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参与六方会谈:斡旋角色与前景

与第一次朝核危机中中国的表现相比,中国在第二次朝核危机中积极地承担起斡旋者的职责.中国愿意扮演斡旋者的角色源于其对朝核问题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而导致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安全威胁.美国对朝鲜动武的可能性和朝鲜的冒险行为是对中国安全的重大威胁.中国认为,参加六方会谈不仅可以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且中国可以在六方会谈中发挥主导作用.中国未来对六方会谈的总体立场仍将是积极支持.     

中国对六方会谈的战略思考及演变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开始积极利用多边安全合作维护自身的利益。为了解决朝核危机,中国促成了六方会谈,并在会谈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维护国家安全以及通过会谈改善中美关系是中国的重要战略思考。提高国际形象以及推动朝核六方会谈向机制化方向发展也是中国的长远考虑。因六方会谈的长期中断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的基本战略思考也发生了微妙的演变,即中国希望朝核六方会谈的机能向一般意义上的安全对话平台方向扩展。另外,通过推动重启六方会谈的实际行动,表露了半岛危机必须和平解决的立场,借以维护朝鲜体制安定,同时也表现了愿与美国协作、和平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态度,以避免新的冷战出现。     

朝鲜半岛永久和平机制的构建:动力与困境

建立朝鲜半岛永久和平机制是相关国家一直在努力探讨的问题.伴随着朝核问题的发生、地区安全机制的探索和东北亚地区秩序的构筑,这个问题重新引起各国的重视.特别是在朝鲜核试验之后,建立和平机制更成为紧迫问题.永久和平机制的建立与半岛南北统一问题、大国战略安排以及地区秩序重构等紧密相关,各国既存在共同利益也有难以简单调和的分歧.和平机制的建立不可能一蹴而就.对于各国来说,需要冷静思考,长期研究,共同协商,真诚行动;立足于机制的有效性,探讨机制的合法性,认识机制的局限性;不断调和矛盾,预防冲突,共同探寻缔造和平的路径.     

美国对朝鲜的敌人意象与第二次朝核危机

冷战结束之后,朝鲜半岛因朝核危机的反复而不断引起世界的关注,东北亚地区安全形势陷入紧张—缓和—紧张的怪异循环.本文先用建构主义理论的相关知识搭建分析框架,然后结合历史分析美朝敌人意象的来源,之后通过考察第二次朝核危机中美朝双方的互动,验证了在敌人身份下,美朝双方在危机中的政策、行为和言语进一步加深了彼此的敌意.正是这种不断加深和反复强化的敌意导致朝核危机一再反复,朝核问题至今无法妥善解决.要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化解美朝间的敌人意象尤其是美国对朝鲜的敌人意向极为重要.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的最终实现关键在于美朝两国化解敌意实现真正的和平,而韩朝关系的实质性改善可以推动消除美朝之间的敌人意象,不过这将考验韩朝两国的智慧.     

从双边主义到多边主义:东盟安全合作模式的转变

东盟框架内的多边主义一直是东盟安全战略的禁区,所以双边主义成为东盟主要的安全合作方式,但在冷战结束以后,东盟内部以及与外部多边合作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本文利用多边主义和安全共同体的理论对此进行了分析.从目前来看,尽管东盟大多数国家认为双边安全合作仍然是主流,但安全领域的多边合作已经开始在东盟地区实施,并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和效果;而且随着东盟提出建立"安全共同体",多边主义将会在安全合作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韩在第二次朝核危机中的共同立场和相互协调分析

本文讨论的是中韩在第二次朝核危机中的共同立场和相互协调。作者认为中韩在第二次朝核危机中的共同立场表现在：不允许朝鲜开发核武器、对话与和平解决核危机、发挥韩国的当事人原则等三个方面。在此基础上讨论了两国在朝核问题上相互协调的背景、动因及其影响。此外，本文还讨论了中韩协调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在结论部分，作者认为中韩在第二次朝核危机上的共同立场和相互协调不仅对朝核问题的解决、中韩关系，乃至整个朝鲜半岛问题的解决都有重大的意义，而且对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特别是对于东北亚地区的长治久安也有着深远影响。     

