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共治:合作主义视野下业主委员会的治理

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房屋商品化改革和单位体制的解体,激发了产权意识以及共同利益的诉求,业主需要借助一定的社区自组织来满足自身需求,业主委员会应运而生。当前,我国业主委员会必须处理与社区主要治理主体之间的三个关系,但是由于现存的三大焦点问题,业主委员会的运行受到了一定的阻碍。因此,本文在客观分析当前社区业主委员会现状的基础上,探索城市业主委员会治理的变迁方向,提出合作主义视野下的中国城市社区业主委员会治理模式的选择及其实施路径。     

构建老龄化社会治理的多元共治体系

人口老龄化引起社会结构、消费结构、保障制度、福利供给等全方位、多方面、深层次的变化,是新时代社会治理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老龄化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传统的单一管理模式很难适应新时代老龄化社会治理的需求。因此,可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家庭的多元共治体系,推动老龄化社会治理迈上新台阶。     

村组共治：乡村治理有效的路径选择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治理急剧转型。以行政村为核心的乡村组织陷入治理困境,亟需实现功能的扩大化。治理主体间的合作共治是乡村治理有效的重要路径。村组共治通过行政村与村民小组之间的角色分工实现合作共治,表现出“通过分工的合作共治”的耦合逻辑。在耦合式分工中,行政村是行政类事务的承担者、混合类事务的攻坚者、自治类事务的支持者,行政村治理的角色运行机制包括行政村组织的正式化、支持网络的建立。村民小组是行政类事务的分担者、混合类事务的落实者、自治类事务的担纲者,村民小组治理的角色运行机制包括人力资本的增加、社会资本的吸纳、信息资本的掌握。村组共治能够实现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和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促使新双轨政治形成。     

社区自治与共治的模式整合及其优化路径——以苏州市山池街道为例

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背景下,城乡社区治理效能关乎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本研究基于苏州市山池街道居民自治与社区共治的基层实践,以整体性治理为理论基础,分析新形势下城乡社区整合型治理模式形成的驱动要素,从治理清单、服务供给、组织能力和治理单元等方面出发,探索基层治理中权责不对等、"悬浮式"服务、"...     

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若干思考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为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提供了纲领性的指引。当前,我国社会治理领域仍面临着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的困境和社会矛盾风险积聚凸显、利益诉求多元化的挑战,我们拟对这些困境和挑战进行系统阐述,并提出相应的化解对策和路径。     

德法共治的理论可能、现实必然与实践路径

德法共治是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维度。德治和法治具有可互补的差异性和可共存的一致性,使德法共治具有了理论层面的可能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双重规定、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双重内涵、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双重来源等因素使德法共治具有了现实层面的必然性。道德信仰与法律信仰的互通、道德功能与法律功能的互补、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互化等共同构成了德法共治的实践路径。     

社会治理方略视角下的工作价值观建设:内生逻辑、理念禀赋、路径建构

十九大报告提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强调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两者之间形成了相互贯通的系统观点和思想体系。从其内生逻辑来说,这不仅对价值观建设公共性特质的应然回应,也是我国国家和社会关系嬗变与价值整合的必然要求。价值观建设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社会治理是价值观建设的路径指引。工作价值观作为价值观的重要组成及其在工作和职业领域中的具体体现,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顺应社会治理的模式变迁,将政府、社会、单位和个体纳入工作价值观建设的宏观体系,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类主体对工作价值观建设的最大效能,从而实现工作价值观建设的统筹推进和长效运作。     

坚持共建共治共享推进社区治理创新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完善和发展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纲领性文件。《决定》指岀: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现实梗阻及推进路径--基于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视角

新时代乡村治理环境发生重要变化,三治融合模式正是基于这一境遇的变化而提出的应对之策。当前,乡村治理面临主体人群缺失、乡治规则体系的破碎解体、乡土文化的断层与衰落、乡村开展协商治理的受限等梗阻。自治、法治、德治在实践中自行组合,目标就是实现提高治理的水平和质量,实现乡村治理的善治。以三治融合模式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必须着力把握乡村自治的核心、乡村法治的要义、乡村德治的主旨。     

