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同盟在云南(1945—1949)

抗战胜利后,民盟云南地方组织积极与中共配合,为反专制独裁反内战,实现和平,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发动了著名的一二·一运动.本文拟从个案研究(case study)的角度对此进行叙述和分析.一、民盟云南省支部与“一二·一运动”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民盟云南支部及其机关刊物《民主周刊》积极制造舆论,进行宣传,配合、支持中共在重庆的谈判.9月1日,《民主周刊》发表题为《关于国共商谈》的社论,对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毅然赴重庆谈判的行动和在重庆机场发表的书面谈话表示支持和赞赏,驳斥了一些人散布的各党派之间政治争论与人民无关的论调,再次提出召开由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会议的主张,希望国民党以最大诚意来打开政治僵局.9月2日,日本投降签字仪式于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9月4日晚,民盟云南省支部和中共地下组织为了庆祝抗日战争的胜利,反对内战,促进国内和平的实现,在联大新校舍东食堂举行了由昆明学生联合会和文化教育界人士参加的“从胜利到和平”联欢晚会.盟员尚钺、吴晗、周新民、闻一多、曾昭抡、刘思慕等在晚会上先后发表     

毛泽东与九三学社的创立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中国国民党张治中将军的陪同下飞抵重庆。这是抗日战争刚刚结束,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国内和平、民主、团结．反对和避免内战,专程来与国民党当局谈判的。中共领导人到达重庆的消息,一时间像春风一样传遍了山城,它给饱受战乱之苦的国统区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当时在重庆的各界知     

关山度若飞——永远闪耀“中国共产党光辉”的王若飞

1946年4月8日，王若飞与秦邦宪、邓发、叶挺、黄齐生等乘机由重庆飞往延安，不幸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坠机遇难。毛泽东为“四八”烈士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亦荣。”生为人民而生，死为人民而死，王若飞在离开重庆的前_。。天还说：“一切要为人民打算”。这话是他的最后遗言，也是他一生的写照，对他的逝世，周恩来悲痛地说：“失掉了他，...     

重庆谈判周恩来为主席挡酒

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为避免内战,争取和平,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同国民党进行了为期43天的和平谈判。最后。国共双方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图为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到重庆同国民党谈判。毛泽东在赴重庆谈判的43天里,大小的宴会达到了十多场,谈判开始时,喝酒也开始了。每次宴会,人们都拥上来,争着向毛泽东敬酒。那段时间,周恩来形影不离地陪伴着毛泽东,宴会上也不例外,总是紧贴毛泽东而坐,谈话时退后半个身子让毛泽东为先,敬酒时又抢前半个身子挡在先,毛主席酒量有限,我代了,我来代劳……”。由于周恩来挡在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对"历史周期率"的不断破解

以史为鉴知先替。政权兴亡的规律是每一个时代的人民群众和权力阶层都深长思之的问题。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中共三代领导人对之都进行了艰辛探索:毛泽东首开“民主新路”,并以人民为本位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但晚年在民主的形式和实现途径上出现了误区;邓小平总结了毛泽东民主探索的经验教训,初步提出了“民主法治”论;江泽民继承并发展了邓小平的民主思想,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根本破译。     

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怀重庆记略

重庆作为历史名城和西南的工商重镇,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十分突出的地位和作用。1926年,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正式建立,统一领导四川的党组织。大革命时期,重庆人民积极投身反帝斗争,“三.三一”惨案是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不屈的写照;重庆解放前夕,“——.二七”死难烈士更是以鲜血和生命实践了“失败膏黄土,成功济苍生”的伟大升华。近80年来,在党的领导下,重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同步发展,其间凝聚了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殷切关怀和希望。抗战期间,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南方局在重庆高举抗战、团结、进步的大旗,为推动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巨大贡献,并由此孕育和培育了“红岩精神”;抗战刚     

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毛泽东和陈嘉庚

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毛泽东和陈嘉庚蔡祥淦陈嘉庚先生１９３９年冬发起红织“南洋华侨回国慰问考察团”在重庆逗留期间，中共领导人叶剑英、ａ伯渠、董必武和邓颖超等到代表协寓所拜访，并在中共驻渝办事处并行欢迎茶会。会后，嘉庚先生询问“若往延安，交通是否方便，...     

