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分布形态、生成因素与治理路径

“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作为数字治理时代形式主义的新变种,已有研究还停留在对现象本身的整体画像层面。综合田野调查证据,研究发现在不同的工作任务、治理层级、干部群体和区域,“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呈现出差异化的分布形态。这一现象的蔓延,本身就是基层治理体制机制不完善的投影,因此其化解之道根本上在于推动治理责任和治理资源同步向基层下沉,并赋予基层一定的自主裁量权。此外,通过对微信工作群等“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载体进行必要的限制,也有助于缓解这一现象。     

形式主义的危害、原因及治理对策

当前,党的作风方面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在一些地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盛行。形式主义严重败坏了党的形象,恶化了党群、干群关系,是影响我们事业发展的一大祸害,必须彻底根治。要通过深化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从源头上堵住形式主义。     

乡村治理中的形式主义:生成因素与纾解之策

乡村治理中的形式主义主要指向一种更加集中、更加隐蔽的村干部形式主义行为。乡村治理中的形式主义主要表现为变通性政策执行、推诿村庄日常治理事务、文件管理盛行痕迹主义这三类。研究乡村社会内部如何生产出形式主义发现,乡村社会文化价值取向中的人情面子、村民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不足、村两委的角色矛盾、自利属性以及能力缺乏等因素共同导致形式主义之风盛行;而乡村治理实践中形式主义的纾解之策包括改造加强村级党建、培育与提高群众政治参与意识与能力、增强村干部自身素质和改造乡土文化等。     

数据治理、数字治理与数智治理：数字政府的治理逻辑

从古至今,真实性与有效性始终是政府治理的基本追求。数字中国时代,数字空间的出现以及数字中国的治理需求催生了数字政府这一新的政府形态。从实体政府到数字政府的形态变迁并未改变政府治理的基本追求,数据治理与数字治理正是数字中国时代政府对真实性与有效性治理的双重回应。然而,随着数字社会建设的深入推进,已有的治理方式难以满足数字时代背景下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面对新的形势与挑战,数智治理作为人文智慧与数字智慧融合的产物,其通过数据智能化治理和数字智慧化治理的方式对原有的治理方式进行智慧化升级,是面向未来的数字政府治理新形态,更是通向未来的善治之路。     

我国数字政府与数字治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党的十九大作出建设数字中国的战略部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和提升数字治理水平提出明确要求。数字政府与数字治理引发学术界高度关注,我国相关理论研究不断深入,地方政府的实践探索也积极开展。本文对我国数字政府与数字治理的研究文献进行综述,探讨当前研究文献关注的方向、内容、重点和存在的不足。同时,就地方政府的实践探索进行梳理,总结经验做法和取得成效。最后,展望未来我国数字政府与数字治理的研究方向和探索路径。     

数字枫桥“易联调”:生成机理、实践样态及基层治理创新经验

“互联网+政务”服务开展以来,各地结合治理实践,创造性地发展出数字“枫桥经验”、网上“枫桥经验”,呈现出众多的实践样态。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九龙派出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回应新时代发展的需要,从群众的需求出发,从实践中挖掘提炼出极具地域特点、时代特征的数字枫桥“易联调”网上矛盾纠纷调解机制和经验,满足人民群众的网上调解需要。从生成机理看,“互联网+”时代警察为民情怀与疫情防控碰撞出数字枫桥“易联调”,其中“互联网+”为数字枫桥“易联调”提供技术、观念等基础支持。数字枫桥“易联调”微信小程序包括九个一级模块及更多的二级、三级模块。数字枫桥“易联调”包含治理主体、治理环境、治理机制和治理效能等不同层面的基层治理经验,强调多元主体调解矛盾纠纷,积极营造良好的纠纷调解环境,建立良好的外部协同治理机制,实现调解便捷快速、高质高效,治理成效突出。     

