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外部监督对国家公权力的规制

加强对国家公权力运行的外部监督是相对于内部监督的一个重要方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需要各方面的外部监督机制才能得以保障和完善.因此,必须强化外部监督的论点,目前我国外部监督对国家公权力进行监督的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必须强化外部监督的法治渊源,以立法、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以及构建一个成熟的、规范的公民社会为支撑点,加强外部监督,提高对国家公权力进行规制的实效.     

公权力的异化与回归

公权力的产生源于私权利,目的是为保护公共利益,但公权力在其发展过程中发生了异化,现代法治的核心之一就是对公权力的制约。目前公权力异化主要表现为公权力寻租现象突出、范围无限扩张、行使程序不正当、对私权利的无视与侵犯等。公权力的异化不仅导致其权威性降低,而且造成资源和公共利益受损。法治建设的过程是公权力的回归过程,其有赖于权力的下放与监管、公权力行使者法治理念的树立、公民法治意识的提升及规则秩序的确立等。     

国家公权力监督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的理论证成

国家公权力监督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符合国家公权力介入社会自治的一般理论,具有保护农民集体所有权自治管理及其目的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正当性。农民集体所有权主体、客体的特点决定的自治管理的异化可能性以及集体资产自治管理可能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决定了国家公权力监督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的必要性。国家公权力介入对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的监督以尊重集体所有权自治管理为前提,必须符合正当性介入条件,并且以保护集体资产所有权利益和成员利益实现或者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限度。     

用好公权力提高政府公信力

政府公信力是政府的立身之本。公权力的合理合法使用会增强政府的公信力,而公权力的错用和滥用导致的诸如渎职、失职和腐败之类的问题则会对政府的公信力产生较大影响。要用好公权力,保证公权力不被错用和滥用,重点应从自律和他律两方面来进行约束。     

公权力应对境外上市法律风险策略

从总体上看,内地企业境外上市法律风险来源于并表现在法律环境、法律行为以及法律冲突和相关诉讼等方面。有效防范内地企业境外上市法律风险,不能仅仅依靠企业自身的力量,还要从这些风险来源着手,通过公权力的适当介入,解决企业自身无法解决的扩展资本市场融资渠道,健全多层次融资平台、适当放宽企业上市条件、强化风险程度较大的境外上市方式监管等问题,为企业构建法律风险的防范机制。     

政府公权力异化的微观经济机理研究

公权力问题是吏治的一个核心问题,政府公权力异化的预防和治理是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和责任政府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从微观机理探讨公权力异化的成因,以此为基础构建公权力治理的多种途径,对于当代中国吏治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公权力优位文化对我国检察制度改革的影响

公权力优位是中国权力文化的特点之一。尽管当代社会在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及伦理基础方面均发生实质性变迁,但公权力优位的传统文化至今仍然深刻禁锢并影响着现代人特别是广大官员的思维模式、行为习惯和交往方式。比如过度适用刑法解决民事行政事务、“官本位”思想及公权力过度介入市民社会等都是典型例证。当前,检察制度改革应当以公权力优位传统文化为突破口,在刑事诉讼中要注意宽缓刑事政策的适用和加强人权保障;要进一步强化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权力;进一步拓展和加强检察机关对行政权的检察监督,把行政权力“装进”制度的“铁笼里”。     

论政府公权力对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侵害及其治理

当前政府公权力侵害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问题十分严重。对这一问题的治理需要从四个层面考虑：一是从治本之举考虑拟制地方政府追究土地财政的动因;二是改革和完善土地征收与出让制度;三是建立严格的土地征收问责责任制;四是司法权有效制衡行政征收权。     

公权力下的罪犯私权保障探析

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发展，监狱作为国家专门行刑机关．在对罪犯实施惩罚改造的同时。对罪犯依法享有的人身权利和与人身有关的其他权利给予保护，并制定了一系列保障措施，但由于重刑主义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人们不把罪犯视为同类的心理以及相关法律保障制度的不完善，致使罪犯权利往往得不到有效的保护。为适应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断发展的要求，作为国家法律文明窗口的监微，有必要建立健全保障罪犯权利的法律制度。     

委托行使公权力的事例研究——行政契约VS私法契约

在公共行政领域,委托行使公权力的行为大量存在。在理论与实践上,对于委托行使公权力的认识仍存诸多争议,故委托行使公权力的运作轨迹值得关注,包括委托行使公权力的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等。在委托行使公权力的构成要件中,契约可否作为委托依据、委托事项是否需属于受托机关法定职权内的事项与委托界限等诸多问题存在争议。对于委托行使公权力的构成要件的认识差异,直接影响其法律效果,尤其以契约进行委托的相关问题争议较大。基于实证规范、公共利益与政府责任等方面的考量,行政强制法上的代履行与商业性银行代理国库业务等行为间的法律关系应被确定为行政契约。     

