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韩产业政策立法的演进及启示

日本、韩国经济迅速发展，产业政策法对两国经济的发展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以演进历史为视角对两国的产业政策立法进行深入的分析，寻找其演进的规律，发现两国产业政策立法完善；注重发展中小企业；灵活运用反垄断法；关心产业政策法内部结构的协调；随着经济高速发展，更加关注产业技术立法，产业组织法等等，这些都可以作为中国产业政策立法的经验。     

中美关系中的经济因素

中美关系从两国建交后的一波三折逐渐演变成今天比较正常的国家关系,除了中国在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上做出重要努力外,双方强劲的经贸合作带来的双赢也起到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经济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分量和影响还将进一步增强。     

探索中美关系新范式及全球安全治理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对华战略定位出现全方位负面趋向,由“接触”向“规锁”的转型不断加深。作为当今国际体系中的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两国关系正在形成战略竞争日益突出的新态势。中美经贸摩擦的出现和深化表明,经贸合作作为两国关系的传统“压舱石”,在单独应对战略竞争“新态势”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为有效阻止“新态势”向全面对抗与冲突方向演变,中美亟须重新定位、处理和管控彼此关系的“新范式”。包括全球安全治理在内的全球治理架构为中美战略博弈与权势平衡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制度体系。通过明确战略竞争边界、构建对话协调平台,有效借助第三方力量等,中美的理性博弈、积极合作能够得到有效推动,并直接带来全球安全治理在观念、制度、模式等方面的变革。这不仅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愿望,也是全球治理健全发展的需要。但确立“新范式”有待解决的一大问题是,经贸合作作为两国关系“压舱石”的作用已经不稳,需要探索新的“压舱石”,全球安全治理合作在此方面的作用是不够的。未来中美关系的首要特点是战略竞争,新的“压舱石”可以通过权力博弈建立某种相对稳定的机制架构,最终以大国权势平衡的方式来打造。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中美关系

中美两国以“三个联合公报”的形式确定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双边关系的基础。这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实践证明,只要双方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恪守“三个联合公报”,中美关系就能保持稳定和良性互动。反之,中美关系就会遭受挫折,甚至陷入危机。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如此。     

和谐世界与中美关系

中国致力于和谐世界、和谐社会的构建,这既是中国民心所向,也是顺应世界人民渴求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中国为推动和谐世界的构建,努力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其中尤为重视同美国的关系。中国无意质疑美国的总体政策取向,更不会挑战美国的地位。只要美国从积极的方面理解中国的和平发展,特别是尊重中国人民在台湾问题上的民族感情,中美关系就能够平稳健康地向前发展。     

21世纪的中美关系

中国人对美国持有一种既爱又恨的复杂的态度。美国人对中国也有同感。一方面，对于中国的古代文明、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取得的社会进步以及１９７８年以来惊人的经济成就，美国人心怀敬畏之情。同时，美国人对中国处理人权和不同政见者等问题的态度颇为不快，对于中国的崛起更是十分警觉。 在迈入２１世纪之际，中美两国都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其中有些问题可以改善中美关系，有些则会使之恶化。中美在贸易、发展经济和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存在共同利益，在考虑我们的未来关系时，尤其在处理我们之间的分歧时，这些共同利益可发…     

当前中美关系及其走势

中美建交以来的２０年,基本上可分为两个时期：头１０年是中美关系发展的正常时期,双方的合作多于分歧矛盾。这固然由于当时美国对华政策基本上是建立在两党一致的基础上的,也由于两国对“苏联的威胁”存在着共识,它是双方关系的一个重要战略基础。后１０年是棘手的合作时期,尽管不断出现严重的分歧矛盾,但双方仍维持合作关系。最后,美国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哈丁写了一本题为《脆弱的关系》的书,用它来阐明后１０年中美关系比较合适。 中美建交的基础是双方认定的共同利益。近１０年来,这种共同利益表现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     

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

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基本上是继承上届政府的衣钵,保持总体战略定位不变,采用两边下注策略。但政策框架并不稳固,一方面美国需要中国在国际上的更多方面发挥作用,突出其政策中的对华合作一面;另一方面受国内政治因素的左右而突然变脸,进入2010年以来中美关系的突变,正是其政策框架不稳的表现。总体上,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大趋势不会改变,既有相互合作的一面,又有利益冲突危及双边关系的一面。     

金融危机与中美关系

当前的世界金融危机对中美关系主要有两方面的影响：第一，中美关系中的不对称性在减弱，两国关系正在朝着更均衡的关系发展；第二．两国间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     

中美关系的长期走势

2010年头几个月中美关系的波折再次证明,中美两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台湾问题等核心利益方面的不同、分歧、矛盾、对立、甚至时有对抗,限制了两国关系与两国间合作的发展.中国方面应清楚中美之间的这些不同、分歧、矛盾、对立,努力发展自己,以更有力、有效地应对美国干涉、挑战、威胁和危害中国核心利益的言行,使中美关系能够真正沿着健康、积极、合作的方向发展.     

