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农村贫困的协同治理研究

目前贵州省农村贫困治理主要面临以下问题:政府机构的贫困治理职能重叠;市场组织的贫困治理参与不足;社会组织的贫困治理力量薄弱;贫困群众的贫困治理能力不足;贫困治理主体的协同机制缺失。协同治理是突破贵州省农村贫困治理困境的有效路径。为此,应优化政府机构的贫困治理职能;提升市场组织的贫困治理参与能力;增强社会组织的贫困治理力量;提高贫困群众的贫困治理能力;完善贫困治理主体的协同机制。     

刑事视角下“村霸”现象的问题梳理及对策设计

近年来,我国农村治理乱象频生,"村霸"现象日益严重,由此导致农村经济发展缓慢,社会不稳定因素大大增加。当前我国对"村霸"的刑事治理中,无论是实体法层面还是程序法层面均存在诸多不足,对于相关违法乱纪行为难以形成有力威慑。因此,为加大"村霸"治理力度,首先在于反思我国当前刑事规制情况,剖析个中问题,通过"遏止恶性行为增多加重、保障农村群众救济渠道、预防不良现象扩大影响"三管齐下以巩固农村安定环境。     

环境公共治理模式下济南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研究

济南市作为国务院确定的46个生活垃圾分类先行先试重点城市之一,做好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既是"环境之痛",更是"进步之梯"。随着济南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进入立法时代,一场全民参与的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攻坚战"正在展开。基于环境公共治理模式,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必须进行一场系统性的治理变革,构建全主体、全流程的环境公共治理体系,政府引导市场、社会和居民结成环境治理"命运共同体",为建设新时代现代化"强省会",具有全球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大强美富通"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营造绿色、和谐、美好的生态环境。     

城市少数民族经商群体商业困境分析——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

城市为少数民族经商提供机遇,也带来挑战。文章以社会资本为分析视角,认为城市少数民族经商群体的社会资本表现出封闭、排外、内聚的特征,与现代市场开放性、竞争性的要求相悖,造成停滞于城市市场边缘、难以向市场中心扩展的商业困境。结合政治现实,文章进一步对少数民族经商群体社会资本的形成进行分析,主张对少数民族经商人员的民族身份和市场身份正确定位,培育良性社会资本,走出商业困境。     

东亚地区大都市的管理层级设置及启示——基于对东京、首尔、台北和香港的归纳分析

在城镇化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我国城市管理效率低下等问题也日益凸显。东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密度、历史传统与我国有很多相似之处,研究东亚典型城市的管理层级,对于提高我国城市管理效率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东京、首尔、台北和香港四个东亚典型城市治理层级的基本特点是:层级精简、结构扁平;各行政层级职能分立、合作互补;向市场和社会分权,实行基层自治。其对我国城市管理层级改革的启示是:应精简"二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落实"的科层高耸结构;打破职责同构,合理配置城市政府纵向职能分工;变"一只手"的政府管理为政府、市场、社会的共同治理,引导市场和社会参与城市基层治理。     

济南市拓展城市发展空间进程中“城中村”农民市民化问题研究

济南市拓展城市发展空间进程中必然伴随着"城中村"农民的市民化问题。济南市"城中村"农民市民化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农民思想观念滞后、行为方式与城市难以融合、对于市民化的热情不高,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既有制度层面的,也有非制度层面的。推动济南市"城中村"农民的市民化,在制度层面要建立"城中村"农民市民化的制度保障,在非制度层面要搞好宣传教育和社区文化建设。     

城市管理“济南模式”的创新与启示

随着济南市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城市管理逐渐成为各种社会矛盾的高发地带,也为社会管理带来了全新的课题。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突破口,济南市树立"为人民管理城市"的全新管理理念,努力创新和优化城市管理,被高度评价为城市管理的"济南模式",成为我国转型时期创新城市管理的新范式。同时,"济南模式"也留下了继续思考和探索的空间,不断提升我国城市管理及社会管理的水平,必须树立服务型的管理理念,加快城市管理的全国性立法,不断加强城市综合管理,实现城市管理由政府管理走向公共治理。     

