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安理会中的否决权问题

联合国成立半个世纪以来,大国一致原则始终存在,这就证明这一原则具有极大的生命力。否决权既是大国的权利,也是它们赖以承担的义务。 对否决权采取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的态度都是片面的。 安理会改革的难点在于常任理事国的扩大,而常任理事国扩大的关键,又在于否决权问题。 无论从历史或现实角度看,否决权是完全必要的。它的确立不仅对联合国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自联合国建立以来以至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都具有重要意义。     

联合国改革:一项重大的国际政治建设工程

联合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和其本身的构成都发生了沧桑巨变,超级大国推 行单边主义,使其面临空前严峻挑战。这些使联合国改革,确定其在新形势下的正确定 位和走向,提上了重要而迫切的议程。安理会是联合国改革的主要着力点。宜适当增加 发展中国家在安理会中的席位,以加强联合国的代表性和权威性。现有的安理会五个常 任理事国的否决权是历史形成的,不宜改变。新增的常任理事国不宜享有否决权。经社 理事会和联合国其他机构也须进行必要改革,以使之能快速而高效运转。联合国及其 《宪章》始终符合时代的需要和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是不可取代和或缺的。其需要改 革和完善,但没有也不会过时。超级大国用霸权逻辑改造联合国和篡改联合国宪章的图 谋是不会得逞的。     

国际组织与世界秩序——为联合国成立50周年而作

国际组织是一定的世界秩序的产物,又是为维护这种秩序而存在的。 联合国是以雅尔塔协议体系为基础并以维护这一体系为目标,在安理会中赋予5大国以否决权,实行“大国一致”方针,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但是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联合国因两极格局的制约,作为是很有限的。 现在世界已发生巨大变化,联合国也必须随着形势的发展而进行改革和加强。需要从建立和维护一定的世界秩序的角度,来规划和考虑这一重大问题。     

中国对联合国和平安全议程的参与和塑造

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年来,中国持续融入国际体系,对联合国事务的参与和贡献日益提高。冷战结束后,由于一些国家国内冲突加剧及西方国家在国际上处于强势地位,国际社会对安全威胁来源及联合国作用的认识发生显著变化,由此引发联合国国际和平安全议程的重大调整及规范竞争。中国将联合国安理会作为推行国际和平安全理念及方案的重要平台。安理会中的议程设置、方案选择、投票权、联盟结构等四个方面构成了中国参与和塑造联合国和平安全议程的基本制度框架。中国日益重视利用担任轮值主席国的机会塑造安理会议程,但未能充分参与决议草案起草且被排斥在美英法组成的核心磋商圈之外。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对安理会关键性决策具有重大影响力,并在叙利亚等问题上显示了使用否决权的意志。中国在安理会注重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协调,并与俄罗斯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然而美国及西方国家在安理会仍居于主导地位。展望未来,中国在联合国和平安全议程中的角色应随着客观环境和需求的改变而作出调整;提升中国理念和方案的吸引力,通过交流、交锋促进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相互理解与合作,将是中国联合国外交面临的长期任务。     

从联大决议看安理会改革中的否决权问题——以联大第76/262号决议为例

联合国安理会的大国否决权机制自确立至今，已持续运转70余年，它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一定问题。国际社会要求对联合国安理会进行改革的呼声长期存在，其中否决权机制常被列为改革的首要问题。近期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使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具有的“一票否决权”再度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2022年4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第76/262号决议，规定一旦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将自动触发联大召开会议的机制。尽管决议并未从实质上阻止五常对否决权的行使，但新增的联大辩论程序将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时所面临的外部约束和国际道义压力。在中美竞争加剧和俄美欧关系紧张的当下，联大第76/262号决议会对五常分别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     

联合国的制裁制度

联合国制裁制度是《联合国宪章》集体安全条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和平受到威胁、外交努力失败的情况下,安理会强制执行其决定的重要手段。但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大国的操纵和利用以及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它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尽快改进和完善联合国制裁制度已成为联合国改革中一项重要内容。     

抗战胜利纪念日反思之七：未能收回外蒙古续谈——谁该向中国忏悔

蒙古欲加入联合国，蒋介石动用否决权予以否决；但第二次在美国压力下终未敢再次行使否决权。     

谁该向中国忏悔——抗战胜利纪念日反思之七:未能收回外蒙古续谈

蒙古欲加入联合国,蒋介石动用否决权予以否决;但第二次在美国压力下终未敢再次行使否决权1955年12月,苏联提出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的申请提议。因台湾国民党当局尚据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席位,故动用否决权将之一票否决。其实,《联合国宪章》本无“否决权”之     

安理会改革问题浅析

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及安理会的地位和作用不能有效反映当今世界的现实和需要,促使安理会的改革势在必行。 作为安理会权力结构的核心内容的常任理事国和否决权等问题将是改革的焦点所在。 改革最终结果如何,有待观察,但目前看来: 1.改革进程近期内很难取得重大进展;2.改革不会彻底打破现有的权力结构;3.改革的最终结果将是妥协的产物。     

联合国改革与巴西"入常"问题

安理会扩大作为联合国改革最重要的一环,被逐步提上日程.在"入常"问题上,巴西与日本、德国、印度捆绑在一起,组成了"4国集团".巴西"入常"是"4国集团"中最符合安理会改革目标的.巴西有大国的抱负,在拉美国家中最具实力和地位,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由于"4国集团"的安理会改革提案缺少现实可能性,加之美国及墨西哥、阿根廷等本地区国家的强烈反对,巴西"入常"的前景不十分明朗.     

