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与回应:口供制度的重生——兼论律师法对侦查工作的影响

口供在证据价值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司法人员应该认真对待口供。从实证的角度,废除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的义务,有利于建立口供的激励制度。口供制度的重要基石分别是口供的任意性和真实性,我国刑事诉讼应该建立告知制度和口供补强标准。对待口供,既要反对口供无用论的"口供虚无主义",又要反对口供无法获得的"口供无奈主义"。合理的口供制度的建立,可以减轻司法机关口供举证责任的负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应成为量刑的评价因素。     

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与口供制度的完善

无罪推定是被追诉者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被追诉者各项诉讼权利的基础。在刑事诉讼中将无罪推定确立为指导刑事诉讼活动的基本准则．就是无罪推定原则。我国应当在刑事诉讼中彻底确立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及其引申的主要内容应当分为三个层次：证明责任、被追诉者的权利和对被追诉者的权利的保障。由于无罪推定假定被追诉者无罪，对控诉的举证责任应由控方承担，被追诉者不承担无罪的举证责任，所以，被追诉者就没有理由配合控方提供自己犯罪的证据，包括口供。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违背了无罪推定关于被追诉者不应当承担举证或证明责任的基本精神，使得被追诉者负有帮助侦控方履行举证和证明的义务。这一规定实质上表明我国刑诉法要求被追诉者承担举证或证明责任。因此，从无罪推定的这一层面上说“应当如实回答”是不合理的，应当予以取消。     

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与口供制度的完善

无罪推定是被追诉者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被追诉者各项诉讼权利的基础。在刑事诉讼中将无罪推定确立为指导刑事诉讼活动的基本准则,就是无罪推定原则。我国应当在刑事诉讼中彻底确立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及其引申的主要内容应当分为三个层次:证明责任、被追诉者的权利和对被追诉者的权利的保障。由于无罪推定假定被追诉者无罪,对控诉的举证责任应由控方承担,被追诉者不承担无罪的举证责任,所以,被追诉者就没有理由配合控方提供自己犯罪的证据,包括口供。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违背了无罪推定关于被追诉者不应当承担举证或证明责任的基本精神,使得被追诉者负有帮助侦控方履行举证和证明的义务。这一规定实质上表明我国刑诉法要求被追诉者承担举证或证明责任。因此,从无罪推定的这一层面上说"应当如实回答"是不合理的,应当予以取消。     

律师法修改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挑战

律师法的修改,扩大了律师直接介入刑事诉讼的执业领域和活动的空间,明显增加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自由度为律师在刑事诉讼领域依法执业更好地发挥职能作用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保证,同时也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     

贿赂案件侦查之“口供纠结”论——仅围绕目前查处贿赂案件的困惑来阐述

一、现状速描:由供到证的反贪侦查贿赂案件基本模式反贪部门受理贿赂案件线索后,开始案件初查,在遵循严格保密和不接触被举报人的原则下,采取各种方法掌握被举报人的基本涉案事实并收集相关证据,经过综合分析认定其存在犯罪行为则将其控制,突破口供,以口供为线索收集其他证据,如果收集的证据与口供有出入,再继续讯问。     

新律师法对侦查预审工作的影响

2007年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自2008年6月1日起施行。从刑事诉讼的角度看，新修改的律师法在第四章，即在“律师的业务和权利、义务”一章中，对律师在诉讼中的会见、阅卷、调查取证、辩护等权利专门做出了明确规定。其中，律师法第三十三条的有关规定，对于我们公安机关的侦查预审工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对行为人主观心态与行为性质的辩解及自首的认定

自首制度是一项重要刑罚制度。我国刑法规定"犯罪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罪行的"构成自首,相关司法解释和司法规范性文件对"自动投案"、"如实供述罪行"进行了全面阐释,并规定"对行为性质的辩解不影响自首的认定",这对自首的正确认定与准确适用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在审判实践中,行为人往往通过辩解作案时主观心态而对指控的犯罪行为性质提出异议,在此情况下行为人能否构成自首就成为有争议的问题。本文从"行为人主观心态"与"主要犯罪事实"的关系入手,分析"对行为性质的辩解"与"如实供述主观心态"相关问题及其对"行为性质"认定的影响,提出自首认定的具体标准。     

论侦查讯问中欺骗策略运用的合法性界限

正所谓"欺骗",一般是指虚构事实或者隐瞒事实真相。[1]侦查讯问中的欺骗一般指欺骗策略的运用,即通过编造虚假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的方式进行讯问以获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一般来说,绝大多数犯罪嫌疑人在被羁押的环境中,其占主导地位的需要是保护自身安全,在这种需要的激发下,形成逃避惩罚或减轻处罚的动机,在讯问中拒供或谎供。[2]这就要求讯问人员综合运用各种方法与策略,使犯罪嫌疑人克服供述的心理阻碍形成供述动机,并在此动机下进行如实供述。这些方法与策略包括:说服教育、情感感化、出示证据、心理限制等,欺骗策略也是其中之一。     

新律师法实施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影响及应对

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将于2008年6月1日生效。律师法的最大亮点之一，是对执业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会见权和取证权进行了完善和强化。这对侦查工作将产生重大影响，也表明了我国的刑事诉讼活动从传统的职权主义模式向新型的当事入主义模式转变，由基本开放式的诉讼结构向进一步开放转变。检察机关侦查工作在新的要求下应尽快更新观念，调整工作策略，探索全新的工作方法和思路，适应新法的要求。     

