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研究的新路径:"新区域主义方法"述评

本文以赫特纳等人提出的关于冷战后新区域主义研究的“新区域主义方法”为对象 ,阐述了该方法以批判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为学术视角、以“区域性”和“区域间性”为理论基石、以“核心—中间—外围”三大区域结构为核心、以“安全、发展和生态可持续性”为价值准则 ,涉及经济、政治 /安全、社会、文化、环境等多纬度内容和全球、区域、国家和次国家等多层次动力的新区域主义及其世界新秩序观 ,并分析了其理论和现实意义及其存在的一些不足     

从普世主义与帝国传统走向民族主义——齐亚·格卡尔普的土耳其民族主义思想研究(下)

奥斯曼帝国晚期意识形态混乱困扰着处于孕育发展状态中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这构成了齐亚·格卡尔普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重要历史背景.格卡尔普对较有影响的各种政治思潮进行了分析与批判,重点批判了奥斯曼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帝国传统与宗教普世主义,倡导并支持以民族认同为基础的土耳其民族主义,其最高理想是通过政治、经济、法律、道德、语言、文学、艺术、宗教和哲学的民族化,摆脱外国侵略,获得民族独立,建立世俗的现代民族国家,实现土耳其的伟大民族复兴,并最终实现土耳其现代化.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东北亚区域合作——基于对复合地区主义的再思考

自2018年朝鲜半岛局势缓和以来,"一带一路"建设向东北亚延伸面临着有利的历史机遇,而重启新一轮东北亚区域合作正是顺应时势的应有之义。不过,在大国竞争加剧和传统地区主义理论范式"失灵"的情况下,东北亚区域合作应遵循一种"新复合地区主义"的路径。与"旧复合地区主义"不同,在中美大国竞争和"一带一路"合作模式兴起的背景下催生出的"新复合地区主义",强调大国制度制衡和地区主义、开放性与规范性、求"同"与求"通"三个方面的混合。因此,在"新复合地区主义"的思路下,中国应通过以"一带一路"倡议来引领包容性区域制度建设,以六方会谈和中日韩FTA为抓手来提升区域合作制度化水平,以建设东北亚经济走廊为主轴来实现区域内互联互通等三方面举措,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向东北亚拓展,为区域合作注入新的活力和动能。     

后疫情时代下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面临的挑战及中国选择——基于实验主义治理视角的分析

作为公共卫生领域的全球性危机,新冠肺炎疫情以极端的方式镜鉴了人类社会所面临“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的层叠交错,并凸显了当前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供需鸿沟”。作为影响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变量,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中各种要素的变化及其作用机制的发生。其结果是,在后疫情时代下,国际权力结构变迁下的国际秩序“漂流”、地缘经济秩序强化下的“经济主权”回归、机制碎片化加剧下的全球治理“肌无力”以及国际共识弱化下的“价值基石”瓦解等要素的交织共振,将催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加剧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作为一种新型的多元主义治理理论,实验主义治理被视为是不确定性情景之下,解决治理有效性与合法性难题的一个重要工具。借鉴实验主义治理的价值理念、运行机制及实践经验,能够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提供新思路。有鉴于此,本文认为,中国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对价值理念和框架性目标的共塑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以治理机制灵活性的增强来提升全球治理体系的效用、以经验知识的生产与交换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自我学习、以国际评估的设置与完善来促进全球治理体系的优化,继而在渐进性探索的实践中,更好地应对不确定性倍增的全球治理难题。     

“跨国主义”视角下的新发现——评刘宏著《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建构,1949-1965》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人类学家、历史学家为代表,海外学术界越来越关注"跨国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强调这一视角的转向,对于理解人员、资金、货物、思想等跨越民族国家疆界的流动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联系、网络具有特殊意义。①然而,不可避免地,"跨国主义"视角,"正如其他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