检察机关公诉职权与审判监督职权的配置

检察机关公诉职权与审判监督职权在配置上存在诸多问题,应明确检察机关在诉讼程序中的角色定位,并通过具体措施完善其合理配置。     

检察机关公诉权与监督权的冲突与协调

法律赋予检察机关公诉权的同时,又规定了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公诉权和监督权主体的重合致使在司法公正、监督权和公诉权作用的发挥,以及检察官行使职权等方面都造成了许多弊端。对其进行适当的改革势在必行,但不宜大动干戈,从检察机关内部入手进行微调才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具有可行性的改革方向。     

治安秩序结构下的警察权威重塑路径

在我国的社会转型期,警察执法过程中遇到重重困难和阻挠,执法权威受到挑战。治安权威在治安秩序结构中与治安规范、治安实体共同组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密不可分的动态整体。因此,从治安秩序结构角度看,要实现重新树立警察权威的目标就要在强化治安权威本身的前提下,借助于完善治安规范,并从治安实体着手以达到重塑和巩固警察权威的目的,从而真正实现人民警察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打击违法犯罪等方面的作用,推动构建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与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提高公安执法公信力 树立和维护法律权威

文章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视角,阐释了提高公安执法公信力,树立和维护法律权威,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体现和依法治国方略的保证,同坚持公平正义、执法为民、人权保障等紧密联系。而执法不公正、人权保障观念淡薄、特权思想严重、非警务活动过多、民警执法素质偏低等,则是当前减损公安执法公信力的主要原因;据此提出并论述了完善此命题的对策措施,诸如提高公安民警执法素质、追求公平正义价值、践行执法为民理念、规范执法程序公正和支持民警依法反暴制暴的执法行为等。     

对《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理解和适用

为了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进一步规范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在总结执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公安部对2003年制定颁布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进行了修改、完善。修订后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已于2006年8月28日以公安部88号令颁布施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对维护法制的统一，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保障公安机关依法履行职责．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公安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行使

在现代的公安行政管理中,公安机关享有大量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是公安行政执法高质量的重要保证。“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要求公安执法者正确认识执法中“合法”与“合理”的关系,以合法原则为先;要求公安执法者在自由裁量权“度”的把握上应注重实现立法的目的、遵行公正公开原则的要求、考虑社会环境中正当的“情”与“理”。为保证公安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行使,应加强公安行政立法的严谨性和可操作性,强化公安执法者的业务素质和道德素质,建立、健全有效的公安执法监督体系。     

公共利益界定的主体选择与立法模式

个人本位取代社会本位的趋势并不能否定公共利益的本意;宪政主义对民主主义的制约可以通过在宪法中对公共利益进行抽象界定实现;地方立法机关有权对公共利益进行界定,但不能与全国人大的界定相冲突。公共利益界定的立法模式选择,应采取由宪法进行原则性界定,由涉及公共利益的各法律文件进行具体界定的立法模式。涉及公共利益的法律不作规定,而由有关单行法律作出规定的做法是不可行的;立法技术的不成熟不能成为立法机关逃避立法义务的理由;在私法性质的法律文件中界定公共利益是不得不为之举。     

依法行政视野下对警察权的检讨与重构

规范、限制甚至缩小警察权,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权,是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我国当前的警察权力体系和制度与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在很多方面尚有不协调现象,因此应对之进行检讨与反思。     

货币权力的宪法规制及其路径选择简

在现代经济社会,不可兑换的信用货币体制和政府财政权的扩张导致了纸币的持续超发,也肇始了愈发严重的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接踵而至,进而侵犯人民的财产权利,而需要在宪法位阶上对中央银行的货币权力进行合理的制度规范。货币权力的宪法规制不但要赋予中央银行独立行使职权的法律地位,还应当通过对中央银行的货币权力予以宪法性约束,使其权力运行真正能够受到民主监督的制约,以期实现对人民基本权利之有效保障。     

法律权威论

法律至上、法律至圣、法律至贵、法律至信共同构成法律权威的内容和要求。确立法律至上权威是法治的前提和关键。法律缺乏至上权威是影响中国走向法治之路的最大障碍 ,我国法律权威的现状要求我们采取切实措施确立法律至上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