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精神病人社会管控

我国《刑诉法》特别程序规定了对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这对于我国《刑法》第18条的规定如何执行有了程序上的保障。但对于精神病人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这一多发的社会现象,仅仅对造成危害结果的采取"强制医疗程序"不能消除安全隐患。只有营造政府主导下的医疗、民政、政法各部门的社会管控体系,才能充分发挥全社会对精神病人的人文关怀,最大限度地减少精神病人危害社会的行为。     

强制医疗程序的法律构建

精神疾病在我国已经成为严重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对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应当并且已经进入了司法控制的范围。本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增设"依法不负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作为特别程序的一种,建立强制医疗程序的基本框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和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对强制医疗程序作出进一步的规定,有必要对其法律构建进行全面梳理。     

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分析——基于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解读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设置了刑事强制医疗特别程序,对强制医疗进行了全面司法化改造,规定通过严格的审判程序来决定当事人是否需要强制医疗,同时赋予被强制者及其近亲属以相应的救济措施.这对于保障精神病人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安定具有重要意义,但相关程序规定存在的缺陷必将导致司法实践中适用法律的混乱.     

日本《医疗观察法》内容与启示——兼谈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完善

日本于2003年公布了《医疗观察法》,针对实施重大他害行为的精神病人设立了独立的司法裁判程序和专门的强制医疗机构,解决了《精神卫生福利法》时代存在的后期治疗缺乏实效、行政裁决模式缺乏救济、轻触法精神病人权益保护重社会防卫的问题。我国《刑事诉讼法》设立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将强制医疗纳入诉讼化轨道,但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不少问题亟待解决。从完善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的角度考量,日本《医疗观察法》至少在强制医疗适用对象范围、司法裁判程序、专门医疗体系、经费保障方面具有参考和借鉴价值。     

论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之建构与完善

2012年《刑事诉讼法》增设专章规定了“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初步构建起了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但还存在适用对象过窄、适用条件模糊、鉴定启动垄断、权利救济不力等问题。应当借鉴域外有益的经验,秉持保卫社会与保障权利并重的精神,对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适用对象、适用条件、启动程序、决定程序、救济程序等方面予以进一步完善。     

论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构建

随着精神疾病在我国已经成为严重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对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应当并且已经进入了司法控制的范围。本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增设＂依法不负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作为特别程序的一种,构建起了强制医疗程序的基本框架,但需要对强制医疗程序性质和必要性进行进一步的法律分析并增强程序的可操作性。     

强制医疗程序的问题探析——以主体责任构建为视角

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填补了强制医疗在程序法上的空白。尽管立法机关对强制医疗程序有了进一步的细化,但是司法实践上仍然存在诸多问题,需要更加深入的探索。通过对强制医疗实施环节上的各方主体责任加以明确界定,从机制上保证强制医疗措施的依法适用,能有效预防精神病人对社会和公民的再次侵害行为。     

强制医疗前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研究

新《刑事诉讼法》增设"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一章,个中规定,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在人民法院决定强制医疗前,公安机关可以采取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此类措施因涉及国家公权力运用与公民人身自由保护的衡平,构建和实施理应更为谨慎。而我国有关立法和司法解释显然未能给予与其重要性相当之关注。强制医疗前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的性质、适用条件、期限场所和监督救济等问题亟待明确。     

浅议强制医疗检察监督制度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专门规定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检察机关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既能对相关权力进行制约，又能保障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但是，这种监督必须坚持依法性、客观性、同步性和全面性等原则，明确监督的主体、监督的方式、监督的启动、监督的效力等内容，以保证监督的效果。     

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制度的国内外立法比较探析

就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送治人、适用条件、适用程序、法律责任等问题，比较了各国（或地区）以及国内北京、武汉等地的地方立法，探寻适宜我国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制度，以期对我国《精神卫生法》设定此项制度有所裨益。     

合理构建特殊病犯强制医疗的路径简

修改后的《刑法》、《刑诉法》等法律规定,对监狱在押患有精神疾病丧失服刑能力和患有恶性传染病的罪犯均可以采取强制医疗,但规定过于原则,监狱在具体的执法过程中,面对如何申请、执行和解除强制医疗等问题时,深感困惑.为此,从建立特殊病犯强制医疗程序,并从特殊病犯的强制医疗申请程序、裁决条件、案件管辖、执行期限、终止程序等五个方面,深入研究特殊病犯的强制医疗问题.     

