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胞国家认同的重构路径探析——基于对“两岸族”台胞的深度访谈

“两岸族”台胞是两岸融合发展的主要群体。通过深度访谈发现,当前“两岸族”台胞的国家认同存在“双重身份认同”突出、“中国疆域认同”提升和制度认同存在偏见等特征。岛内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对“两岸族”台胞的国家认同深刻影响,同时,近年来大陆对台政策体系也逐渐对“两岸族”台胞的国家认同产生了积极影响,但传导效应不明显。建议以“两岸族”台胞为纽带,通过深化细化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措施,加强对台宣传话语体系建设,突出以“家国情怀”为重点的历史文化建设等多路径重构台胞国家认同。     

特殊犯罪群体的犯罪分析与预防——以“未婚妈妈”杀婴案为视角

“未婚妈妈”杀婴案存在着被告人低龄化、低学历化,犯罪手段具有较大的残忍性,刑罚处遇轻缓化等特征。该类犯罪的成因既有行为人个体心理失常的直接原因,社会化的失败及消极的非社会实践的社会因素,也存在着现代性文化冲突的根本原因。预防此类犯罪,要进行价值观与道德教育,消除犯罪心理;加强特殊群体的社会化过程;净化社会环境,消除消极因素的影响等。     

基于学生分类发展的本科教学管理制度变革——以“自我-社会认识”为分析视角

基于行政导向和教师导向的传统本科教学管理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考虑了学生的发展需求,但是总体来说,仍然存在着同一性和控制性的缺陷.基于学生的“自我-社会认识”和大学教育的“射程”两个维度,可以把学生分为高度匹配型、独立型、被动顺应型和排斥型等几种类型.按照学生的不同类型来创新教学管理制度,形成多样化和更为自主性的管理范式,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深化教学分类管理改革,促进学生成长成才成功.     

构建以网络平台为基础的综合性社会管理系统——以绍兴县富盛镇“三问”监察系统为例

一直以来,我们都在探索如何提高政府工作效能、节省行政成本、改善党群干群关系、实现社会和谐与经济快速发展的办法。但是,由于抓不到点子上,往往成效甚微。富盛＂三问＂监察系统利用＂三问＂监察网这个平台,在机关干部和群众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实现了干群之间的有效沟通和良性互动,使群众的切身利益得到了较好的维护,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     

“80后”、“90后”群体对若干热点问题认识差异的对比研究——以重庆部分高校为例

目前,高校存在着“80后”与“90后”大学生并存的局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需要深入研究这两个群体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学习”、“生活交际”、“娱乐消费”、“恋爱与婚姻”以及“新媒体手段”等热点问题的认识,并对他们的性格特点进行比较性研究,以便引导他们健康成长。     

对防范“献身式抵抗运动”的思考——以“校长开房案”举牌事件为例

"献身式抵抗运动"是一种新型网络集群行为,其区别于传统集群行为的炒作性给公安机关带来了巨大挑战,给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隐患,因此这类运动应引起公安机关高度重视,并根据不同阶段的特点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省管县”体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在之前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提出,对于有条件的地方探索推进省直接管理县体制改革。目前国内已有很多省开始进行省管县改革的试点工作,省管县体制改革已经成了大势所趋。然而,目前在省管县的研究上,大多数学者都选择了江苏、浙江等经济水平较高的地区进行研究,则选取经济欠发达的安徽省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安徽省实行的省管县体制对其县域经济、市域经济的影响,笔者并为安徽省进一步推行省管县体制改革提出建议。     

教学质量评价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以公安院校“教学练战”一体化模式为视角

教学练战一体化是公安院校实施的以培养应用型公安专门人才为目标,把教学练战各环节有机结合,组成一个完整的教学链的一种教学模式。但是,对教学质量的评价,存在着评价标准不够完整、重量轻质、评价主体不全面及评价功能缺乏导向性等不足。因此,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增强公安教育特色,确立多元化评价主体,坚持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注重评价结果的信息反馈,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下“公安大脑”建设的优化路径研究——以浙江省平湖市“公安大脑”建设为例