着眼于"以人为本"优化济南市发展软环境

发展软环境主要包括政务环境、政策环境、市场环境、人文环境和社会环境。近年来,济南市发展软环境得到了进一步整治和优化,但与群众愿望、与加快发展的新形势、与先进地区相比还存在不少问题。进一步优化济南市发展软环境,主要对策包括：完善激励措施,打造宽松顺畅的政策环境;提高行政效能,打造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挖掘文化内核,打造健康向上的人文环境;规范市场秩序,打造成本最低的市场环境;完善社会管理机制,打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着眼于“以人为本” 优化济南市发展软环境

发展软环境主要包括政务环境、政策环境、市场环境、人文环境和社会环境。近年来,济南市发展软环境得到了进一步整治和优化,但与群众愿望、与加快发展的新形势、与先进地区相比还存在不少问题。进一步优化济南市发展软环境,主要对策包括：完善激励措施,打造宽松顺畅的政策环境;提高行政效能,打造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挖掘文化内核,打造健康向上的人文环境;规范市场秩序,打造成本最低的市场环境;完善社会管理机制,打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论我国农民自组织公共参与意识的培育

当前我国农民自组织公共参与意识缺乏主要表现为公共精神缺失、社会责任意识不强、公共参与认知不足和公共参与效能感不强四个方面。公共精神缺失的原因在于公共参与地位不平等、积极性不足、公共价值观认同度低与组织成员公民精神缺乏;社会责任意识不强的原因在于对社会责任意识认知不足、未能将社会责任意识融入组织意识和未能实现社会责任意识规则化;公共参与认知不足的原因在于对村庄公共事务认知不足、对当前村庄治理方式认同感低与治理主体意识不强;公共参与效能感不强的原因在于评价机制与反馈机制不健全。当前应从以下两个路径培育农民自组织公共参与意识:一是拓展农民自组织的组织意识内容,培育农民自组织成员公共参与意识;二是细分农民自组织公共参与意识内容,明晰农民自组织公共参与意识培育具体路径。     

社区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以济南市历下区为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任务,并且首次将推进"城乡社区治理"写入党的纲领性文献,要求统筹城乡社区建设,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以济南市历下区为例,借鉴国内外先进社区治理经验,有效地改进和完善社区治理,提升社区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实现整个地区乃至社会的长治久安,是一个重大且紧迫的课题。     

优化南京市域治理体系新方略研究

优化城市治理体系,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是国家治理体系中子系统的完善,更是城市繁荣、地区发展的战略性建构。南京作为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的核心城市,在"两个率先"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较早开始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探索,取得了不少成效。进一步优化南京市域治理体系,要搭建"一核多元"的市域治理体系;压缩层级,服务前移,建立平台化服务体系;组建基层治理委员会,优化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强化依法治市理念,把城市管理引上法治执道;多种方法并用,注重采取市场手段和"软法"。     

城市基层治理生态:恶化机理与修复路径——基于国家与社会双向共时性转型的思考

城市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板块,衡量国家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即是城市基层政府治理质量的高低。当前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生态存在一定程度的恶化趋势,其根源在于社会的"三高"转型和国家的自身转型的共时性叠加效应。修复城市基层治理生态,需要政府通过实施包容性治理有效应对"三高"社会的治理生态,通过服务型治理、整体性治理和法治型治理,有效克服国家自身转型中的政府公司化倾向、政府碎片化困境和政府维稳化弊病。     

城市社区冲突治理中的社区社会组织构建——以社会资本理论为视角

城市社区冲突"善治"的实现,必须以丰富的社会资本为基础,推进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共治。作为社区治理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本,社区社会组织的信息资本、人力资本、网络资本在城市社区冲突治理中分别扮演着"指南针"、"疏导员"、"关系网"的重要角色。然而,先天不足、能力不足、支撑不足,造成了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冲突治理的困境。创新管理制度、强化法律保障,加强组织能力建设、加大培育扶持力度,培育社区公共精神、社区志愿参与制度化,是优化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冲突治理的可行路径。     

