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污名、自我污名和媒介污名:虚拟社会泛污名化现象的三维解读

污名化是社会优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单向度"贴标签式命名"的权力关系,虚拟社会完全颠覆了传统污名现象中的二元权力结构,原本被固化的污名关系得以重新建构,污名化的对象指向由此产生了根本性逆反。随着当代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污名化成为虚拟空间社会互动中的常态化现象,呈现出污名对象日渐增多、污名内容日渐延伸、污名动机日渐复杂、污名方式日渐多样、污名风险日渐扩大的泛污名化趋势。究其成因,公众污名、自我污名、媒介污名是虚拟社会泛污名化现象产生的社会根源、内在基源和技术来源。这种现象激化了阶层对立与群体冲突,衍生出了多种社会风险,需要对其进行深度解读并在虚拟社会管理中予以审慎对待。     

污名与自我污名:大学生身份表达与实践的二重性分析

污名及自我污名文化,比如“屌丝”、高富帅、土豪等话语的流行,是犬儒主义在互联网时代新的表现形式,是现代性的后果,并代表着一种去经典化的社会认同.而大学生作为中国底层阶级的新来源,已成为自我污名文化的代表性群体,这说明“寒门再难出贵子”——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在社会阶层向上流动中的作用受到了挑战.然而,“逆袭”、“与土豪做朋友”等又反映了大学生自我污名背后的“反抗”或者矛盾性,自我污名文化的身份表达与话语实践存在二重性,体现了文化生产与阶层流动背后的多重动机和多重权力关系.     

社区矫正对象自我污名与人身危险性的关系研究

社区矫正对象作为社会的特殊群体受到广泛关注。降低其再犯罪风险对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社区矫正对象再犯罪的原因十分复杂,其中与他们的自我认知有着直接的关联。因此,本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心理污名量表和犯罪者人身危险性问卷对河北省500名社区矫正对象进行测试,通过SPSS 22.0对结果进行差异性检验、相关分析及回归分析,从而对社区矫正对象的自我污名与人身危险性的关系进行实证性的探究。结果显示：社区矫正对象的人身危险性不高,自我污名水平良好;自我污名的5个维度都与人身危险性总分呈显著正相关;自我污名对人身危险性有显著预测作用。这表明,社区矫正对象的自我污名水平可以直接影响其人身危险性,在开展社区矫正对象的干预时,应该对其自我污名水平情况加以关注。     

建构主体视角下网络激进女性主义的污名化行为研究

2020年以来，国内网络上对激进女性主义的污名化现象日益显著。以反对激进女性主义的“女权吧吧”中的讨论内容为研究对象，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抽取100份样本编码，从建构主体角度探究激进女性主义污名化行为的特点和动因。结果显示，建构主体主要通过污名化的方式完全否定激进女性主义者争取女性权利的行为，这源于建构主体在男性“第一性”地位上所产生的两性基本平等论、两性不可能平等论以及平等无关性别论三种群体认同。因此，这种对激进女性主义者的污名化行为实际上是一种维护“第一性”特殊利益的建构主体的网络共谋行为。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统一战线话语叙事体系的建构

大安全与大统战之间存在逻辑严密的联结关系，具体表现为统一战线服务于国家安全建设。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权力结构加速转变，美西方国家构建起对华污名化的言说框架，直接指向统一战线领域，其风险涉及人民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以及外部安全等各方面，目的在于维持西方话语霸权和弱化中国话语的叙事能力。从统一战线领域风险的演进特征上看，污名化话语具备集团化、交互性、隐蔽性、能动性以及复合性等特征。为此，迫切需要构建起反污名化的统一战线话语叙事体系，通过加强话语内容、叙事能力和言说生态环境的方式，破除对华污名化的言说框架，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善治视角下污名化群体性环境事件的公共危机决策的问题与对策——基于宁波PX项目事件的分析

近些年来,因环境风险所产生的群体事件所造成的影响在我国日趋显著。由于政府对污名化项目的特殊性认识不足,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不高,民众缺乏合法顺畅有序的表达渠道,非政府组织缺乏应有的担当等原因,政府在处理污名化群体性环境事件过程中暴露出不少问题。通过对宁波镇海PX项目污名化群体性环境事件的回顾分析,来实现公共危机决策的善治,让决策体现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与有效等善治要求,是当前处理污名化群体性环境事件,应对决策中出现的问题的解决之道。     