当前美国全球战略部署与中美关系

"9.11"事件发生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总的来看,无论是为了实现独霸全球的战略目标,还是从本身的安全利益着想,美国当前关注的重点仍是全球恐怖活动和伊拉克战争.美国是一个横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国家,多少年来,它一直把对外活动重点放在欧洲,但是东亚经济迅猛发展,尤其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引起了美国的重视,为此,美国的对外战略部暑在进行适当的调整.中美关系确实也很复杂,既有许多共同的利益,也存在不少重大的分歧,这需要在平等的基础上,加强沟通、和平协商,以消除分歧、增进了解.     

论中美关系的和而不同

21世纪的中美关系如何发展是关系到全球和地区稳定的战略性课题。从未来的发 展来看, 中美两国应该充分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 探索出一条新型的合作模式和合作道路。这种 新型合作的根本原则就是“和而不同”。中美关系发展贯彻“和而不同”原则不仅是必须的, 也是可 能的。围绕中美关系中的一些概念, 如距离、差异和分歧等, 必须予以重视、理解和解决。     

中美关系中的俄罗斯因素

中美关系不仅受到各自国内因素的制约，而且也受到外部因素的制约，包括受到俄罗斯的影响。本文分析了当前中美关系中俄罗斯因素的现实，并从文化的视角阐述了俄罗斯因素的长远影响，最后得出四点结论。     

中美关系中的军事交流述评

本文在回顾中美军事交流历史的基础上分析了这一交流的特点和动因,并试图揭示它在两国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笔者认为,两军交流取决于不同战略背景下两国关系的本质."9·11"事件并未改变冷战结束以来两国关系的本质,维持和推动这种交流对于两国关系以及地区乃至世界和平来说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有利因素.     

危机管理与中美关系

国际危机管理对冷战后的国际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中美关系为例,运用危机管理的相关理论,阐释了中美危机管理的基本内涵,以及中美危机管理的四个基本要素,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危机管理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本文认为,危机管理是发展中美关系和实现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支撑点;多边危机管理和非传统危机管理活动已经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现实增长点;危机管理在未来可以消除中国发展对中美关系的震荡;同时,管理世界权力体系中的危机,也是中国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     

美国强化对华竞争及中美关系的走势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持续上升、中美利益分配格局发生变化以及美国对国际事务管控能力下降,美国在军事、外交、经济、意识形态等领域持续加大对华竞争力度,以维持长久以来对华交往的优势地位,有时甚至不惜走向单边制裁的政策边缘。不过,中美相互依存加深、各类沟通交流机制日益健全以及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默契,又使中美竞争维持在可控范围之内,中美关系将迎来竞争性明显上升的战略磨合期。     

中美关系可望持续稳定

美国全球战略和美国内反华态势一直是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两个变量。当前中美关系的发展不会对美国全球战略产生挑战，因此前者是相对稳定的；而美国内反华态势是一个容易因偶然因素发生转折的变量，只要中美之间不发生突发事件，美国内掀起反华浪潮的可能性就不大。中美关系可望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保持稳定。     

中美关系与亚太地区格局

亚太地区是中美利益的交汇区,中美战略关系的发展直接影响地区格局的走向,同样,地区格局的演变也影响着中美关系。未来,在亚太地区,中美之间既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有着较大的合作空间,但双方也存在着明显的战略取向的冲突。美国将追求维持其对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实现所谓＂美国治下的和平＂;而中国坚持主张国际政治民主化,以完全平等的方式与亚太国家发展合作关系。这种理念差异和政策取向将对亚太地区战略格局产生影响。     

试论中美关系中的价值观问题

价值观一直是中美关系中具有冲突性、矛盾性的话题,同时也由于其易与意识形态相混淆,具有高度敏感性。随着中美共同利益范围的扩大和程度的不断深化,中美双边关系需要突破当前瓶颈,实现长期、稳定发展。共同价值观的讨论与寻求,应该成为打破中美关系发展瓶颈的重要一环。在经贸、政治、安全等传统议题之外开辟中美关系认知层面的议题,以理性辨析引导中美双边交往与合作,有助于打开中美关系新局面。     

从最惠国待遇看中美关系--美国国内政治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本文从最惠国待遇这一独特的角度来看待美国国内政治斗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首先,选举政治和集团政治表现了其政治体制多元、开放和分权的特征和背景;其次,总统权力的自身矛盾性、国会的变化和利益集团、媒体、政策因素等分别构成了影响最惠国待遇的国内政治的内因和外因.对这些变量的探究对研究冷战后中美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