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背景下育龄青年生育意愿的实证研究——以南京市某区为例

从20世纪70年代全面实施计划生育到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正式宣布推行"全面二孩"政策,我国的生育政策一直处于不断调整的状态,群众的生育意愿和行为也在不断的变动之中。本文在"全面二孩"背景下,以育龄青年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不同特征的群体意愿生育子女数、意愿生育性别、生育时间和生育目的以及关于二孩的生育态度。研究发现新时期的育龄青年对意愿生育子女数量的要求趋于合理,重男轻女的观念有了很大的改变,意愿晚育人数偏多,养儿防老不再是生育的重要目的,意愿二孩生育态度积极度不高,经济因素是影响其是否生育的重要因素。     

社会经济地位、民主观念与政治信任——以上海为例

对政治信任的研究主要有理性主义和文化主义两种理论取向。基于上海市的实证调查数据,通过因果模型检验了社会经济地位和民主观念在解释政治信任来源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民主观念对政治信任的直接作用和中介作用在不同的年龄群体中有较为明显的差别。具体来说,上海居民的政治信任主要取决于对民主观念的认同程度和对社会冲突的认知状况,民主观念在政治信任和社会经济地位两个因子之间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青年群体的政治信任更多地受到社会冲突认知和民主观念的影响,而社会经济地位更能够改变中老年群体的政治信任。这反映出文化主义在青年群体中对政治信任的解释力更强。     

互联网公共空间中青年文化的话语生产——基于青年网络流行语的一项研究

当前,网络流行语的使用日益成为生活中的普遍现象,而青年则为网络流行语生产和使用的主要群体,反映着青年文化的发展方向和特点.本文力图从多学科角度对互联网公共空间中青年文化话语的生产进行深入分析,以青年网络流行语为例,分析其内在和外在的生产机制和网络流行语自身内在功能及其影响等,试探究其在青年中传播的现状、特点等,以兼容并包的态度推动青年的文化话语表达,增强青年对流行语关注以及进行针对性和实效性,巩固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     

“后部落”时代与高校共青团思想引领研究

数字媒体的蓬勃发展全面拉开后部落时代的序幕。后部落重归部落时期人类交往的直接和及时性特点,又具备数字媒体时期互动多元无障碍沟通的机制。后部落时期,数字部落星罗棋布,作为部落重要成员的青年群体散布其中,为思想引领带来挑战。基于媒体格局和青年特性,构建部落首领、互动参与、创意叙事、衍生产品、全线聚合等五种模式,创新引领方式和传播手段,以互联网为基地,以创意为武装,用青年话语讲好青年故事,为青年思想引领工作提供借鉴。     

消费主义思潮影响下青年“伪仪式感”的透视及纠治路径

在资本逻辑主导下,消费主义思潮迅速渗入青年的生活实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青年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伪仪式感”是当代部分青年在消费主义思潮影响下对美好生活错位的理解和追求。其主要表现为以虚假伪饰呈现个性人设、以超前消费赋值精致品味、以意义消费伪装绚烂生活。这些表征源于消费主义视觉诱导下沉迷感官刺激,消费主义符号魅惑下迷失自我价值,消费主义算法推荐下固化行为惯习。对此,需要从戳破消费主义价值幻象、营造健康的媒介环境、注重精神滋养等维度出发,引导青年走出“伪仪式感”固化圈,在生活实践中创设富有生命意义的仪式感。     

工作时长与青年的性生活、亲密关系和生育意愿

将工作视为一切的工作主义文化正在影响中国青年的私人生活领域。一方面，超时工作挤压了青年的私人生活空间，造成工作—家庭冲突，对家庭幸福和生育意愿带来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失业或不稳定就业削弱了青年对家庭生活的期待和成家生育的动力。基于2020年“中国人私生活质量调查”数据探讨超时工作和工作时长偏少对中国青年性生活、亲密关系和生育意愿的影响发现，超时工作会影响男性的性生活满意度和未生育女性的生育意愿，但对其他方面并无显著影响；相比之下，工作时长偏少不仅与男性和女性的性生活质量呈负相关，而且也伴随着更低的生育意愿。这些发现对理解当下中国社会的超低生育率具有启示作用。     