刑法中侵犯专利权犯罪的探究与完善

《刑法》分则中对“假冒他人专利罪”的规定十分笼统,使该罪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均存有诸多争议。假冒他人专利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尽管多种多样,但其实质则在于将一项不享有专利权的产品或方法冒充专利权人的专利产品或者专利方法。因此,假冒他人专利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以谋利为目的,在自己制造和销售的产品上使用专利权人专用的专利标记或专利号,或将自己使用的方法冒充他人的专利方法的行为,据此,该罪区别于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在专利权保护期间擅自实施其专利的专利侵权行为;区别于将非专利产品冒充为专利产品、将非专利方法冒充为专利方法的冒充专利的行为;以及区别于引发专利权归属之争的骗取专利权的行为。现行《刑法》对“假冒他人专利罪”的规定在文字和功能两方面存在缺陷,因此,应对侵犯专利权的行为、冒充专利的行为、亲告罪的设置等方面作修改,以期专利权刑法保护的完善。     

刑事强制医疗的对象界定与程序完善

《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部门规章对刑事强制医疗制度进行了系统的程序规制,但在强制医疗对象范围上依然需要与其他部门法做好衔接,在一些具体程序规定上还有待进一步修正.刑事强制医疗属于实现社会防卫的保安处分措施.要实现这一法律功能,并兼顾人权保障的立法任务,需要合理界定强制医疗的对象范围,依据正当性标准完善其程序规定.     

强制医疗程序解释学研究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新增的“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具有深刻的立法需要,但这一新增程序的法律规定仍显粗放,一系列解释学问题需要予以分析.强制医疗本身是保安处分性质的预防性措施,强制医疗程序是刑事司法程序且为独立于定罪程序的独立程序.在强制医疗程序实施过程中,迫切需要解释强制医疗的适用条件、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申请期间与管辖以及执行等方面问题,方可确保法律规定的真正贯彻落实.     

无限防卫权及刑法第20条的理性思索——兼与张成敏教授商榷

无限防卫权是刑法学上颇具争议的问题,文章分析了无限防卫权存在的诸多缺陷以及其产生的不良影响,同时对张教授的二难悖论作出回应。认为取消无限防卫权、完善正当防卫制度是我国刑法规范所应选择的立法模式。     

沉默权在中国的困境与出路——以《刑事诉讼法》修改为背景

备受期待的沉默权没有被写入刑事诉讼法,这是根据具体国情适当选择的结果.然而沉默权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特别是在我国加入《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之后.因为立法传统的缺乏、价值观的冲突及侦查机关的反对,目前我国还不能确立沉默权,但沉默权出现在中国司法体系中是一种大趋势.在立法上确立沉默权,通过合理地运用证据推定规则和辩诉交易原则,进而在中国确立有限的沉默权,是沉默权在中国的出路.     

论刑法介入隐私权的程度与范畴——兼述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解释方法

刑法第253条之一规定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但这一规定并没有为隐私权提供有力的刑法保护。通过分析隐私权在刑法中的应有地位和刑法对其保护的现状,可看到刑法对隐私权保护的不足。应通过对刑法第253条之一进行解释,以弥补这些不足。     

浅析沉默权保障

为提高刑事司法文明程度,我国刑事诉讼法应尽快确立受刑事追诉人享有沉默权。但仅仅有沉默权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使沉默权从“书面中的法律”成为“行为中的法律”。鉴于目前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我国法律在赋予沉默权的同时,可以从完善讯问程序和刑事证据制度两个方面保障沉默权的实现。     

我国刑事诉讼中亲属拒证权制度的缺失与构建

亲属拒证权作为拒证权制度的一种,是亲属关系证据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蕴涵着法律人文关怀、诉讼利益权衡、公民权利彰显的内在价值。我国刑事诉讼法应确立亲属拒证权制度,明确规定亲属拒证权的主体范围、拒证事项及其例外情况,并将告知申请程序、审核程序、救济程序、放弃权利程序作为程序设计予以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