美国对朝鲜粮食援助政策的演变与评估

美国对朝鲜的粮食援助政策具有鲜明的政治化特征,它是一个美国把对外援助当作追求战略目标手段的典型事例。由于长期的敌对状态,美国对朝鲜的粮食援助被赋予了诸多政治条件,以此试图影响朝鲜的内外政策。不仅如此,美国逐步建立起对朝鲜粮食援助的机制,鲜明地表现出美国对外战略思维中的一大特征:即不断寻求妥协,努力制定符合国家利益和价值观的游戏规则。     

韩美同盟的现状:以战略同盟构想为中心

本文旨在以李明博政府的韩美战略同盟构想为中心,对韩美同盟的现状进行探讨。李明博政府正力图将现有韩美安保同盟发展为一揽子战略同盟,以此提升国力。由于面临着霸权的现实性局限,深感全球层面的同盟合作变得更加切合实际的美国奥巴马政府正在接受这一构想,但是对于具体的方案,两国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而这一点正是本文的要旨之所在。     

冷战后朝鲜半岛局势演变的基本特征

2008年以来的朝鲜半岛局势,为总结归纳冷战后20多年来朝鲜半岛局势演变的基本特征提供了重要的事实依据。冷战后朝鲜半岛局势,实为由六大类问题构成的所谓"朝鲜半岛问题"的综合性表现。其中,有关朝鲜半岛南北关系的问题,对于冷战后朝鲜半岛局势的演变具有首要的意义。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和周边大国构成的国际关系系统具有内在的结构性联系。因而,这些国家周期性的国内政治变化和政策调整,以及对朝鲜半岛的长远战略目标和诉求,使得冷战后朝鲜半岛局势演变表现出周期性和连锁性特征。尽管2013年朝鲜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但由于朝鲜半岛问题的基本内容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朝鲜半岛局势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未来两到三年内,冷战后朝鲜半岛局势演变的基本特征仍将继续显现。     

朝鲜半岛的战略困局

朝鲜半岛长期以来一直面临诸多战略困局。作为矛盾一方面的朝鲜在发展道路的选择以及自身的国家安全问题上面临困境，因此，“先军政治”路线短期内难以调整。矛盾另一方面的韩美两国也在对朝政策方面面临困局，美国自身的政策往往成为半岛困局的一部分。未来，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僵局的核心还在于朝韩关系的改善，这是所有矛盾中的核心矛盾。     

新阶段中朝经贸合作的新特点及新思路

冷战结束后,中朝关系经历一段磨合出现的新变化使中朝经贸合作呈现出新特点。本文通过对中朝经贸合作特点及朝鲜本国经济特点的分析,提出了深化中朝经贸务实合作的思路:依托中朝两国和国际社会持久的努力,以非市场机制手段有意识地对生产要素的流动进行调节,通过两国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使生产要素充分发挥作用,优势互补,推动朝鲜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从而促进中朝经贸务实合作。     

非传统安全合作与东北亚安全共同体的构建:基于中日韩环境安全合作进程的评价

冷战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东北亚国家之间在传统安全语境下零和博弈的关系态势。共同面对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有利于促进地区性身份认同的构建和我们感的形成,并激发出共同解决问题的意愿,进而形成稳定的合作应对机制。中日韩三国在环境领域的合作历程表明,一定范围内、一定意义上的东北亚环境安全共同体已经形成。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但安全观和共同体观会发生变化,国家利益、地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模式也将会发生变化,因此我们有理由对东北亚地区共同体的构建持乐观态度。     

试论基础四国在后哥本哈根气候谈判中的立场和作用

基础四国是由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四个主要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气候谈判集团,鉴于其成员在发展中国家和世界上的影响力,该集团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备受关注。在构建2012年后国际气候机制的谈判中,基础四国的立场表现出了很高的协调性,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总体而言,基础四国的出现和协调行动推动了国际气候谈判在公约框架下展开,有利于后京都气候安排的达成,但也可能促使国际气候谈判集团,特别是G77加中国的分化和重新组合。基础四国气候谈判集团出现时间尚短,其最终能够在构建后京都气候机制中发挥何种作用将取决于基础四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如何对待联合国渠道与其他渠道的关系、敦促发达国家减排的决心和能力以及是否能够保持G77加中国内部的团结性等。     