公安教育发展定向的现实载体和理性论证

公安高校应当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处理好学历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坚持学历教育与职业教育并重发展,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投入,整合教育资源,不断改善办学条件,使公安高校成为公安教育训练工作在新世纪发展的支点。     

论行政法上的公共利益有限原则

公共利益是典型的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公共利益常常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混淆在一起,公共利益的表象性往往掩盖了其以个人利益为起点和归宿的本质内容,甚至抹杀了个人利益。在行政行为中,公共利益是有限的,它无法逾越产权保护原则、比例原则、行政补偿原则的界限,正是这三大原则构成了对公共利益的限制。     

需求分析视角下《警察公共关系》课程体系优化路径探析

基于需求分析视角,通过调查问卷方式对警察公共关系课程的课程设置现状与需求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目的是了解在校学生对该课程的认知与需求情况,以期构建持续优化的警察公共关系课程体系,更好的服务警察公共关系理论研究与教学研究,从而实现新形势下警务人才培养的目标。     

新媒体视阈下公众理性参与司法的进路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全面到来,公众参与司法的形式更加多元化,参与模式与程度都发生了深刻变革,公众理性参与司法就显得尤为重要。公众理性参与司法的紧迫性在于公众权利意识的觉醒、转型背景下司法的公信力遭遇挑战、以及新媒体为公民提供了便捷的网络诉说平台。新时代背景下合力构建公众理性参与司法的进路就是建立有效的司法网络回应机制,规范网络公众司法参与行为以及保持与民意的良性互动。     

浅议网络舆论的形式与特征

作为国际上公认的“第四媒体”,网络日益得到人们的关注,网络舆论规模及影响日益增强,成为非常活跃的公共话语空间。该文简要归纳了网络舆论的形式与特征,并通过对网络舆论的独特性分析,指出网络舆论的重要性。     

新时期我国涉警舆情若干伦理问题研究

伴随新舆情的发展,对我国警察的职业道德、执法行为的网络讨论已经有明显地从现象到本质、从道理到伦理的转变。新舆情有其特点和趋势,新的社会时期警察职业伦理已有变化,两者共同使得时下涉警舆情的伦理问题倍受关注。引导良性的舆论方向必须对新媒体及其新主体有深刻认知,有针对地倡导新主体在传播新闻中的积极方面,对构建警察职业伦理、指导警察判断意识及行为有积极作用。     

公共危机中网络民意的传播和导向作用研究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在北京发布的《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12月底,中国网民规模已突破5亿大关。互联网普及率较上一年大幅提升了4个百分点。近5亿网民的背后,新的网络信息传播正在普及,新的网络媒体正在诞生,新的网络民意也在不断成长．当然新的问题也在层出不穷地涌现,尤其是公共危机中网络民意的形成、传播和导向作用,以及如何予以正确引导．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社会治理视角下涉警网络舆情的治理研究

网络虚拟空间的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环节,当前涉警网络舆情分布空间广泛,舆情传播偏态化增强,舆情的内蕴风险性因素复杂。涉警网络舆情的治理面临多重困境,网络话语环境进入了浮躁、失序的新状态,警察队伍执法规范化问题继续存在,现有治理机制发挥作用有限。为促进有效治理,警方需要转变观念,提高网络治理意识和网络风险意识;需要注重发挥法治功能,构建动态化的涉警网络舆情治理机制;需要积极主动,合作协商,努力形成涉警舆情治理的多重合力。     

互联网表达:民意选择和选择民意——从奥巴马当选美国第56届总统看互联网的作用

本文通过分析互联网的特征,回顾了奥巴马在总统大选中以对网络营销的娴熟运用击败对手登上总统宝座的过程,探讨了互联网进行民意选择和选择民意的内在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