基层政府弹性治理的误区及纠正

弹性治理是一种相对灵活的治理方式,能够弥补刚性治理失灵。基层政府视弹性治理为接地气的举措,误以为弹性治理必须重新设计方案、按自己意愿行事、产生的效用无可比拟、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纠正基层政府弹性治理的认识误区,应做到合理预判弹性治理的实施效果、坚持以刚性治理为重点确保弹性治理方式适度运用、吸纳多元主体共议弹性治理决策方案、强化基层政府弹性治理中的责任落实,才有助于提升基层政府的应变与善治能力。     

数字治理时代政府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与对策

数字技术赋能政府治理,有利于政府管理模式创新,提升服务效能;有利于推动"放管服"改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有利于精准施策,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同时,数字治理也给政府治理带来极大的挑战,在发展过程中面临数字治理体系不完善、治理效能不高,数据治理主体单一、多方协同不足,人才培养滞后、发展瓶颈凸显等现实困境。政府部门需要树牢数字治理思维、完善数字治理体系,把握数字治理规律、构建多方协同治理体系,提升全民数字素养、健全数字人才培养体系,以推动数字中国建设。     

地方政府视角中的基层治理

地方政府是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国家通过地方政府实施基层治理。因为国家任务的差异,导致地方政府实施基层治理动力机制与行为方式的差异。从汲取角度来看,国家与农民关系可以分为从农村汲取资源、取消农业税后、国家向农村大规模输入资源三个时期。从农村汲取资源时期,地方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可谓“打成一片”;取消农业税后,地方政府与农民关系比较疏离;国家大规模向农村转移资源时期,出现了农民客体化的问题,当前时期基层治理中出现的虚功实做的形式主义,即与此密切相关。     

基层减负三周年：成效、问题与长效机制构建

推进基层减负工作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进行自我革命的重要抓手。推进基层减负工作三年来,在党中央统一部署下,各地区各部门完善制度建设、建立工作机制、加大科技应用,推动基层减负制度化、常态化、智能化,少给基层添乱、让基层干部轻装上阵的氛围逐渐形成,基层减负工作赢得了广大基层干部的认可。当前,推进基层减负工作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个别地方和部门过分追求漂亮数据,导致基层减负形式化;依赖传统工作模式,导致基层减负反复化;放责放权不放资源,导致基层减负碎片化。健全基层减负长效机制,必须首先健全基层减负问题响应机制,精准发现基层负担较重的问题所在,并根据这些问题科学制定基层减负举措;在此基础上,健全基层减负执行动力机制,强化对上级政府的约束和激励,促使其充分有效地开展基层减负工作。     

数字治理理论研究综述

数字治理理论(Digital Governance Theory)发轫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衰微与数字时代治理的兴起之际,强调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对公共管理的影响。国外对于数字治理理论的研究以英国学者帕却克·邓利维为主,系统概括公共管理在信息时代的各种变化以及数字治理理论的优势。国内学者对数字治理理论的研究重点在译介以帕却克·邓利维为代表的学者文献,介绍数字治理理论的主要内容。本文在文献调查的基础上对国内外学者关于数字治理理论研究的基本情况做出统计分析,按照时间脉络维度,每五年为一阶段,纵向归纳各阶段的核心概念及主要问题;按照空间维度横向梳理东西方关于数字治理理论的相关文献,反映出社会情景对数字治理理论的影响;介绍学者对数字治理理论的五种争论:新公共管理理论与数字治理理论背后的逻辑是否一致?数字治理理论是否会造成政府角色冲突?数字治理理论对治理责任的归属是否明确?数字治理理论是否会加速部门间的冲突?数字治理理论是否算作一种新的理论范式等争论,这些争论推动着数字治理理论的发展。     

