得以平反．大批革命家再履要职．前提是推倒“两个凡是”．此天下人尽知之事也。然其中陈云再任中央副主席源于推倒“两个凡是”．其具体过程．则鲜为人知。八大后。“毛刘周朱陈林邓”．陈为副主席之一．位在林邓之先。自林彪居副帅之位．陈遂“靠边”。四匪就擒．乱局方定．     

新一轮“思想解放”的排头兵

人们普遍认为，30年改革开放．经历了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是针对“两个凡是”：第二次是“姓社姓资”之争；目前，始于广东（正在全国普遍推进的），被媒体冠以“第三次思想解放”的对象是什么？多数党建学者给出的答案是，阻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和观念。     

小议“民富国强”

<正>中共中央"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将以往提出的"国强民富"的目标改为"民富国强",这将意味着中国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表面上看,将"民富"置于"国强"之前,只不过是词序的变化,但细细品味,这不只是词序的变化,它蕴涵着党的"民富"先于"国强"、"民富"重于"国强"的发展思路和"全心致力民生建设,坚定民富国强之路"的决心,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义,揭示了科学发展观的精髓。自古以来中国就有民不富则国     

“四人帮”批“黑画”运动始末

"文化大革命"后期,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阴谋的需要,借机在美术界掀起了所谓的批"黑画"运动,声称要反击所谓"美术领域黑线回潮的复辟逆流".这些批判无中生有、牵强附会、歪曲篡改,十分荒唐可笑.     

“大跃进”时期“左”倾指导思想的历史演变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双重探索的曲折进程中,"左"倾指导思想一度主导了新中国成立后前2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大跃进"是其中颇具典型性的一个历史时段。"大跃进"时期,"以所有制变革为先"逐渐成为共识;其后,"不断革命论"在反"反冒进"中提出并得到贯彻,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酝酿和明确提出,则标志着"左"倾思想的登峰造极。农村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趁穷过渡",乃是"左"倾思想指导下的必然选择。     

重温改革“启蒙者”

一家香港媒体曾经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邓公最大的贡献是教会了国人如何思考。” 的确，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仿佛欧洲的启蒙运动，让当时的中国人跳出“两个凡是”的精神桎梏，破除被供至神龛的领袖和他的意志之“神”，去思考历史，思考现实，由此市场经济确立，威权政治向平民政治转变。     

社会有“法” “天”“人”和谐——刘禹锡《天论》思想意蕴再解读

刘禹锡的《天论》三篇,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的辩证主义天人观,已为诸多研究者所重视。除此之外,《天论》还表达出一种高度重视"法"的思想观念,并对"法"与"天""人"之间的关系,及作为"万物之尤者"的"天""人""交相胜,还相用"做出了细致分析。刘禹锡的这一社会需要"法",且"天""人"之间"交相胜还相用"的和谐存在关系的提出,对于当下社会核心价值观念建立,具有重要思想文化资源意义。     

“韩华”及其海外“保产”运动

"韩华"是一个特殊的华侨群体。在一个多世纪之前,早期韩华从山东移民到朝鲜半岛,其后裔现分散居住在韩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且依旧保持着独特的文化特征和内在结构,保持着齐鲁故乡的方言和文化内聚力。他们身历世界政治的风云激变,切身体验到国运盛衰对海外华人的影响,始终保持着强烈的爱国情怀。不同时期中国政府驻韩国大使馆的馆舍庭院,追本溯源,乃是韩华购买所得。韩华为了保住这片被他们视为"祖先之地"的特殊地块,不惜奉献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先后进行了四次、时间跨度将近百年的"保产"运动,书写了华侨爱国运动史上的华丽篇章。     

从“四个共识”看“中国模式”的本质与要素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揭示了"中国模式"的本质——"所谓‘中国模式’是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奋斗实践中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认清这一本质,必须分析四个共识——"北京共识"、"华盛顿共识"、"莫斯科共识"、"中共92共识"(中共十四大达成的关于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本内容的共识),尤其要从"中共92共识"中,把握"中国模式"的七大要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其精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其基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分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其核心,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是其"绝招",四项基本原则是其根本,坚持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是其关键,"一国两制"是中国模式解决历史纷争的创举。     