西方对中国的“污名化”及其应对:框架理论的视角

中国在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也为促进世界共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西方污名化中国的浪潮此起彼伏,并有愈演愈烈之势。污名化是社会舆论阴影下施污者出于特定目的、对特定个体或群体形象的负面建构。其中,施污者的框架建构是理解污名化过程的关键所在,受众的框架共鸣是评估污名化影响的基本指标,受污者的反框架是去污名化斗争的重要举措。西方对中国的"污名化",正是通过框定中国的"他者"意象及其对西方主导国际秩序的"威胁",架构种种涉华负面话语以煽动国际社会共同打压中国,进而建构一种"污名化中国"框架。这一框架虽缺乏可信度,但极大损害了中国国际形象,乃至危及中国核心利益。百年变局下,国际社会更加关注中国的一言一行,西方或将趁机加大污名化中国的力度。中国要做好进行长期去污名化斗争的准备,揭露西方污名化中国框架的狭隘性,推进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建设,提升中国主体性框架的国际传播力。     

社会治理泛刑罚化到社会化——以公安派出所执法工作为例

公安派出所的执法发生在法律系统与社会系统的交接地带,处于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互动的最前线,这里聚集了大量的社会治理难点和痛点,是观察、理解和反思社会治理泛刑罚化的最主要场域。犯罪对象的扩大化、兜底条款突破罪刑法定、一审刑事案件的增加和罪犯的增加等只是"社会治理泛刑罚化"的表象。"社会治理泛刑罚化"的本质在于,变迁中的刑罚不断展现出来的功能客观上让国家权力更多地侵入公民私权领域。通过"社会治理的社会化"不仅可以更好地从相对面理解"社会治理泛刑罚化"这个模糊的概念,更重要的在于观察和思考基于公安派出所执法工作的社会治理社会化和法治化取向,进而从"手续到程序"、"证据到证明"以及"权力监督到权利救济"等角度来消解公安派出所执法工作场域中的"社会治理泛刑罚化"。     

全球视野与本土实践：底层移民身份的出路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这一移民管理政策发布之际,梳理了近十年来我国非法移民管理现状,关注移民政策、执法策略和日渐紧张的公众舆论之间的动态关系。以"越南新娘"为例,考察跨国移民身份是如何在行政制度、法律话语、经济地位差异、商业化的移民中介机构的共同作用之下被建构成带有污名的负面标签,以及不同学科研究者在移民身份的去污名化上所做的努力。通过回顾近年来西方移民研究中出现的视角转向,在指出宏大叙事的局限性与"底层视角"的必要性的基础上,认定移民研究应该超越"掠夺者—受害者"二元结构,关注非法移民现象的复杂性,合理规范跨国人口流动。     

去污名化与社会团结重构：自然人破产法的现代进路

破产污名作为阻碍现代自然人破产法生成的对抗因素之一,根植于个体对集体意识所划定的借贷行为规范的偏离,是该偏离的消极标签。从制度史的角度来看,在初级社会中,破产法承载破产污名,压制破产者以维护集体意识,保持其对社会团结的维系作用。随着初级社会向分工社会发展,尤其是面对现代的债务危机,自然人破产法逐渐与污名分离,破产污名留存于社会中,阻碍了自然人破产法发挥修复分工的作用。自然人破产法通过去污名化、修复社会分工等现代进路,使社会分工对社会团结的维系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基层干部“污名化”现象的成因及其消解路径

随着自媒体的快速发展以及人们对领导干部形象的广泛关注,基层干部不仅陷入了"污名化"的漩涡中,怎样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如火如荼进行之际,消解这些"污名化"的"罪名"以正自身才是关键所在。本文试从基层干部"污名化"的形成原因入手,着重提出要完善科层制,实施问责制,建立正确合理的舆论引导机制,加强网络管理的法制建设,提升基层干部自身的能力以及重塑他们的形象,以期为更好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方针政策。     

网络社会开放性与有效性融通的治理路径探析

开放性是网络社会协作治理的基本条件,但网络自由急剧放大和异化、以及权力主体对网络的过度管制,使公众与地方政府在网络空间中难以就公共事务达成互利合作和社会共识,造成网络开放性与有效性的悖论,导致网络治理陷入"二律背反"的困境。确立权力对自由的引导机制、发挥生态性权力在协作治理中的主导性作用、在主体间性的基础上开展关系理性中的扩展性对话,能够保障公民的正当权利、维持网络虚拟社会的活力、维护国家权力的价值维度,实现网络虚拟社会治理的开放性与有效性的融通。     

腐败根源的深层理论探究

腐败是与权力相伴生的一种社会现象,权力与腐败有着深层次的关系,腐败是权力非公共运作的必然结果,权力主体的自利性、权力本身的可获利性及运作过程中的失控,是产生腐败的深层理论根源。     

