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三个转变 突出三个重点 行使三项职权--河北省曲阳县人大常委会贯彻实施监督法的几点思考

贯彻实施《监督法》,开创人大监督工作的新局面,是人大常委会的重要任务。我们在广泛深入学习的基础上,对人大工作的相关制度、议事规则依据《监督法》进行了规范调整。在一年多的实践中。我们紧紧依靠监督法,积极化解难题,寻求对策,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监督法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法律

监督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监督法是一部符合我国国情和人大工作实际的重要法律,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成果。监督法的公布施行,标志着各级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各级人大常委会依法行使监督职权,加强和改进监督工作,增强监督实效,促进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以及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都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学习好、理解好、实施好监督法,是各级人大常委会的一项重要任务。为了促进监督法的学习宣传,搞好规范和过渡工作,推进监督法的全面正确贯彻实施,本刊从本期起在“特稿”专栏集中进行宣传,交流人大机关干部的学习体会,报道各地的典型做法和经验。     

探索人大司法监督新模式

我国《宪法》规定“一府两院”由人大选举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但是，《监督法》的出台，对地方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在新形势下开展好人大司法监督工作？各地人大常委会应以《监督法》为依据，大胆创新，积极探索人大司法监督工作新思路、新方式，把个案监督和信访工作转化为类案办理，把评议司法机关转变为听取专项工作报告。前置监督手段，提高监督效果。     

监督公开：从实然到应然的路经

监督公开是有效融合人大监督、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可行途径。进一步规范、完善监督公开工作，形成稳定、普遍、规范的公开常态，是全面贯彻执行监督法、不断提升人大监督实效的内在要求，也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愿望的客观需要。但从各地人大工作实践来看，监督公开依然存在着不及时、不完整、不规范等诸多欠缺。因此，客观评价监督法施行以来的监督公开情况，探析公开不足背后的相关缺失，有助于人们更好地思考、完善和实践监督公开，更有效地推动监督法“落地”。     

效力 效果 效应——关于增强人大常委会监督实效的思考

加强监督工作、增强监督实效，一直以来是人大制度研究和人大工作实践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监督法的颁布实施，在保障各级人大常委会加强监督工作，健全监督机制，依法行使监督职权的同时，也为在实践中和理论上与时俱进地探索“加强监督工作，增强监督实效”这一课题开辟了新的境地。为此，笔者拟从效力、效果、效应三个角度切入，就新形势下地方人大常委会如何依法行使好监督职权，增强监督实效，谈一些认识。     

聚焦监督法——专家谈监督法 人大监督权走向具体化规范化

十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于2006年8月2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在规范各级人大常委会与“一府两院”的监督与被监督关系方面，作了许多制度性的创新。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监督法全面和系统地规范了各级人大常委会与“一府两院”（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之间的宪法关系，这必将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监督法》创设了各级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的专项工作报告制度。《监督法》建立了委托执法检查制度。《监督法》确立了各级人大常委会审查和撤销下级人大常委会及同级政府的决议、决定和命令的立法监督制度。《监督法》建立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的违法审查机制。《监督法》建立了各级人大常委会行使监督职权的公开制度。 总的来说，此次监督法，抓住了我国监督制度的核心环节，针对我国目前各级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监督的实际情况，创设了一些具有实效性的监督形式，进一步完善了监督程序，理顺了人大与“一府两院”之间的宪法关系，对于健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进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开拓性的里程碑意义。     

完善“七项制度”深入贯彻《监督法》

为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监督法》，我们紧密结合正在开展的“抓廉洁办案，树公正形象”主题教育活动，以学习《监督法》为契机，建立健全“七项制度”，自觉接受人大的监督，以此推动我院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不断提高司法能力和司法水平，树立起公正司法的新形象。     

创新监督方式方法增强人大监督实效（摘要）

近年来，秦皇岛市人大常委会认真贯彻落实监督法，完善监督工作制度，创新监督方式方法，在人大监督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取得了较好效果。一、先行突破，开展专项工作评议，大力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我市人大把开展专项工作评议作为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专项工作报告的深化，于2009年制定出台了《工作评议办法》，率先开启了专项工作评议活动。     

解读腐败

细观今年的“两会”报道,反腐倡廉,从严治吏无疑是热点之最,难怪人大的一号议案是:建议制定《反腐败法》(按照惯例,对代表们提出的各种建议案,其中内容最重要、社会生活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才会被列为第一号),而有400余名人大代表签名的13件议案建议制定监督法,使监督法连续两年成为全国人大代表议案最“热”的立法项目。那么,在老百姓眼中腐败官有哪些腐败行为需要监督呢?     

监督法彰显时代法治意义

在历时20年的磨砺之后．备受瞩目的监督法终于出台了。作为中国第一部监督法，它注重发挥对法治的保障功能，突出强调了人大常委会监督的主要形式和内容，尤其是注重监督的实效性、针对性，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体现出我国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进步与成就，为今后推进人大监督工作指明了方向．是人大工作的一部重要工具法．对宪法赋予人大常委会监督职权的具体化．对进一步促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程序化、规范化、法制化具有重要影响。监督法中的诸多亮点显现出监督对于国家法治发展的非凡意义。     

对未成年人犯罪寓罚于教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而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时期,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亲自去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容易养成不良品质和恶习劣迹,最终导致违法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考虑到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让他们既能改过自新又能健康成长,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感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寓罚于教。在管理过程中始终贯穿教育、感化、挽救的精神,从而达到治其心、治其本的目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比较法视野下的遗产范围制度研究

作为继承客体的遗产,其范围的确定不仅涉及被继承人及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且关乎其他继承制度的设计.囿于当时立法环境和立法技术,现行法关于遗产范围的规定不能反映现实之需,与公众继承习惯亦不相符.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尊重民情,重塑我国遗产范围制度.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世纪之交的劳动法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和开放的观念

人类进入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潮流,由此也给法律的发展带来了广阔前景,劳动法的立法和研究也因此而更加繁荣。在开放的社会和世界性的经济环境下,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观念来研究和探讨劳动法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

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之救济,是指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若有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则依照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审查申请,进而通过司法程序对裁决予以处理的一种机制。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两种方式来获得救济。本文在对仲裁裁决救济机制确立之依据从理论上予以阐释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机制运行之机理加以析明,最终得出结论:申请不予执行之途与理不合,须予删除;申请撤销在适用上亦存在缺陷,须予改进。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知青作家”对于他们“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局限,这一状况,与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生命周期和身份认同历史均有重大关联。“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确立一个有效的前提。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