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正迈入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需要相应的现代警务模式与之相匹配。“公安大脑”建设以系统性变革重塑来构建现代警务机制,积极回应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公安机关在探索实践过程中,必须牢牢把握“公安大脑”建设的现实意义,深刻认识“公安大脑”建设中职责同构局限、惯性惰性影响、数字化转型挑战等问题,通过强化系统治理思维、完善现代警务架构、打造高效共享格局、聚焦实战服务功能,切实找准建设实施路径,从而以系统性变革重塑来持续推进警务数据融合建设,加强业务流程融合、能力手段集成、组织机构重塑,提升塑造变革能力,真正打造变革型组织,实现最优警务效能,形成组织架构扁平高效、资源配置科学精准、警务运行协同顺畅、基层基础稳固坚实的现代警务新体系。     

大学生“村官”计划及其实施的初步研究——以浙江慈溪和安徽凤阳为例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社会经济的振兴,最终依靠的是人才。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尤其是面向广大农村地区就业,是中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全局中的重要一步。本文对大学生"村官"的内涵和性质进行了界定。重点分析浙江慈溪和安徽凤阳两地大学生"村官"模式,对其实施原因及实施方案进行概述。并对大学生"村官"计划的实施状况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最后,展望大学生"村官"制度前景,并寻求完善措施。     

社会质量理论视角下社会救助工作的推进路径探析——以上海市Y街道“桥计划”项目试点为例

随着经济社会结构的调整,当前的民生保障形势与任务发生了新变化,社会救助工作呈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单纯依靠政府提供传统的资金与物质的救助模式,已难以有效满足救助对象不同的需求。上海市民政局推出社会工作介入社会救助工作领域的"桥计划"试点项目,该项目先后于部分区进行试点。文章选取首批试点区S区的首个试点街道Y街道为个案开展研究,运用社会质量理论模型探讨"桥计划"项目推进社会救助工作的经验,并提炼存在问题,提出合理化建议。     

对“城中村”青年女性公民政治意识的调查与思考——以广州荔湾区为例

本文通过对广州荔湾区“城中村”青年女性的公民政治意识进行问卷调查，得出了以下结论：“城中村”青年女性政治不冷漠；基层民主建设较有成效；网络势力引人关注。     

论“量化管理”考核办法对交通整治的作用——以南昌市“五车”“六乱”交通大整治为例

南昌市公安交管局西湖大队结合日常工作实际,摸索出一套量化管理考核的勤务管理办法,经过南昌市交通乱象即五车六乱交通大整治的实际应用,对充分调动民警工作积极性,提高见警率、管事率等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并取得了明显效果。     

“三位一体”量刑规范化模式的选择及架构——以对当前量刑规范化模式的反思为视角

电脑量刑、量刑建议、量刑程序、量刑指南等主张,或偏执于量刑程序的规范化,或偏执于量刑实体的规范化,不能实现量刑公正。我们应构建以量刑程序为基础,以量刑指南为指导,以量刑说理为辅助的三位一体量刑规范化模式,同时兼顾量刑程序与实体公正,确保量刑公正的有效实现。     

浅析美国“治外法权”对国际人道法的现实冲击与挑战——以“3.11事件”为视角

自美国开始对外发动反恐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射杀平民事件就不止一次,但是3.11事件的发生引起各国媒体关注。依照国际人道法的规则,此种行为构成了战争罪,而美国却以普通的罪名进行起诉,追根溯源在于美国以治外法权之名行军事司法权海外无限扩张之实,国际人道法作为保护战争受难者的使命也受到了严重挑战和冲击。本文拟以3.11事件为视角,重新解读美军所宣称的治外法权,揭露美国军事司法权海外扩张的不法性因素,并尝试为国际人道法面临的挑战提供一些答案。     