乡村治理中的形式主义:生成因素与纾解之策

乡村治理中的形式主义主要指向一种更加集中、更加隐蔽的村干部形式主义行为。乡村治理中的形式主义主要表现为变通性政策执行、推诿村庄日常治理事务、文件管理盛行"痕迹主义"这三类。研究乡村社会内部如何生产出形式主义发现,乡村社会文化价值取向中的"人情面子"、村民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不足、村两委的角色矛盾、自利属性以及能力缺乏等因素共同导致形式主义之风盛行;而乡村治理实践中形式主义的纾解之策包括改造加强村级党建、培育与提高群众政治参与意识与能力、增强村干部自身素质和改造乡土文化等。     

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基础与建构路径

现传统国家与现代国家的重要区别之一就在于现代国家治理需要建立在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基础之上。无论是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还是中国自身的历史探索均表明,"政府+市场+社会"构成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单纯依靠市场机制并不能达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政府也必须承担起应有的责任,以努力构建和营造适应市场需求的社会秩序。国家与社会之间是一种共赢而非零和博弈关系,良性合作亦是可欲可求的。因而,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之间,还要寻找社会的支持。构建以"政府+市场+社会"为基础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但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主动放权转变政府职能、提升社会组织的治理能力、坚持不懈地推进法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是最基本的内容。     

“多元一体”的困境: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一个理解路径

我国养老服务模式的特点是政府主导下的"多元一体",即"多元"参与者从属于政府主导的"一体"。这一模式的背景是我国在快速老龄化的过程中,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的"缺失"。因此21世纪初开始了政府主动发育市场和社会的"社会福利社会化"的过程。但是目前仍存在市场发育和社会发育的困境:市场困境的主要问题在于公共筹资的不足导致没有形成足够购买力的市场,以及公共资源的配置结构造成公平性欠缺;而社会困境的主要问题则在于政府发育出的社会仍有更多行政化的特点,而缺乏一定程度的独立性。足够的筹资和恰当的支付方式,以及一定程度的独立,是走出困境的关键。     

“公交优先”战略下济南市公共交通发展状况与对策探析——以济南市为例

公共交通是交通运输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满足人民群众基本出行的社会公益性事业,也是城市重要的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推进城市公共交通行业健康发展,对于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改善城市人居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2012年10月,济南市入选国家首批"公交都市"建设示范城市,为加快推进城市公交建设提供了契机。     

商业寻租现象及其治理

商业贿赂的本质是寻租,商业寻租现象的社会根源在于公共权力的异化和行业垄断。这种现象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滋生腐败和犯罪,也败坏了社会风气和道德,甚至国家形象和投资环境。因此,当前必须加强市场制度建设、运用法律武器和借助道德力量进行治理,以期消减商业寻租现象对经济社会的危害。     

国家如何引领私人生活的变革——基于近年来农民生活治理实践的考察

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美好生活的全面实现,离不开国家的适时介入与有效引领。既有"经济社会发展"视角和"国家治理"视角,难以准确揭示国家引领与私人生活变革之间的复杂关联机制。引入"治理型发展"这一中观视角,基于近年来农民生活治理实践的考察,研究发现:在既有"基层组织建设"这一基本路径之外,国家适时介入并有效引领私人生活的良性变革,是国家基层政权建设的另一条主要路径和基本内容。其内在关联机制在于:国家引领与资源下沉是私人生活发生变革的重要驱动机制,而后依托党政科层制中心工作和基层社会群众动员工作机制,进而可在明显提升基层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有效改善广大群众日常生活体验、极大传播现代社会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的同时,最终全面转化为广大群众普遍的美好生活获得感和鲜明的国家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