中缅公共卫生安全合作:现状、挑战及前景

随着中缅两国友好关系的稳步发展,两国公共卫生安全合作不断深化.新冠肺炎危机爆发以来,中缅积极开展抗疫合作,深化了两国政府和人民对中缅命运共同体的认同,也为两国推进公共卫生安全合作带来新机遇.除了双边合作外,中缅还在中国-东盟、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和澜湄合作等区域性合作机制下积极寻求联合抗疫等公共卫生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并利用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平台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取得了良好成效.但是,缅甸脆弱的公共卫生体系,中缅边境地区严峻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以及缅甸不稳定的社会基础等因素对中缅深化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构成了巨大挑战.为此,中国应利用后疫情时代公共卫生安全领域的合作机遇,深入了解缅甸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民众卫生健康的实际需求,进一步拓展双方的合作空间,为中缅公共卫生安全合作创造有利环境.概而言之,中缅应围绕加强信息共享,推进中缅应对传染病联防联控体系常态化建设;注重能力建设,利用多边平台增强缅甸的公共卫生治理能力;加强健康教育,联合开展公共卫生人才培养计划;利用传统优势,充分激发中缅传统医药合作潜能;鼓励多方参与,有效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卫生合作中的作用等方面共同努力,从而进一步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     

东亚安全:合作模式与结构

在安全体簇生的东亚地区,并存有美国主导的东亚联盟体系式安全合作、东盟地区主义式安全合作、中国倡行的多边协治式安全合作等三种安全合作模式,其中,美国的东亚联盟体系式安全合作模式在复合型的东亚安全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东盟和中国所倡行的安全合作模式,还停留在安全合作观念倡导和通过集体联合来尝试性建构地区制度性安全纽带的层面。东亚地区所存在的三种安全合作模式之间,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力相互制衡关系。再加上地区范围内大国间的结构性对抗和潜在冲突,东亚安全困境的产生和存在成为必然。东亚目前不具备建构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可能,三种安全合作模式的共存仍将是地区安全结构的主要内容,复合型的安全结构态势将长期存在。     

《核不扩散条约》的困境及应对

作为现有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基石,《核不扩散条约》近年来面临多重危机。危机源于缔约各方相互矛盾的利益关切和目标、对条约进行利己主义式的解读和利用、条约自身的局限性和脆弱性、以及许多国家的政府和民众对核武器的认识和道德评价仍未形成共识。应对上述危机需要各缔约国弥合分歧、重建共识,在利益相互妥协的基础上维护条约的权威和效力。     

回顾与展望:中韩建交以来国内的朝鲜半岛基督教史研究

自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国内关于朝鲜半岛基督教史的研究取到了丰硕成果。主要体现在:基督教正式传入朝鲜半岛前的研究、在朝鲜半岛传播历史的研究、教案研究、基督教与朝鲜半岛近代化的研究、基督教与朝鲜半岛政治的研究以及基督教史的比较研究等。中韩建交以来朝鲜半岛基督教史研究的兴盛,得益于两国政治关系的改善、经济合作的增强和两国文化自古以来的密切联系。     

能力分配、制度共容性和战略关注度:冷战后亚太多边经贸合作制度构建的成败分析

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以经济合作制度为主的各类制度建设迅速发展,并嵌入到地区秩序中,这些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历程,产生了不同的结果。从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来看,地区制度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制度需求、制度构建和制度的维持与深化三个阶段,不同因素在各阶段发挥的作用不同。具体而言,在亚太地区,能力分配、制度共容性和霸权国对地区的战略关注度这三个变量对于地区经贸合作制度构建的成败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文章将后冷战时期的亚太制度变迁分为四个时期,通过考察各个时期内最具代表性的制度来检验上述理论假设。文章认为,当地区内大国力量对比悬殊时,只有同时具备较高的霸权国战略关注度和较强的制度共容性时,地区合作制度的构建才能成功;当地区内力量对比接近时,地区合作的路径会趋于多元化,具备较高的霸权国战略关注度或具有较高共容性的地区合作制度的构建都可以获得成功。因此对于中国而言,在霸权国对地区合作的战略关注度下降和大国力量对比接近时,要推动当前地区经济合作,需要保持战略定力,更多着眼于地区合作中的互利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