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日美三角关系分析

美国、日本和中国是综合国力分居世界第1、第2和第7的大国。由于各自国家利益取向不同，三国间既有共同的利益，同时又存在着战略利益的严重对立。中日美三角关系有三种可能的发展前景：一是中日关系由于共同利益较多而好于中美关系和日美关系，形成东亚集团，美国则随着实力的下降而逐步退出东亚舞台；二是中日关系恶化，美国借中日对抗、两败俱伤时，主导亚洲事务；三是中美矛盾激化，形成日美对抗中国的局面，在亚洲恢复冷战。中国应积极调整对外战略，增加第一种可能成为现实的程度，尽力避免第二、三种可能变为现实。     

大国战略竞争、网络化相互依存与全球价值链中的结构性权力

大国战略竞争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中的权力分布和由权力分布映射出的国际权力格局的变迁?经济议题安全化、相互依赖的武器化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的网络结构变化?基于UIBE-GVC-Indicators数据库、ADB-MRIO 2021数据库和GDELT大数据,本文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和多维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中美战略关系、美国对中国的威胁认知、中美贸易摩擦等体系因素对以网络化相互依存为基础的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权力格局和网络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网络中心性和结构重要性的提升、美国的相对衰落、大国间相对权力的变化和各国间权力差距的缩小并未改变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中心—边缘”格局和“强者愈强”的幂律分布特征。美国在入度中心性、中介中心性的强势表现及其在全球服务贸易、高科技领域中固有的、高度的结构重要性赋予了美国更多的强制性权力和将相互依赖武器化、经济问题安全化的权力基础。中美战略竞争与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结构性权力显著负相关,且对增加值输出国的负向影响要大于增加值输入国。中美战略竞争虽然没有弱化全球价值链网络的度数中心性,却显著弱化了全球价值链的“中心—边缘”格局和部分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中介中心性。     

东亚地区秩序的未来：东亚还是亚太？

东亚历史上曾先后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华夷秩序以及以日本、美国为核心的霸权秩序,在以国家主权为国际关系核心机制的当代,这些反映不平等国家间关系的秩序无法复制到当今东亚,东亚的现实也决定了不存在孕育这些秩序的土壤。同时,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两种趋势极大程度地影响了当今东亚秩序的建构,然而一个统一的东亚秩序的建构又受到该地区复杂的大国关系的制约,东亚秩序将摇摆于“东亚”与“亚太”之间。     

东亚体系变迁与中朝关系——历史演变与现实考量

世界体系的长周期理论为世界政治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循环序列构成了世界政治的长波周期，以此考量东亚体系中国与朝鲜半岛国家关系的演变轨迹，大致可分为礼治体系、条约体系、冷战体系和后冷战体系四个阶段。从后冷战时代的视角审视，构建与朝鲜半岛国家的关系，中国应当遵循利益原则、权力原则和制度原则，积极发挥大国作用，以构建一种新型的东亚体系。     

人均GDP与中美国家利益界定的二元性

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主要源于两国国家利益的差异。本文认为,美国在界定本国利益时,基于现实主义所推崇的军事地位,属于以权力界定利益。对美国而言,权力逻辑和经济逻辑统一于同时拥有霸主地位和高收入。与历史上传统的崛起国不同,中国是一个典型的"未富先大"的国家,人均收入尚处于历史低点。而在人均收入没有提高之前,大国的权力内涵不多,因此不能视军事扩张为核心利益,而应该以发展界定利益。鉴于在全球层面上与美国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中国应该继续做国际秩序的一个支持者和维护者,巩固与美国达成的"大期待"。     

美国能源权力的扩张与限度

世界能源转型和气候变化与俄乌冲突、大国战略竞争叠加,在全球层面改变了国家间权力平衡,并重塑了主要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和行为模式。美国将能源权力与话语霸权和金融霸权相结合,构建围绕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盟友体系。这个体系既可以通过利诱补偿来拉拢盟友和伙伴国,也可以通过威逼威慑来遏制竞争对手和敌对国。在传统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美国以塑造“更加安全”的世界能源体系的名义来改变全球能源格局的权力结构,利用“全产业链”优势提升自己的地缘政治影响力。由于正向权力建立在补偿机制之上、负向权力建立在不对称相互依赖之上,美国能源权力的扩张存在奖励和惩罚两个方面的限度。面对百年未有之能源大变局,中国有必要充分挖掘自身优势,将能源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潜力转化为世界能源和气候治理中的“结构性权力”,利用清洁能源的技术优势、化石能源的市场优势提升议程设定权、规则制定权和市场议价权。     