新律师法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新律师法赋予律师享有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影响很大。检察机关应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建立现代自侦模式。     

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内涵及其制度配套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虽然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纳入条文之中,但不能就此认为我国已经建立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本文基于我国实务界和理论界的不同解释,结合国际通行准则,归纳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存在的三种内涵,以及本义内涵上的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与我国"如实供述"条款并不存在根本的矛盾。并通过比较方法,提出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在我国建立的相应配套制度和例外情形。     

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的艰难平衡——评刑诉法修正案中侦查程序部分中的争议问题

现行刑诉法自 $141 年制定后于今迎来了第二次大面积修改。针对此次修改,尤其是对有关侦查程序的修改,有人忧虑其是刑诉法条款倒退的表现。通过对秘密拘留和逮捕、传唤和拘传时间的延长、技术侦查措施的引入和沉默权与如实供述这四个方面进行理性分析并提出完善建议,指出此次修正案在侦查程序的修改中,兼顾了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两方面,整体上是有进步的。对于其不细致、不周全、有矛盾而可能导致实施者自由裁量权滥用的地方,需要进行合理的完善。     

论沉默权理念——兼论对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启示

沉默权是一项有充分道德基础的个人权利,确立沉默权能够保障司法公正,是落实无罪推定原则的必然要求,是保障刑事被追诉人权利的机制.国家对沉默权的限制是必要的,但是必须保持沉默权的基本价值和精神,以期在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2012年修正）中没有关于沉默权的规定,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沉默权原则的合理内核,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律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智能汽车对保险的影响:挑战与回应

智能汽车的开发使用对现有汽车责任强制保险提出了重大挑战。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人们构想了若干保险方案。目前,为了促进智能汽车技术的发展,也为了保护交通事故受害人的利益,主流的保险模式是在汽车交通事故责任和汽车产品责任配置未做较大改变的前提下,将智能汽车系统缺陷导致的交通事故损害风险纳入汽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我国交强险在应对智能汽车交通事故损害风险方面存在一些不足,需要加以完善。     

论经济犯罪侦查公开性的价值——兼论侦查程序公开的制度构建

从价值视角出发,以侦查公开一般原理的分析为突破口,归纳并演绎经济犯罪侦查程序公开性的诸项价值。其价值在于:维护权利,即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权益以及社会公众的权利;安定秩序,即保障经济犯罪侦查程序运行的秩序、维护经济领域以及整个社会的稳定秩序;实现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双重契合等。我国应以经济犯罪侦查公开为切入点,进行整个侦查制度的程序公开改造,提升侦查程序公开度。     

贿赂犯罪侦查引入辩诉交易的探索与实践

正由于贿赂犯罪的隐蔽化、多样化以及犯罪分子反侦查能力的增强,贿赂犯罪发现难、获取证据难的问题日益突出。特别是刑诉法修改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等相关制度的确立,加上各项相关配套制度如支付制度等的不完善,常常使贿赂犯罪侦查工作陷入僵局。在贿赂犯罪的侦查过程中,吸取     

论侦查讯问的程序性原则——兼论我国侦查讯问制度的完善

侦查讯问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侦查措施,在实施过程中很容易侵犯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因此,侦查讯问要遵循一定的原则,以制约国家公权力的不当行使。侦查讯问的程序性原则包括:禁止先行讯问原则、公开与秘密相结合原则、禁止刑讯逼供原则、讯问程序法定原则。我国现行的侦查讯问制度中,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的权利配置严重失衡,存在许多问题和弊端,因而要加以改革和完善。     

义务本位主义的刑事诉讼模式——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程序效应

作为一项刑事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对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犯罪事实具有明显的激励作用,对于那些拒不供认有罪、推翻供述或者"认罪态度不好"的被告人,则会产生一种从重处罚的效果.尽管这一政策在指导法院量刑方面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却对被告人供述的自愿性以及被告人的无罪辩护权具有否定作用.由此,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形成了一种"义务本位主义"的诉讼模式.根据这一模式,面对国家追诉机关的调查讯问,嫌疑人负有服从和配合的义务,以协助国家机关查明事实真相.在这种强调公民服从义务的政策影响下,所谓被告人供述的自愿性、保持沉默的权利、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被告人与国家的平等对抗等自由主义哲学意义上的理念,并没有太多的存在空间.     

论初查的合理定位——以立案、侦查为视角

初查没有出现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律条文中,但是,在司法机关的办案实践中,初查得到了广泛应用。通常认为,初查是司法机关对案件线索的初步审查工作,是立案的前提条件,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初查在实践中出现合法性受质疑、初查材料的证据能力问题以及初查措施的强制性程度问题等,因此,对初查的必要性进行分析,进而明确初查在刑事诉讼中的合理定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我国的侦查程序宜分为初查与正式侦查,初查发现有犯罪事实即进行立案登记,案件开启正式侦查。     

论证据规则对侦查工作的影响

证据在认定犯罪事实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能够更好的规范证据制度的执行,新刑诉法对证据制度以及规则进行了调整。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础之上,细化了证据应用的原则,保证了证据的合法性,重新规范了证据的合法性转化,进一步论述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要件。这些变化对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相关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充分掌握证据规则是侦查人员转变侦查思路的首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