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理论思考

苏联解体前夕,中苏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历经了30余年的冰封期后,终于实现了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关系正常化。从中国方面而言,中苏关系正常化是在邓小平外交思想指导下实现的。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坚持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独立自主、务实外交等四个方面的外交思想在中苏关系正常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论从史出 求实存真——评《中苏历史悬案的终结》

中苏历史悬案曾长期影响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经双方努力，10年前两国政府慎重宣布相互间已不存在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中苏历史悬案因话题敏感，攸关双方国家利益，曾是研究禁区。近些年来中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可贵探索，但由于研究条件的限制，在很多问题上仍未达成共识。深入探讨中苏历史悬案的形成、演变及其基本特点，可谓抓住了中苏关系史研究的重要一环。     

中俄建交70年:探索大国相处之道

中俄建交70年,双边关系70年的发展历程是宝贵遗产。中苏(俄)关系经历结盟、对抗、缓和和当前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进程。中苏结盟是双方战略需要,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忘记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中苏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是主权和平等问题;中苏(俄)对抗使双方都受到极大损失与伤害;今天的中俄关系来之不易,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确立的面对长远未来的新型国家关系,其基础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世界经历百年未有之变局形势下,中俄关系的健康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有利于地区稳定,有利于两国长远战略利益,即包括发展利益,也包括安全利益。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战后中苏关系

1945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中苏双方在二战即将结束时为落实雅尔塔会议决议而签订的一项重要条约。条约构建了战后中苏关系发展的框架，同时，也暴露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趋向，并对后来的中苏关系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     

中苏关系演变的历史进程与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实现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80年代末中苏关系正常化,中苏两国的关系经历了十年结盟,二十年交恶、走向缓和直至全面正常化三个阶段.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步调整对苏政策;1982年春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讲话发出改善苏中关系的讯息.在双方的努力下,终于在1989年实现了中苏关系正常化.     

论从史出 求实存真——评《中苏历史悬案的终结》

中苏历史悬案曾长期影响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经双方努力,10年前两国政府慎重宣布相互间已不存在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中苏历史悬案因话题敏感,攸关双方国家利益,曾是研究禁区。近些年来中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可贵探索,但由于研究条件的限制,在很多问题上仍未达成共识。深入探讨中苏历史悬案的形成、演变及其基本特点,可谓抓住了中苏关系...     

中苏同盟破裂的直接表现与内在逻辑--对中央情报局"国家情报评估(NIE)"的评估

在参加一个对冷战时期美国情报分析报告进行评估的特殊学术会议上,笔者有幸接触到美国中央情报局最新解密的反映美国政府对中苏分裂前夕中苏关系状况和前景的判断的原始档案--"国家情报评估",笔者认为,文件中所持的判断几乎都是错误的.因此,笔者以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同盟政治的视角对中苏同盟破裂的直接表现和内在逻辑进行了分析.     

结盟对抗均不可取--忆八十年代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的过程

20世纪70年代末,促使中苏关系解冻的气候已逐步形成.从1979年开始走出对抗到1989年实现关系正常化,经历了10年过渡阶段.中苏关系第一轮谈判于1979年10月在莫斯科举行,标志着对抗了20多年的两国关系发生转折.此后,沿着几条渠道向着改善的方向一步步取得进展:1982年重开国家关系谈判;1982～1985年的三次"葬礼外交";纽约外长会见;1987年恢复边界谈判;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改善关系的步伐加快.中苏两国于1989年按邓小平设计的方案实现关系正常化.中苏(俄)建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别国的新型友好合作国家关系,已成为冷战后大国关系的典范.     

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的辨证法——读《中苏关系史纲》

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可能是20世纪中国对外关系中最值得研究的内容之一。中苏关系不仅对世界与中国影响巨大，也极富戏剧性。在短短20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两国就从结盟到亲如兄弟，又反目成仇以至兵戎相见。中苏关系的这种重要性与戏剧性，使得探讨中苏关系具有双重反思意义：第一，反思中苏关系，可为当前如何协调中国外交与与内政提供极为重要的借鉴；     

中苏冲突中的信息沟通

上个世纪60年代是中苏关系危机四伏、各方面摩擦和冲突不断的时期，双边关系从1960年7月苏联单方面决定召回全部在华工作的专家开始恶化，到1969年珍宝岛危机爆发，最终走向破裂。中苏双方在沟通方面存在信息不畅、缺乏沟通机制、信息的错误认知和彼此的消极沟通方式等问题，导致信息沟通失灵，这是两国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试析20世纪70年代中越关系剧变原因之苏联因素

20世纪70年代中越关系的变化出人意料,两国在短短的十年时间就从肝胆相照的兄弟变为不共戴天的敌人,促成这一剧变的诸多因素中,苏联因素不容忽视。苏联对第三世界政策的调整,导致其对越南政策的变化,在越南问题上由超然的脱身态度变为积极援助,中苏两国关于援越问题产生矛盾,越南出于自身国家利益考虑,推行有利于自身的倾向性政策,越南在中苏两国关系的天平上倒向了苏联一边。与此同时,苏联调整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政策,中苏关系破裂,从而影响中美关系走向,中美和解对中越关系产生诸多负面影响,两国关系交恶,矛盾冲突愈演愈烈,不断升级,最终导致中越处于全面紧张和严重对立状态,两国关系产生戏剧性变化。总之,苏联的全球性进攻战略政策对此期中越关系影响深远。     