网红粉丝群体的养成：基于互动仪式链理论探析新媒体时代网络主播的传播影响力

移动互联网时代涌现出大量网络主播,推动着网络经济的发展。在理论上,网络主播通过互动仪式链形成传播影响力;在实践中,网络主播通过积蓄情感能量集聚粉丝。盲目追求“眼球经济”使得部分主播通过低俗言行博得流量,部分陷于激情情绪中的粉丝会产生不理智的行为。因此,要加强对网络主播群体管理的措施,其中包括加强对直播平台管理,统一平台信息管理的标准,充分利用技术手段发挥虚拟、现实的双向监管,加强对网络主播的培训管理和引导网红群体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此外,还要加强对网民粉丝群体的培养教育,包括向大众提供符合网民群体心理规律的娱乐模式,加强对大规模有组织的粉丝团体的监管,在对青少年的正面教育中,多采用情景化教学,通过现场互动仪式加强教育效果。     

青少年互联网使用的两道数字鸿沟及其对教育不平等的影响

在数字时代，互联网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应用日益广泛，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也变得日益复杂。中国青少年在互联网使用中存在两道数字鸿沟：一是“接入沟”,即家庭背景较好的青少年使用互联网的可能性较大；二是“使用沟”,即家庭背景较好的青少年拥有更加健康和高效的互联网使用习惯。两道数字鸿沟均对教育不平等产生重要影响，“接入沟”的影响表现为中介效应，“使用沟”的影响表现为调节效应。由于互联网在青少年群体中的普及率较高，调节效应是当下互联网影响教育不平等的主要机制。在弥合互联网“接入沟”的同时不断缩小互联网使用方面的阶层分化应是未来公共政策需要努力的方向。     

政协港澳委员发挥“双重积极作用”的机制、问题及对策——基于间接群际接触理论

间接群际接触能有效减轻群体间的隔阂、消除误解、缓解冲突。政协港澳委员在内地群体和港澳群体的接触中担当着“超级联系人”的角色,他们在推进“一国两制”事业行稳致远中通过扩展机制、激励机制、协同机制、舆论引导机制发挥着“双重积极作用”。当前,港澳委员在发挥“双重积极作用”中存在基层代表缺乏、与各界交流机制不够顺畅、履职能力亟需提升等问题。据此,提出以下对策建议：提升政协港澳委员代表性,完善委员履职制度和机制;加强政协港澳委员能力培训,完善委员考核机制;充分利用网络新媒体,提升港澳委员影响力;聚焦青年工作,打造特色品牌交流活动。     

论免费互联网用户的消费者身份认定——以双边市场理论为视角

任何一个消费者个体或群体都是在市场经济体系中与经营者的互动所形成的,消费者身份的判定必须辅之以这一互动过程的佐证.这一“互动过程”可以笼统地被总结为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发生的“生活消费关系”.因此,欲将免费互联网用户认定为消费者身份,必须证明其与互联网经营者之间生活消费关系的存在.而双边市场理论为我们刺透企业“免费”的虚假外表,探知企业真正的运作模式提供了工具,功莫大焉.在这个理论前提之下,我们可以轻易地将免费互联网用户认定为消费者身份.     

“穷游”消费与青年身份构建的质性研究

在青年群体中盛行的“穷游”之风,在当代已经演进成一股青年亚文化浪潮,因此,站在消费主义的视角下,考察青年“穷游”的消费行为特征,以及他们如何通过“穷游”消费为自己构建起一个“穷游”亚文化青年群体形象及认同显得极为重要.研究中,逃离型、寻找型、拮据型青年穷游者的画像标示着“穷游”一族青年个体的崛起和抵抗,他们通过去传统化的旅游消费形式,以及技术工具符号性的呈现,实现了自己的身份认同与价值传递,但同时也不免走向“拜物”、“自恋”、“摆设”、“异化”等局限.     

提升突发公共危机中公共传播体系的治理能力——以“共识”形成机制为视角

在突发公共危机预警、化解、修复的过程中贯穿着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交换。在公共治理视域下，不同参与者之间信息整合带来的“共识”程度越高，就越有益于突发公共危机的应对。危机治理的不同主体倾向不同的传播媒体，构成“公共传播体系”,在运行中发挥着“知识”“观点”和“诉求”的治理功能，影响着治理“共识”的最终形成。从我国既往的应急管理实践来看，公共传播体系尚存在诸多矛盾冲突，在不同阶段和层次上影响到“共识”的形成，也影响到突发公共危机应对的全过程。因此，以治理逻辑和传播逻辑耦合为起点，构筑“互补和互动”的机制，优化“知识”“观点”和“诉求”信息系统之间的兼容功能，即优化“共识”的形成机制，是推动我国应急管理建设和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向度。     

网络媒体在塑造云南形象中的作用

随着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传播手段正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新闻传播方式也发生了质的飞跃。网络媒体对人们的影响越来越大,如何做大做强网络媒体,重视发挥好重点新闻网站的功能,在对外传播中贴近海内外网民的心理和接受习惯,表达国家诉求,传播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改变外界对中国形象的“误读”、歪曲和偏见,提高网络媒体对外传播能力,增强传播效果,构建和谐网上舆论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95后”上班族生育观研究——以G公司为例的调查