“回儒”和“西儒”思想活动的新时代思考

"回儒"和"西儒"是明末清初伊斯兰教和天主教与儒家学说对话和交流过程中产生的两个特殊群体。他们长期致力于"会通儒学"活动,成为儒家型穆斯林和儒家型基督徒,为中外文化交流融合作出了突出贡献。在新时代,"回儒"和"西儒"的思想活动能够带给我们多种有益启示:一是"相适应"是外来宗教文化在中国生存发展的必然要求;二是中国化是外来宗教文化适应中国社会的基本规律;三是宗教文化交流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四是文化融合与创新是人类文明发展传承的必然趋势;五是和而不同应成为不同文明相互交流的重要原则;六是文化认同源出于人类文明在精神本真方面的相通性;七是宗教文化的社会地位与其所发挥的社会作用密切相关;八是高层推动是世界文明交流融合顺畅进行的关键因素。这些重要启示,对于促进新时代的"民心相通"和"文明交流互鉴"与"一带一路"建设,以及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都具有特别重要的借鉴价值。     

“新政治协商会议”改名为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考议

在建立新中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根据情况的变化对建政工作多有调整。其间一个重要变化是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之所以改名,是因为随着参会代表在成分、单位和名额上的扩大,中共中央逐步明确了本次会议"具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性质"。根据现有的资料,这一改名事宜应是中共中央经过充分酝酿和讨论提出动议,经新政协筹备会党组干事会议定,最后交由新政协筹备会讨论通过的。1949年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正式决定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大跃进”时期苏州地区的“大炼钢铁”运动述评

"大跃进"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次大胆尝试。钢铁作为当时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强弱的主要标志,"大炼钢铁"运动理所当然成了大跃进的核心内容。然而,由于其违背了客观规律,急于求成,"大炼钢铁"运动注定是一场劳民伤财的闹剧。本文以苏州地区为例,通过对当地报刊及馆藏档案资料进行梳理与分析,对苏州地区的"大炼钢铁"运动的道路、方法、结果及评价等方面进行述评,以期管中窥豹,丰富这一段历史的研究。     

制度在“活”不在“多”

日前开审的"新中国最大卖官案"--马德卖官案,暴露出多方面问题。尤其是相关制度频频失灵的现象,最令人深思。在马德担任黑龙江省绥化市委书记的短短两年内,他卖官所得有600万元之巨。最富有讽刺意味的是,马德在大权在握时非常"重视"干部制度建设,多次提出要"坚持完善干部考察预告制、干部任前公示制、常委会投票表决制"。在绥化市组织工作会议上,他又"创造性"地提出:"领导干部和各级领导班子、各级党组织推荐干部,必须署名,写清推荐理由,实行推荐责任制。"组织部门专门为此制定了《推荐干部责任书》。绥化有关县市还提出了"五个不用":"溜须拍马的不用,好吃懒做的不用,跑官要官的不用,平庸无为的不用, 无德无廉、形象不端的不用"。     

从“国强民富”到“民富国强”

<正>据报道,参与研究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专家透露,"十二五"规划将改变过去的"国强民富",提出"民富国强"目标,这将意味着中国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表面上看,将"民富"置于"国强"之前,只不过是词序的变化,但细细品味,这词序的颠倒,将"民富"先于"国强","民富"重于"国强",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义,揭示了科学发展观的精髓,堪称妙笔。     

重温改革“启蒙者”

<正>一家香港媒体曾经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邓公最大的贡献是教会了国人如何思考。"的确,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仿佛欧洲的启蒙运动,让当时的中国人跳出"两个凡是"的精神桎梏,破除被供至神龛的领袖和他的意志之"神",去思考历史,思考现实,由此     

“中共党史”、“中共党史学”内涵辨

"中共党史"、"中共党史学"的内涵有多重含义,存在着多重性与唯一性、共性与个性、广义与狭义的关系,必须全面、准确地把握。     

民营企业“买壳”上市与“隧道”行为

以A股市场的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深入分析我国民营企业的买壳上市行为和买壳成本。通过建立模型和数据分析对民营上市公司大股东的"隧道挖掘"行为的机理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从代理理论的视角证明,民营上市公司大股东的最佳选择应该是利用其控制权的优势获取私人收益。因此,我国民营企业的治理重心应放在对大股东的"隧道挖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