浅析苏联出兵东北前后与国共两党的关系

1945年2月美英苏三大国达成的《雅尔塔协定》,促使苏联做出出兵中国东北的决定,而苏联的出兵直接导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通过该条约,苏联把《雅尔塔协定》中涉及苏联在远东和中国东北权益的条款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用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战后中苏关系发展的一块基石。为了实现通过《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所获取的利益,把东北变成苏联的势力范围并防止美国对这一地区的渗透,在出兵东北之后,苏联对国共两党施行了一项"表里不一"的两面政策。这一矛盾的政策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使得国、共、苏三方的关系围绕着东北问题不断变化重组。     

1950~1979年间中越同盟中的苏联因素

20 世纪50～70 年代,中越同盟从形成、唇齿相依到最终的兵戎相见,主要源于两国对 各自国家利益的不同认知和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分歧,但在冷战和中苏同盟分裂的背景下,苏联的 外部作用也不容忽视。苏联的主要作用表现在：它在援越抗法时期促成了中国对越援助,是中越同 盟的促成者;它凭借对越南的大量援助,实施离间战略,致使越南日益离心中国,是中越同盟的离间 者;它依靠对越南的老挝政策、柬埔寨政策的支持,导致中越同盟完全破裂,是中越同盟的终结者。     

二战后中日结盟观比较研究——以中苏同盟、日美同盟为例

战后中日结盟观存在差异。从结盟功能来看,中国谋求的是生存与安全;日本谋求的是从生存、安全到对外权力的增加、对国际秩序的影响。从结盟对象来看,中国的结盟对象包括强国和相对弱势的国家;日本的结盟对象集中在强国。从同盟地位与同盟管理来看,中国强调地位及管理的平等,而日本对这方面的不平等往往持容忍的态度。从结盟基础来看,中国从以面临共同威胁而产生的共同安全利益以及意识形态划界,到淡化、放弃意识形态划界。日本则从以面临共同威胁而产生的共同安全利益以及意识形态划界,到淡化意识形态,再到一度逐渐强化意识形态划界。从结盟影响来看,中国经历了结盟利于和平到不利于和平的观念转变,日本则以结盟利于和平的观念为主。     

里根政府四年外交初析

里根政府的外交政策是,以两极思想为指导,以争夺军事优势为中心,力图从实力地位出发,遏制苏联的扩张,加彊美在全球的霸权地位。不可否认,里根政府四年来有所得分。从经济和军事看,苏美全球争夺势头近期可能对美有利。里根政府的对外政策特点是:意识形态色彩较浓,加强武力威胁;对第三世界国家恩威并用;经济政策上的霸权主义突出:在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上经常违抗绝大多数国家的意志和利益.美国内两党在大的外交政策问题上,实际比较一致,围绕外交政策的斗争,一般是在保守阵营中极端势力同温和保守势力之间进行。     

胡志明调解中苏矛盾

20世纪50年代后期,作为当时社会主义阵营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共产党和前苏联共产党在许多问题上,开始出现了分歧和矛盾,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团结,共同对付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当时的越南劳动党胡志明主席为调解中苏两党之间的矛盾做了许多工作.1960年夏天,越南劳动党准备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在开会之前,胡志明要到苏联去征求苏联共产党的意见.在去莫斯科之前,1960年8月初,胡志明与黄文欢和阮春水两位同志到了北戴河,并声明他是做说客的.当时,北戴河会议已接近尾声.党中央安排周恩来和邓小平同志先和胡志明会谈.在会谈中,胡志明提出了他的看法.他希望先和中国同志商量,然后再到莫斯科去,对赫鲁晓夫做一些工作,希望中苏的分歧能够通过谈判加以解决.周恩来和邓小平同志跟胡志明讲了中苏在重大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巴西共产党的影响

巴西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是20世纪初苏联革命事业的继承者,享有共同的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巴共产生了重要的意识形态影响。本文旨在探究20世纪下半叶至21世纪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巴共的意识形态影响。文章以中巴两国不同的发展现状为出发点,梳理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拉丁美洲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关注与支持。中国革命对巴西共产党的历史影响体现在革命统一战线的示范效应、社会主义探索经验和中国共产党的模范作用。中苏论战时期,巴共内部产生了分歧与斗争,重组后的巴共成为第一个在中苏分裂中站队的共产党。1964年,巴西爆发军事政变后,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对巴共政治斗争战略的调整及游击队组建产生了重要影响。苏联解体后,巴共与中国共产党重新建立了联系,并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不断汲取经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巴共的意识形态影响主要基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变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经验。     

20世纪三个中苏条约形成经过之回顾与比较

20世纪中苏两国之间曾经缔结过三个重要的条约，但这三个条约的缔结各有复杂的背景。第一个条约是与北京政府签订的，只是保持了形式上的平等；第二个条约是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它连形式上的平等也未达成；第三个条约是与共产党政府签订的，无论形式和内容都较为平等。分析过三个条约的形成经过及其各自的内容，不难看出国家利益、民族情感、意识形态以及国家强弱等因素，对国家关系的影响与作用，从中亦不难总结出某些经验教训。     

试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过程及其影响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苏联在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驱动下提出的，是在蒋介石国民政府为维护自己统治权而对苏做出重大妥协的情况下签订的。它在客观上对中国革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极为有限，它实质上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日渐成熟的中国共产党人自力更生，带领全国人民终于赢得全国革命的胜利。     

论中国对非洲政策的调适与转变

《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对非洲政策日趋成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非洲政策受到新时期战略决策的影响,已逐步完成意识形态从强调到弱化、交流领域从单一到多元,以及合作性质从注重经济援助到强调互利双赢的三重转变。中国对非洲政策面临四大矛盾:中国国家利益与在非洲的中国企业利益的矛盾、中国企业与非洲企业的矛盾、中国在非洲的利益与西方大国在非洲的利益的矛盾、中国在非洲的能源战略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中国只有妥善解决这些矛盾,才能向世界展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