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对华“政经分离”原则形成述论

至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战后日本历届内阁对华一直遵从"政经分离"原则。"政经分离"原则虽然形成于吉田茂内阁时期,但这一原则并不是吉田或某一个政治家的主观设计,而是战后冷战体制,尤其是"日美台体"作用于日本对华关系的自然结果。把握"政经分离"原则的形成过程及其形成的根源,可以为正确理解战后中日关系或是改善或是恶化的历史表象提供一个可诠释的视角。     

国内关于澳大利亚与日本关系的研究述论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日益重视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方面的研究,对澳大利亚与日本关系的研究也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也存在研究起步晚、层次低、研究领域狭窄、科研队伍不强等问题。本文通过对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澳大利亚与日本关系的研究进行回顾和评析,并提出了加强相关研究的建议。     

日本“实践派”学者岩下明裕和他的著作

岩下先生1962年出生于日本熊本县,在日本九州大学学习苏联外交专业,在该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博士课程后期毕业后,历任九州大学法学部助手、山口县立大学国际文化学部副教授等职,2001年转入日本北海道大学斯拉夫中心任研究副教授。岩下先生的专业为国际关系论,在90年代初期访问韩国和北朝鲜后,意识到俄罗斯和东北亚问题的重要性而开始研究中俄关系。岩下先生在研究上不拘泥于资料,注重实际调查,崇尚以“蚂蚁之眼”精细入微看世界,是地地道道的实践派先锋。　　一、穿梭在中俄边境线上的“实践派”学者　　在山口大学国际文化学部宽松的…     

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述论

关于反腐倡廉，邓小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结合中国国情皆有自己独到的思考和论述。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必将指导我国反腐实践向纵深发展，从而推动我国的政治发展。     

杨宪益与鲁迅著作英译

一、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于去年11月23日以95岁高龄辞世。杨先生以中译英闻名于世。他在中译英方面的成绩是那么大,几乎掩盖了他在其他方面,如学术随笔、旧体诗、英译中的成就。他把几乎全部精力献给了翻译事业,曾有诗以“匠人”自嘲：“卅年辛勤真译匠,半生漂泊假洋人。”     

海权问题与中美关系述论

从近代到冷战时期,海权问题一直是重大战略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在反对美国海洋霸权、维护我国海洋安全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冷战后,美国的太平洋海权战略安排具有遏制中国作为潜在对手挑战美国太平洋霸权的图谋,并集中体现在美日军事同盟、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等具体领域对中国的海洋主权和海洋权益形成沉重的压力与挑战,对此中国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战后泰国农业发展述论

农业是泰国传统的经济部门,也是当前泰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后以来,泰国农业不仅担负了为国家工业化发展积累资本、提供食品和原材料以及输送廉价劳动力这三大任务。同时还实现了4—5％的年平均增长率,超过人口年平均2—3％的高增长率。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农业部门的稳定增长为战后泰国经济的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泰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农业部门的支持。     

抗日战争时期中越通邮述论

笔者通过查询陪都档案等史料,结合文献资料,对抗日战争期间中越通邮进行了简要的梳理。这一时期,中越通邮不仅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国际局势的影响,也同当时中越两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越南华侨在越南的影响力等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中越通邮出现了几次停办与恢复,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局面。中国为保障通邮,采取了在越南设立邮件转运处、利用航空公司航线等办法。     

满铁自警村移民述论

“九一八”事变后，满铁组织了自警村移民。截至1937年4月，满铁共建23个自警村，移民1232人。随后，满铁又组织了自警村训练所移民。1940年，满铁在伪满“国有”铁路沿线设置了31个实务训练所，训练生达9100名。满铁为助成自警村移民不遗余力，无偿贷给村员土地，按月给村员发放津贴，减免自警村员及其家属就诊费用等等。满铁自警村移民给中日两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自警村村民生存实际上是建立在对东北农民的剥削和压迫之上，特别是自警村训练所移民作为关东军的后备兵源，战争末期大部分应征入伍。成为战争的牺牲品。     

关于巴人的印尼历史著作

从巴人(王任叔的笔名,1901—1972)一生的经历来看,他主要致力于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工作,只有在40年代和60年代客观形势的变化(太平洋战争和“思想批判”),迫使他离开他最喜欢的文学事业,转而研究印尼问题和历史。鉴于国内外学术界对巴人关于印尼历史的著作缺乏了解,在这里笔者比较详细地论述他在这个领域里的著述。巴人关于印尼历史的著作如下:     

中国历史著作中的东南亚华侨

本世纪初以来,有关东南亚华人的学术性专著和文章数量迅速增多,因此探讨这类著作的某些写作倾向,并将其所造成的影响放在某种历史的角度上加以考察,看来是有意义的。例如,早期的著作有些是中国人在中国写的,有些是东南亚地区的各国殖民官员写的,以后便有东南亚华人自己撰写的著作,或用中文,或用某种当地语言或殖民国家     