中美战略竞争与亚洲区域产业链“双中心”重构——基于贸易依赖的分析

随着中美关系进入全面战略竞争阶段，产业链重构成为广泛讨论的重要问题。亚洲区域产业链是全球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亚洲国家对中美贸易依赖关系演变的直接表现。通过构建一个考虑大国竞争的相互依赖理论框架，从经济利益和安全角度出发，第三国对大国贸易依赖的演变存在不变、转移和创造三种效应。分别计算亚洲国家对中美贸易份额指数并检验二者相关关系可以发现，亚洲国家对中国贸易依赖上升且对美国贸易依赖下降，表现出明显的贸易依赖转移效应。其中，韩国、卡塔尔、约旦和日本是贸易依赖转移程度最大的国家，纺织服装与服饰是贸易依赖转移程度最大的行业。这一发现拓展了大国竞争视角下第三国对大国贸易依赖演变的学理认识，对中国推动亚洲区域一体化具有一定启示。     

“一带一路”背景下推动日本参与东亚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前景展望

自东亚地区出现区域一体化的趋势以来,地区国家对于成立东亚共同体的追求就始终存在。日本一度十分热衷于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小泉、鸠山两届内阁先后提出了不同理念倡导下的"东亚共同体"构想,中国也针对地区合作日益紧密的情况提出了"命运共同体"构想。近年来,日本出现了背离东亚社会,与地区和平稳定唱反调的倾向,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与"一带一路"带来的转变有利于东亚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稳步推进。区域合作与地区和平稳定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是中国长期以来的一贯追求。中国应采取全方位的策略使东亚命运共同体建设朝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稳步推进。     

奥巴马政府东亚战略调整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奥巴马政府东亚战略调整的主要内容是: 综合使用软硬权力应对中国的崛起,领导和塑造东亚多边合作机制,支持其盟国制约和抗衡中国在东海、南海的维护主权行动。不过,美国这一轮战略调整将难以持续,因为东亚各国不希望卷入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与美国在地区一体化的目标和方式上也不一致。中国应把自己定位为与美国具有互补、相制作用的核心国,塑造一个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半制度化的东亚秩序,建立与美国双边同盟共存、有中国烙印的地区制度。     

东北亚国际环境新变化与中国的外交选择

“9·11”事件后 ,相关大国围绕朝鲜半岛局势及区域安全等问题加快了相互关系调整的步伐 ,而美国的东亚政策给这一地区的国际关系和政治安全环境带来了新的变化因素。在国际政治及亚太安全形势不断变化的新时期 ,日本和朝鲜的对外战略和政策动向尤其引人注目。作为东北亚地区乃至世界的重要国家 ,中国应如何面对新的国际环境的变化 ,调整外交战略和对外政策 ,直接关系到国家利益的实现和现代化建设的安全保障。     

中亚五国与环太平洋大国的关系

本文从中亚国家角度论述中亚国家与环太平洋大国——俄罗斯、美国、中国以及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的关系,简述中亚国家对上述国家的政策,阐述了环太平洋大国对中亚国家的诉求以及中亚国家从本国利益出发作出的回应,指出平衡但非等距离外交是中亚国家对待环太平洋大国的特点,分析了中亚国家与环太平洋大国关系的发展前景。     

浅析东亚峰会扩大原因及我国应对策略建议

受长期冷战因素制约以及冷战后美国东亚战略利益的维持,亚洲区域合作一直滞后于欧洲与北美洲。2004年欧盟宪法条约的签订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进一步拓展,区域合作的紧迫感与危机感促使东盟与中日韩3国领导人决心召开东亚高层论坛——东亚峰会(East A sianSum m it),促进东亚合作进程,建设“东亚共同体”。东亚峰会筹备过程中,日本在谋求峰会主导权未果的情形下,基于国家战略利益考虑,提出开放性理念,积极邀请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入盟;使得原本错综复杂的东亚合作更显扑朔迷离,成员国由原13个国家(即东盟10国加中、日、韩3国)扩大]变成…     

三强共治:东亚区域一体化的必然选择

东盟发展40年,世界瞩目,"东盟 3"和"东盟 6"模式出现后更是令很多人看到了东亚区域一体化的曙光.但是,目前的"东盟 "模式存在结构性问题,即东盟小国难以领导地区大国走向区域一体化:一方面"志大",想通过东盟小国实现地区化的整合;另一方面"才疏",在一群小国主导的组织中,存在两个明显问题,即难以真正调动大国参与地区一体化建设的积极性,也难以构建有效的地区安全秩序,且东盟为弥补领导能力的不足而对大国施展的平衡外交作用有限.本文认为,东亚一体化的前途只能是中美日三强共治,由三国联合领导地区发展.目前,形成三强共治的条件已经具备,中美日三国都改变了战略思维:中国默认日本成为正常大国的要求及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主动邀美共管台海危机;美国和日本则默认中国的崛起现实,与中国开展战略接触.三国之间已基本形成战略平衡,以维护彼此的"经济共生利益".     