老年人数字鸿沟的成因、影响及治理路径

当前,在数字中国推进中,由于老年人真实的数字生活需求被误读,影响了其有关能力的实现和知识、财富的获取,产生了数字鸿沟。老年人数字鸿沟有现代社会转型的“数字移民”,适应数字化时代节奏相对较弱,网络空间表达渠道受阻的鲜明特征。老年人数字鸿沟产生主要原因在于存在接入、知识、使用、观念、开放五大障碍。数字鸿沟影响老年人社会参与、老年人生活品质甚至生命安全、代际和谐、社会和谐和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老年人数字鸿沟的治理路径在于：加强基础设施及相关标准建设,化解技术障碍;加强老年人数字化融入氛围营造,突破知识障碍;加强科技向善及政策创新发展,消除使用障碍;加强老年人自信心提振,破除观念障碍;加强国际国内经验借鉴,打通开放障碍。     

数字政府治理能力提升路径探析

推动政府数字化转型，提升数字政府治理能力，既是加快建设数字中国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力抓手。我国数字政府治理能力稳步提升，从中央到地方、从试验到运行、从管理到治理，形成了数字政府规划逐步出台、数据管理部门逐渐成熟、依托企业实施管运分离的发展格局。但是，当前我国数字政府治理能力提升依旧面临着建设内容供需匹配难、数据开放共享程度低、专业技术人才保供难、信息孤岛现象较严重等一系列挑战。未来，要从优化数字政府治理的顶层设计、运用数据治理推动数字政府治理能力提升、完善数字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制度保障等方面着手，持续为数字政府治理注入新动能。     

以数字政府建设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研究——以南宁市数字政府建设实践为例

数字经济时代,政府的数字化转型是必然选择也任重道远。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战略决策。近年来,南宁市加快数字政府建设,取得了一定成就,一部分改革成果处于全国领先水平,但距离政府治理现代化、社会发展需要以及人民的期待还有一定差距。因此,要抓住大数据时代的重大历史机遇,深入研究政府如何适应新时代发展的数字化转型,从树立对大数据的正确认知、提高数据应用能力、建立融合汇聚的数据共享体系、加强可管可控的大数据安全保障、协同创新大数据人才培养模式入手,进一步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推动高质量发展。     

党内形式主义治理的机制分析

随着党内形式主义的整改不断推进,出现了以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的反策略手段,主要表现为对形式主义整改措施的异化执行.党内形式主义防范、整改机制被异化、偏用,主要与相关机制存在缺陷、漏洞有关,尤其是干部学习教育机制、干部选拔考核机制、形式主义甄别机制、形式主义问责惩罚机制存在缺陷.为有效遏制并根除党内形式主义,必须完善克服党内形式主义的相关机制,形成有针对性、前瞻性、系统性的党内形式主义治理机制.     

基层政府治理模式创新与构建和谐陕西

基层政府治理模式创新就是政治管理过程中基层政府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和增进公共利益进行创造性改革所采取的带有规律性的方式方法。基层政府治理模式创新是构建和谐陕西的基本途径;和谐陕西是基层政府治理模式创新的基本目标。只有通过基层政府治理创新,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政府治理模式,才能提高各级政府管理社会的能力和水平,实现和谐奋进新陕西的奋斗目标。     

现阶段基层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能力剖析

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关乎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效果。本文将从制度能力、功能性能力以及党政领导能力三个方面对现阶段基层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能力进行分析,希望能对基层政府提升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能力提供有益参考。     

乡村数字治理：社会基础、现实挑战与政策因应

乡村数字治理作为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支撑,是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与有力抓手。可以从乡村公共管理数字化、公共安全治理数字化、公共服务治理数字化三个层面,对乡村数字治理运行的社会基础加以考察。整体而言,乡村数字治理“三化”取得较大进展,但东中西部乡村地区发展不平衡现象突出,各类数字治理技术优化空间较大。在乡村推进数字治理,会面临数字鸿沟,制约数字治理可及性;治理主体数字素养不足,制约数字治理有效性;数字技术场景适配度低,制约数字治理适应性;治理过程“孤岛”化,制约数字治理协同性等现实挑战。未来要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缩小乡村数字鸿沟;提升干群数字素养,培育数字治理有效主体;精准研发技术,推动数字技术适配治理事务;加强条块、政社协同,强化数字治理执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