侦查机关“不得夜袭”实施强制措施论——以《行政强制法》对夜袭的限制为出发点

＂不得夜袭＂的规定是行政强制法的一大亮点,违法夜袭对公民基本权利造成重大侵害,并违反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本质要求,在社会主义法治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应借助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契机对刑事侦查强制措施＂不得夜袭＂进行规定。其内容包括侦查机关违法实施夜袭应承担的实体性和程序性后果,并对特定情形下侦查机关实施夜袭的条件和程序进行规定,以及侦查机关违法实施夜袭后应给予当事人程序性和实体性的双重救济途径。     

“上网轨迹”信息的法律界定及其商业化利用界限——以朱烨诉百度cookie侵权案为例

在信息时代,“上网轨迹”等碎片化信息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商业价值,因而利用互联网技术搜集个人“上网轨迹”信息并进行商业化利用的现象也越来越多,朱烨诉百度cookie侵权案便是一个典型事例.但我国目前立法上对此并没有明文规定,理论上也缺乏深入的探讨,导致一、二审法院在司法审判时出现截然不同的观点.“上网轨迹”信息应属个人信息,既是个人信息权的保护对象,也是信息控制者所有权的保护对象,同时也可能成为隐私权的保护对象.信息控制者在商业化利用这类信息时应注意其所有权与个人信息权和隐私权的边界.     

与微信平台有关的著作权法律关系——以对著作权主体的分类与“转载”行为的辨析为核心

微信平台中涉及到的著作权主体主要分为三类,即微信个人用户、微信公众用户与其他著作权人。转载或转发的行为主体主要分为两类,即微信个人用户与微信公众用户。根据著作权主体与转发或转载的行为主体的不同,微信平台中主要涉及六种著作权法律关系,即微信个人用户之间的著作权法律关系;微信个人用户与微信公众用户之间的著作权法律关系;微信公众用户之间的著作权法律关系;微信个人用户与非微信用户之间直接的著作权法律关系;微信公众用户与非微信用户之间的著作权法律关系;微信个人用户与非微信用户之间间接的著作权法律关系。实施转载或转发的行为主体不同,其转发或转载的行为的性质与目的亦不同,则其著作权保护的方式与方法也不相同。能否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合理使用,则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先行先试”的次优绩效及其扩散机制——以W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为例

"先行先试"作为政策试验和政策推广的摸索过程,在公共政策领域的应用较为普遍。研究发现,"先行先试"并不总是追求最优绩效,中央高度重视的社会问题与地方的工作重点不一致时,政策执行者往往倾向于通过"锦上添花""造点"等方式打造个案式的政策亮点,而不会投入大量政策资源以取得令中央满意的、可推广的政策绩效,其目的在于实现"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次优绩效。因此,要想发挥"先行先试"的引领辐射作用,就要在承认有限理性的基础上创新政策工具,提高公共决策科学化水平,减少地方政府追求次优绩效的策略行为。     

清代“夫杀妻”情况下身份关系对罪责认定的差异影响——以《驳案汇编》中“韩云”案为例进行分析

男女两性间通过婚姻联结确立并长期持续的状态关系被普遍认为是传统社会中家庭乃至家族出现且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性程序步骤。只不过在身处庞杂繁复的家庭(家族)成员身份影响下,原本“合两姓之好,敬奉宗庙,接续后世”的初始目的无时不需要在夫妻关系之间,夫妻与本方、对方家庭成员关系之间甚至夫妻与周围邻里友人的关系之中承受考量。及至清代,“男尊女卑”“夫尊妻卑”的现实状态已然在家庭内部和社会生活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并有进一步极化发展的趋向,这就导致了妻在面对夫之时人格被对方完全吸收且普遍处于从属地位。具体到司法视域下对“夫杀妻”情况出现后的承审裁断也无法避免受制于州县官员等级身份差异观念的影响,继而结合具体案情外化为不同刑责罪名取舍间的性质和程度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