中美战略妥协与东亚安全秩序构建

自1972年中美战略和解以来的东亚安全秩序是一种"陆海分离型"的安全秩序,即中国在东亚大陆占据优势,美国则维持了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海上霸权。随着冷战的结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国力的上升和中国逐渐由传统的陆权大国向陆海复合型国家转型,这种陆海分离型秩序的内在缺陷日益显露,并面临一系列挑战。本文提出,只有中美之间达成类似于1972年尼克松访华的第二次战略妥协,实现陆海复合型大国中国与海权大国美国的和平共处,完成东亚安全秩序由"陆海分离型"向"陆海融合型"的和平转型,东亚地区才能真正迎来"和平的地理学"。     

大国关系演变对东北亚地区格局的影响及其特征

大国竞争既不是当今时代的底色,也不是大国关系的全部。当前大国之间的竞争虽有所加剧,但与过去不同,很难以纯粹竞争的形态展开。全球化发展所形成的各国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以及全球性问题治理上的相互需求使得大国关系既存在竞争更需要互动与合作。值得关注的是大国关系对地区格局的形成及其特征具有直接而重要的影响,可决定一个地区力量格局的基本架构,而地区国家因国内政治因素所导致的政策变化也有可能会改变彼此间的关系组合,从而使地区形势更趋复杂化。东北亚地区大国聚集、同盟关系交错,尤其是中日韩三国在产业上的高度依存、朝韩关系的特殊性、韩国国内政治分化,再加上在该地区有广泛利益的美国不断强化与盟国日本、韩国的三边军事合作等因素都将影响东北亚地区格局走向,并对亚洲乃至世界战略格局产生结构性影响。     

东南亚国际关系2003年回顾与2004年展望

2003年东南亚地区国际关系总的特征 ,是东盟继续在大国间周旋 ,东盟巧妙地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和利益纷争 ,在本地区事务中发挥积极的主导性的作用。中、美、日、印度等大国都在竭力地发展与东盟的关系 ,中国可能得分最高 ,美国也不甘落后 ,日本试图改变被动的局面 ,印度正在积极推动“向东看”的政策。在2003年 ,东盟的内部关系出现了一些波折 ,为了修复裂痕 ,有关国家做出了许多努力。一、中国—东盟关系 :进入新的阶段在2003年 ,中国—东盟关系又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 ,双方关系从经济合作着手 ,进一步向政治、安全等领域拓展 ,尤其是在政治…     

冷战后日本对东盟的安全保障政策

冷战后日本对东盟的安全保障政策 ,经历了从安全对话、军事交流到直接派兵三个阶段 ,是日本追求新的国家战略目标的重要一环。其实质是力图主导亚太地区的安全新秩序 ,以东盟地区为突破口逐步走向军事大国 ,并通过加强与东盟国家的合作 ,平衡地区安全中美国、中国等大国间的关系。日本对东盟的安全保障政策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但仍存在若干问题。     

解析日本战略性外交的政治诉求

本文从国际战略及国际政治理念分析入手,对当代日本战略性外交及政治诉求进行了初步的界定和诠释。其一,日本的战略性外交作为体现日本主体性的、旨在参与和主导国际事务的对外关系样式,充分表现出力求摆脱"和平宪法"、谋求政治乃至军事大国的战略性政策取向。其二,日本战略性外交的政治诉求表现为:以解禁乃至行使集体自卫权,谋求日美同盟的对等性;通过价值观外交,构建"海洋民主国家"联盟;介入南海问题,离间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间关系;以激化钓鱼岛及东海问题遏制中国正当海洋维权,刻意渲染"中国威胁论"等等,已成为影响东亚和平稳定的不确定因素。本文认为,日本战略性外交的政治诉求,不仅严重破坏了亚太地区安全与稳定环境,而且导致东亚安全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和尖锐化。从长远来看,日本仍将通过战略性外交谋求地区乃至国际事务话语权和主导权,继续渲染"中国威胁论",力求彻底摆脱"战后体制"及"和平宪法"第九条的束缚,实现日本成为政治乃至军事大国的战略目标。     

大国在高加索地区的利益博弈

高加索地区自古是欧亚交汇之处，也是拜占庭、波斯、阿拉伯、俄罗斯和西方文明的交流与融合之处。苏联解体后，美国、欧盟和俄罗斯等主要大国围绕势力范围争夺、能源获取和北约东扩等问题，在高加索地区展开大博弈。但是，大国在高加索除了利益竞争外，还存在利益契合点，在地区反恐、欧洲安全、能源市场等领域，仍维持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的格局。     

自贸区建设与中国东盟关系——一项战略评估

本文在分析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三重目的的基础上，对自贸区建成以来中国东盟双边关系的发展作了简要评估：即自贸区建设虽然加强了中国东盟双边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但在中国经济快速崛起、美国重返东亚的背景下，自贸区建设对双边关系的促进作用正在下降。因此，本文认为，后自贸区时期中国东盟关系的经营需要超越“经济利益捆绑”的综合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