"95后"上班族作为新生代的社会群体,相比80后、90后而言,具有独特的个人行为特征。作为未来社会生育的主体,他们的生育观念对于社会发展影响深远。本文采用抽样访谈的研究方式,析取出这一群体对于生育现象的基本认知,并从社会文化、经济规律、社会政策、自我价值实现等角度予以浅析,以期引起全社会,特别是青年工作者对这一问题的重视。     

城市融入对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CSS2019数据的实证分析

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直接影响其在经济社会中的生育行为,在梳理现有研究成果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认为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状况是影响其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进而将其城市融入程度细分为经济融入、关系融入和心理融入三个维度,并利用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的微观数据分别对这三个维度所产生的异质性影响进行逐一检验与分析。最终实证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经济融入和关系融入程度对其生育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心理融入作为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高级阶段,对其生育意愿产生的影响与前两者有明显差异。政府部门应采取减轻流动群体在城市环境中的经济压力、消解流动群体在交往中产生的社会排斥现象、科学预测流动群体生育观念的变化趋势、提升流动群体在求职就业中的人力资本等措施提高他们的生育意愿,以积极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青年群体的政治认同——基于对全国24个省139个村670名农村青年的调查

乡村振兴背景下，青年群体被党和国家委以了新的政治重任，农村青年作为广大青年群体中最贴近基层的典型代表，他们的政治认同关系着乡村未来的走向。然而，基于调查可知，我国农村青年受政治背景、地域差异、社会环境及个体差别等多种因素影响，普遍存在政治观念淡薄、政治参与被动、政治效能不足等问题，导致其政治归属感不强、政治责任感较低、政治获得感较弱，从而阻碍其“先锋力量”的发挥。为此，要通过提升政治认知水平来强化政治共识，创新政策引导机制来促进政治参与，健全青年人才制度来提升政治效能，从而完善从认知到参与再到产生效能的政治认同过程，避免其成为“政治盲族”，使之能勇担实现乡村振兴的时代使命。     

青年同性恋者社会交往的“逆差序格局”研究

在异性恋文化为主流文化的中国社会,青年同性恋群体的日常交往中面临着角色扮演的两难、人际交往的困境、不被社会甚至是亲人和朋友接纳的苦楚。从家庭社会学的视角出发,通过参与观察和访谈的方法对19位青年同性恋者的交往圈层进行以“己”为核心,同性伴侣及朋友、趣缘群与业缘群体、血缘群体依次外推的差序化呈现,来剖析青年同性恋者社会交往中“逆差序格局”形成的原因,可引发对未来多元化家庭发展的可能性以及家庭概念外延的丰富性的讨论。     

移动互联网对大学生政治文化的影响与应对研究

移动互联网是改变中国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结构的重要新兴力量。近年来,移动互联网对当代青年的影响与日俱增,它不仅单是一种工具与技术手段,且渐趋演变成为影响青年成长和政治社会化的重要环境。移动互联网络的快速发展不仅直接影响着政治发展的进程,而且正在促进青年大学生群体政治文化的变迁。     

新闻网站项目建设风险分析与风险管理研究——以南宁新闻网二期项目为例

随着中国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我国的传统媒体加速向网络媒体转型。地方新闻网站作为中国网络媒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和巨大考验。以南宁新闻网二期项目建设为例,新闻网站建设存在着盈利模式风险、高层支持风险、网络安全风险和社会风险等,通过创新盈利模式、强化与高层领导及主管部门的沟通、构架先进有效的安全保障体系和建立网络互动平台等途径予以化解。     

时政亲和、媒介使用与网络青年的政治信任

基于2232份青年的网络调查的数据分析,对青年政治信任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发现:第一,青年政治信任水平处于一般水平.对中央的信任度要高于基层信任的,这一结论符合“央强地弱”的政府信任结构.第二,部分时政亲和因素对青年的政治信任有积极作用,部分时政亲和变量对青年的政治信任有消极作用.第三,青年越多地使用官方媒介来获得时政信息,政治信任就越高,越多使用不正式渠道来获取时政信任,政治信任就越低.第四,时政亲和对青年对中央机构的信任和基层机构的信任的影响存在差异.警惕网络媒体中过多的不良信息对青年政治社会化的影响,要充分发挥官方网络媒体的平台积极传播正能量,提高青年的政治信任,为青年的政治社会化提供更好的网络平台和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