俄罗斯著作人身非财产权研究

2006年12月,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签署了第230号联邦法律,宣布通过《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四部分知识产权编,并自2008年1月1日起生效。《俄罗斯联邦民法典》中,作者只能是自然人,只有以自己的独创性劳动创作作品的自然人承认为作品的作者,作品的原始著作权直接属于作者。作者人身非财产性权利包括:身份权、署名权、作品不可侵犯权、发表权、收回权。俄罗斯著作人身非财产权利属于大陆法系中二元论理论的体现,对我国《著作权法》的第三次修改具有一定的启示性。     

毛泽东断案

人命案1928年3月，红军教导队随毛泽东率领的一团攻克了湖南省县县城，缴获颇丰。其中陈伯钧还搞到一支旧手枪，枪有些锈迹，扳机都不灵了，但他如获至宝，同教导队长吕赤炫耀。吕赤半开玩笑地说道：“甚么手枪？半斤铁，拉都拉不开。”陈伯钧不服气，便使劲扣扳机慢慢活动了。陈惊喜地喊道：“看仔细，是半斤铁，还是手枪？”说着便面对目赤扣动扳机。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手枪里真压着颗子弹，“砰”的一声响，子弹正中吕赤头部。教导队长被打死了，人们气愤不过，士兵委员会批准，枪毙陈伯钧。这时，毛泽东虽然心情沉痛，却格外的冷静。思…     

欧盟对中亚发展援助述论

欧盟对中亚的发展援助，经历了应急性援助、应急性与中长期发展并重以及强化中长期发展援助三个阶段，主要通过塔西斯计划、民主与人权指导计划、食品安全计划以及人道主义灾害预防计划等实施。欧盟对中亚的高度关注根源于冷战后欧洲民族国家体系易扩散机制的形成，经济援助“政治化”运作的战略目标在于，推动中亚国家融入欧盟主导的民主政治空间与市场经济体系，即实现中亚的欧洲化。     

先秦时期国家安全思想述论

尽管先秦时期没有出现“国家安全”这样的术语,但是随着中国早期国家结构与天下秩序的逐步形成和完善,先秦时期的国家安全思想也已经初具雏形。政治安全思想可以概括为居安思危,有备无患;敬天保民,明德慎罚;正名奉法,殊途同归;以内驭外,召远修近。经济安全思想可以概括为富民利民,恒产安国;重农抑商,务本利国;开源节流,裕民足国。军事安全思想可以概括为重视国防,强化军备;用兵有道,谋略制胜;文武结合,法纪强军。社会安全思想可以概括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敦行教化,家国和谐;储粮备荒,稳定社会。先秦时期的国家安全思想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其基本特点大致可概括为天人合一,敬天重民;内外兼备,家国并重;以德为尊,以和为贵;战争如疾,谋略至上。先秦时期的国家安全思想奠定了中国此后两千多年来国家安全思想的基调,其中有不少内容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对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澳大利亚与东南亚关系研究述论

随着澳大利亚白皮书明确将其与美国、日本、中国和印尼的关系列为最为重要的四大外交关系,学术界日益重视对澳大利亚对外关系和外交决策的研究。本文对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澳大利亚与东南亚关系的研究进行回顾和评析,并提出一些学术设想。     

胡志明汉文著作中的中越友谊

中越两国山水相连,友好关系源远流长。在近现代,中越关系的发展曾一度出现历史的高峰期,在两国领导人领导两国人民一起为民族解放事业而进行斗争的岁月里,胡志明与中国之间产生了深厚友谊。在胡志明的许多著作特别是汉文著作中,也体现了当时中越两国这种真挚的情感。     

毛泽东高寿之谜

毛泽东（189—1976年），享年83岁，按照中国人的长寿标准，称得上高寿老人了。特别是对有着特别生活习惯的毛泽东，他嗜烟如命，白天睡觉，晚上工作，嚼干辣椒伴饮烈性酒…、竟能健康地活到是变高龄，不能不认为是奇迹。集古今长寿者之经验，均有一共同点，即心胸宽阔，性格开朗，精神乐观，则必得长寿。毛泽东在《和柳亚子先生》七律中的两句诗：“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正是乐者长寿的真实写照。1945年8月下旬，蒋介石电邀毛泽东去重庆“协商’国事（即重庆谈判），蒋介石以为毛泽东一定会拒绝。几天后，毛泽东不计个人安危…     

西哈努克与毛泽东

“他不完全像个掌握大权者，……在非正式场合，人们容易把他错当成一个热心的村长。”在毛泽东过世多少年之后，西哈努克这样形容他。西哈努克已经记不起来他同毛会见过多少次了。他们的第一次会面在1956年，即1955年西哈努克同周恩来在万隆成为朋友后的第二年。他对那次会面依然记忆犹新。周恩来陪同他乘车来到中南海。当他们的车子开进毛泽东往的小院时，毛津东已经站在那里等候了。毛泽东亲自走出房间上前迎接，使这位年轻的亲王非常感动。会谈结束后，毛泽东又送他到车旁，直到目送车子走远，才返回住所。此后每次见面，都是这样，毛泽…     

毛泽东与佛教文化

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领袖，终其一生，都与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不解情缘，而对于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佛教文化，他不仅从小就有接触、认知，其后更披阅佛经，精研义理，对佛学及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表示出浓厚的兴趣，且时出惊人之语，令世人自叹弗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