毛泽东对广西农逗情深义重

今年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回顾毛泽东对广西革命和建设作出的卓越贡献，表达壮乡人民对一代伟人的缅怀和崇敬之情，本刊推出中共广西区委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研究员庾新顺“毛泽东与广西的历史巨变”系列文章。     

统战史上的6月

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 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全面爆发。“双十协定”是1945年8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率团赴重庆,与国民党当局于1945年10月10日签定的旨在和平建国、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的协定。蒋介石     

毛泽东对广西农运情深义重

今年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回顾毛泽东对广西革命和建设作出的卓越贡献，表达壮乡人民对一代伟人的缅怀和崇敬之情，本刊推出中共广西区委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研究员庾新顺“毛泽东与广西的历史巨变”系列文章。     

光辉的统战实践——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代表团来重庆参加国共和平谈判,一面与国民党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一面积极开展广泛的统战工作,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以发展进步势力,团结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在重庆谈判的42天中,毛泽东多次会见各界人士,在山城留下许多统战佳话。一、推心置腹:毛泽东与各民主党派毛泽东对民主党派工作一贯高度重视,他曾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早在抗战爆发前,他就与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共同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把民主党派当作民主革命的同路人,主动团结。抗战开始…     

民主新路·己任·生命

毛泽东与黄炎培的“延安窑洞对”脍炙人口，流传甚广，至今已逾一个“甲子”了。当年刚开过中共“七大”，毛泽东很有把握，当面快速应对黄提出的中国历史上“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率问题：“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作始也简 其毕也巨——全国第一个省级中共支部的成立与发展

1921年10月10日,在长沙市协操坪(今省体委体育场)的树林里,有十几个人影在月色中晃动。这是共产主义的幽灵降临到了湖南。一群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的知识分子在这里秘密集会,讨论在湖南成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问题。会上由出席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何叔衡传达会议精神和发展组织要求,一致同意成立中共湖南省支部,作为革命的领导核心;经过酝酿,选举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为支部委员,毛泽东任书记。全国第一个省一级的中共支部就这样成立了。     

毛泽东三赴“特园”

１９４５年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曾三次赴上清寺“特园”拜访民盟主席张澜。第一次是８月３０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来到“特园”晤谈，地点在张澜的卧室。毛泽东首先转达了朱德总司令对老师张澜（朱德曾是张澜的学生）的问候，转达了吴玉章对好友的问候。张澜说：...     

两次不寻常的握手(下)

时光荏苒,没料到20年后,毛泽东、覃振又在重庆相逢了。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一行飞抵重庆,准备与蒋介石谈判。次日傍晚,中苏友协在七星岗礼堂为欢迎毛泽东举行了盛大酒会。身兼中苏友协副会长的覃振自然成为酒会的主人之一。 晚上7时许,一辆黑色轿车缓缓驶来,嘎然停在中苏友协门口,成为千万双眼睛的交聚点。一时群情鼎沸:“毛泽东来了!毛泽东真的来了!”     

论人民政协对国家权力的民主监督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充分发挥政协的民主监督作用 ,对于保证国家政权的长治久安和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具有重大的意义。一、国家权力监督的必要性１９４５年７月 ,毛泽东针对黄炎培希望中共能找到一条跳出历代政权“其兴也勃焉 ,其亡也忽焉”周期率的新路 ,指出 :“我们已经找到了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新路 ,那就是民主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政府才不敢松懈 ,只有人民起来负责 ,才不会人亡政息”。此言 ,是毛泽东对“国家权力必须接受监督、制约”这一从古至今人类政治思想成果和治国经验的肯定认可 ,又是对民主监督是国家政权稳固发展…     

没有监督就没有民主

1945年7月,党的“七大”闭幕之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延安接待了从重庆来的黄炎培、傅斯年等六位民主人士。黄炎培对主席讲,一人、一家、一集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大凡初期都能精神振奋,克服艰难困苦,而往后的日子长了,环境渐好,精神渐退,到风气养成,无法扭转,一部历史总是跳不出这种由盛到衰的“周期率”。他直接向主席问道,     

民主的关键是监督

我国近年来一些地方因公共权力滥用造成了相当的危害,其结果之严重,令人触目惊心,逐渐使人们普遍而清醒地认识到,一切缺乏约束的公共权力必定导致腐败,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关键是要加强对公共权力的监督。1945年7月,中共“七大”闭幕之后,抗日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夕,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延安接待了从重庆来的黄炎培、傅斯年等六位民主人士。当年,毛泽东同黄炎培有一段关于民主监督问题的闻名于世的对话,近六十年过去了,今天重温起来,仍然是发人深省、振聋发聩的。在谈到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时候,黄炎培对主席讲,一人、一家、一集体、…     

中共“十大”错失历史机遇探析

林彪事件发生以后，社会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由盛到衰，人民群众普遍对“文革”产生怀疑，要求经济发展和生活改善的愿望更加强烈，把被耽误、破坏的经济建设提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已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要求。可以说，这正是结束“文革”、纠正“左”的错误路线，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绝好时机。但是，在这种形势下召开的中共“十大”却没有抓住历史赋予的这个机遇，反使运动又持续了数年之久。这与当时中共领导人的主观认识、十大的筹备组织、政治方针等密切相关。     

“既得利益阶层”与“利益受损阶层”

关于“既得利益阶层”的问题，中共高层领导人在上世纪50年代已有所触及。1956年11月，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刘少奇提出要警惕社会主义国家中出现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指出：“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这可以看作是当前讨论的“既得利益阶层”问题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