对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几点思考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现有成员组成是二战结束时国际权力结构的缩影。随着冷战结束、全球化发展,新兴大国崛起,国际权力发生了重大变迁,但这种变迁没有达致改变现有国际权力结构、变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组成的地步。在条件未成熟时突击变动联合国核心权力结构,改变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成员组成,可能导致联合国重蹈国联覆辙,或安理会分帮结派,使联合国出现分裂倾向。     

联合国安理会席位之争--非洲的立场与前景

在安理会扩大问题上,非洲国家形成了共同立场,要求增加2个具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和3个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这一共同立场的形成有其历史渊源。共同立场再现了非洲国家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保持一致的传统,表现出了非洲国家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抗争,表达了非洲国家希望在联合国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望和对自身安全问题的严重关切。非洲的共同立场凸显出在非盟机制下的一致,其能否实现令国际社会密切关注。     

联合国开创了两个危险先例

今年以来,西方国家对利比亚的连日空袭和西方驻科特迪瓦维和部队直接参与科国内的战斗,开创了联合国在处理主权国家内部事务问题两个危险的先例。这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欺压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弱小国家开了新的绿灯,将对国际安全与和平和联合国成员国的主权带来严重威胁和后果。为了制止和遏制这种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决议的行径,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应立即行动起来,一是对《宪章》的有关条款作出明确的定义;二是建立具有法律效力的独立监督机制,审议和监督安理会决议的执行情况;三是安理会立即召开会议审议1973号决议执行情况,提出政治解决利比亚问题的方案。     

联合国改革与21世纪国际秩序

国际秩序包括作为客观秩序的国际格局与作为主观秩序的国际规则两方面,联合国是当今国际秩序最重要的载体。联合国改革包括以安理会为焦点的机构改革及发展、安全、人权三大领域的改革。安理会改革之争的实质是国际格局面临调整,联合国三大领域改革之争的实质是国际规则面临变革。联合国改革之争反映了国际社会不同力量之间对21世纪国际秩序的不同看法与诉求。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权之争

所谓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是指表决联合国非程序性事项的决议时,任何一个常任理事国的反对(即否决票)都会使这个议案无法通过的权力。但弃权不被视作是否决。一、联合国安理会否决权来历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起源于二战期间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在这次会议中,美国总统罗斯福提     

大事综览

2003年2月大事各方有如下评述: 一、鲍威尔向安理会提交伊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新证据。5日,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安理会就伊拉克问题举行的公开会议上通报了有关伊拉克拒绝与武器核查人员合作、有计划地隐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与恐怖组织勾结的证据。12个安理会成员国的外长和副外长、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联合国监核会主席布利克斯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出席了会议,伊拉克常驻联合国代表     

安理会否决权的驱动力

否决权是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的不对称的结合。它的形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国际力量对比的反映 ,也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世界秩序的有序化的渴望。它的发展是大国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真实写照。未来 ,否决权的命运则仍然受国际社会总格局制约。大国的态度依然是决定性的因素。改革是必要的 ,但是 ,回旋的余地有限     

从“消极反对”到“有限支持”:冷战后中国对待安理会制裁的应对模式变化

随着中国整体实力的上升,国际社会正在对中国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其中之一,就是要求中国更加积极地承担国际责任,而最具代表性的要求和衡量标志,就是安理会框架内的强制制裁。冷战结束以后,尽管仍然无法完全排除大国干扰的因素,但安理会框架下的强制制裁确实已经发生并且还在持续发生相对积极的变化,这种变化决定了中国无法再以简单的反对或者是不表态来加以应对。统计数据显示,自1990年至2012年,中国对安理会框架下的强制制裁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悄然的变化,从消极反对正在变成有限支持。这一变化的发生,是中国对国家主权原则认知在新环境下与联合国等相关行为体互动建构的产物。同时,这种变化也反映出了中国外交观念和态度未来发展的趋势。     

伊拉克战争:俄罗斯想得很远

美伊战争已经悄然落下帷幕。但在尚未散尽的硝烟背后 ,围绕着伊拉克危机与战后秩序的“外交博弈”仍在紧张地进行 ,其中 ,俄罗斯的举动特别引人注目。战前 ,俄与法国联手 ,威胁要在安理会就对伊动武决议行使否决权 ,从而迫使美英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对伊开战 ,使其背上了“出师无名”的包袱 ;开战后 ,俄不仅未改初衷 ,反而继续积极展开外交行动 ,抨击美军事行动是对伊的“侵略”行径 ,要求美英尽快结束军事行动并将伊拉克的战后重建置于联合国框架之下。俄罗斯此举与“9·11”后迅速“拥美反恐”形成强烈反差 ,不仅有着现实的利益取舍 …     

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程序与决策--以对日本的影响为中心

随着60届联大的闭幕,围绕着扩大安理会进行的一系列论战也告一段落。但是由此引发的各种问题,如联合国的发展方向、安理会的作用以及联合国改革的未来影响等都值得去重新思考。在这些问题中,安理会的扩大、加入的程序、成员国的资格等也都需要再继续认真研究。对于所有国家来说,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涉及程序性的问题,也涉及策略性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就无法实现“常任梦”。从这种意义上说,日本“争常”的思想与行为对于深入研究联合国改革及其影响具有典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