“媒介化交往”:网络情境中的权力异化、秩序坍塌与危机管理

深度媒介化的背景下,社会关系正在被深刻重构,媒介化交往由此产生。基于网络情境的媒介化形塑社会交往,使媒介情境与现实交往空间融合;媒介情境中虚—实关系的转化、公—私边界的模糊使弱连接成为社会交往的主要形式;媒介情境构建了个人窗口化、群体汇聚性、价值割裂性的社会交往逻辑。媒介化交往中,媒介赋权与交往控制下的权力关系涌动,权利—权力关系转换,产生了权力主体关系对立这类权力异化问题。随着互为的监视、审视与审判等交往权力的流露,交往权力会具象为对抗式、阴谋论式与流量式交往等表现方式,引发自我身份维稳、总体性关系维系、交往范式的崩塌风险。应通过梳理媒介情境边界、约束交往权力、树立新型的媒介素养等角度去重新构建媒介交往秩序。     

心理疾病污名对警察寻求专业心理帮助意向影响与对策

心理疾病污名对民警群体的影响主要是压抑个体寻求帮助的积极意愿,加剧民警心理问题的危害,提高民警心理健康的维护成本。因此,挖掘出每一个民警身后所蕴藏的一切有利于抵御心理疾患侵蚀的正面因素,激发促成个体改变的所有的有利因素的进一步整合,才能将心理问题转危为机,激活职业动力的潜能,推动警察职业生命走向更高的发展。     

论虚拟社团的兴起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为视角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虚拟社团大量兴起。虚拟社团相对于现实社团,有超时空性、会员的匿名性和流动性强、无中心平面化网络性结构、自治性强等特征。按虚拟社团对社会的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可以分为良性虚拟社团和不良虚拟社团。从市民社会内部来看,良性虚拟社团是市民社会内部的积极力量,能够协调市民社会内部关系,化解市民社会内部矛盾,提升市民的公民意识,推动市民社会自治,从而维护市民社会有序、稳定。从社团和国家的关系看,良性虚拟社团能够和政治国家形成良性互动,为国家制定方针、政策收集民意,对国家权力形成制约,防止权力腐败,使国家和社会相协调,政治国家得到市民社会的认可,从而得以维护政治稳定。不良虚拟社团是指借助互联网平台,据其形成力量,危害社会秩序,甚至成为颠覆国家政权的潜在力量的社团,不良虚拟社团对社会稳定产生消极影响。相对于良性虚拟社团,不良虚拟社团结构严密,行动诡秘;相对于现实不良社团,危害更大,难以监控。     

政府与高校关系域中的权力分配模式及其对策分析——基于创新社会管理的视角

在社会转型大背景和社会管理新形势下,政府与高校作为创新社会管理过程中的利益交互方,亟需规范双方权力配置、厘清双方权力属性,发挥良性互动作用。在归纳与总结已有政府与高校关系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创新社会管理的视角,构建出"交易型"、"制衡型"和"转化型"三种政府与高校关系域中的权力分配模式,并提出形成双主体权力分配模式与发挥其作用的对策。     

“泛偶像”时代青年榜样教育启示

随着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偶像崇拜已经进入了"泛"时代,青年对偶像的评价标准愈发多元化,"泛偶像"现象日益明显。本文主要阐述"泛偶像"现象的特点,并从偶像和榜样的关系探究泛偶像现象与榜样教育耦合的可能性,分析"泛偶像"现象对青年榜样教育的影响,从而明确在"泛偶像"时代如何利用偶像进行榜样教育,传统榜样教育又应该如何借鉴偶像的轰动效应来加以完善。     

群体情感与集体身份认同的建构

集体身份认同作为一种情感表达和情感诉求,具有情感属性的本质特征。本文以集体身份认同的建构为切入点,分析了国际关系中的群体情感现象。集体身份建构进程中的核心变量是群体成员身份认同,而不是朋友角色身份认同。在群体身份认同的建构进程中,群体情感因素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分别表现为社会类别化进程中的群体情感动力、社会比较进程中的群体情感模型以及积极认同进程中的"替罪羊"现象。     

共治视阈下大学权力的生成、表征及协调机制研究

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和学生权力是大学场域中的一组基本权力形态.大学行政权力形成于委托代理中的公权力分配,当前表现出泛化及"控权"取向;学术权力于大学内部体系中自然生成,表现出弱化及"索权"倾向;学生权力隐含着教育契约关系中的权力诉求,表现出虚化及"限权"趋势.基于此,可以从区分和规范大学权力界限、建立合理有效的大学利益群体协调机制、第三部门视野中的大学权力重组以及发挥现代大学文化价值体系的整合效应等方面来探索构建大学权力协调机制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