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法》中的“剥夺政治权利”的刑罚价值

剥夺政治权利是我国独有的资格刑刑名,在理论界,常常认为其政治评价的色彩过于浓郁,其政治性远远超过其刑罚属性。拟根据剥夺政治权利刑罚的具体的立法设置,探讨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剥夺政治权利之刑罚价值,即作为刑罚种类之一,它在报应和预防方面的一般刑罚价值,剥夺政治权利作为资格刑,其刑种所特有的人道、经济等方面的特有价值。     

论数个有期自由刑中部分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执行

本文在评析学界针对在数罪被判处数个有期徒刑、拘役中既有附加剥夺政治权利 ,也有未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场合 ,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执行起始时间的计算这一司法难题所提出的三种解决办法的基础上 ,认为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应从合并处罚后的主刑执行完毕之日起或者假释之日起开始执行。     

社区矫正中剥夺政治权利的困惑与出路

我国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中将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作为其适用范围。然而现实中剥夺政治权利的惩罚性不足导致被执行人难以监管。在社区矫正的过程中增加公益劳动、思想汇报等刑事义务,不仅使被执行人产生抵触情绪,又变相地限制了他们的自由,且于法无据,并且还有违国际公约的精神。一些地方文件的变通又损害了上层次规范的严肃性。对于现实中的这种困惑,从长远和宏观的战略眼光来看,应于刑法中设立社区服务刑,并且作为一个独立的刑种规定在附加刑中来予以解决。     

资格刑改革论要——以适用于我国公民犯罪的资格刑为中心

适用于我国公民犯罪的资格刑立法缺陷明显：“剥夺政治权利”这一称谓政治色彩浓厚，资格刑分立制和复权制度的阙如可能产生刑罚的过剩及资格刑单一、适用范围过窄可能导致刑罚的不足。要提高和充分发挥资格刑独特的惩治和预防犯罪的功效，有必要在充分检视其立法缺陷的基础上进行体系性完善。     

我国资格刑的完善

作为一种附加刑,剥夺政治权利是剥夺犯罪人参加国家管理和一定社会政治生活权利的刑罚方法,该刑罚方法曾被作为一种专政措施,适用于专政对象,然而,时至今日,这种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刑罚无论从其名称、内容来看,还是从其适用对象与方式来考察,均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因此需要通过更改名称、实行资格刑的分立制、建立复权制和增加资格刑的内容等方式予以完善。     

罚金刑执行难的原因与对策

罚金刑执行难是当前司法实践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其立法根源在于刑法总则所确定的罚金刑适用根据的单一性,刑法分则关于具体犯罪适用罚金刑规定的僵化性;其司法原因在于罚金刑的判决具有盲目性,罚金刑的执行主体不够具体.因此,从立法上讲,应完善刑法总则关于确定罚金数额根据的规定,改进刑法分则关于具体犯罪适用罚金刑的规定,同时增设罚金易科制度.就司法而言,应摒弃罚金刑适用的盲目性,并统一罚金刑的执行机构.     

我国刑法对刑罚折中论的重构

刑罚以剥夺犯罪人的权益与施加道德谴责为内容,不仅可以剥夺人的财产和政治权利,甚至可以剥夺人的自由和生命.对刑罚的正当化根据这一问题的解答,既构成了刑罚理论的基础,更决定了刑法的精神.应当在分析刑罚理论上的报应刑论(绝对主义)、功利刑论(相对主义)与折中论(并合主义)的内涵与价值,指出它们分别存在的合理性和弊端,并对折中论进行了再思考,提出折中论是理想的刑罚观念.最后联系我国国情与公民的一般价值观念,根据刑罚的本质,分析我国具体情况,对折中论进行重构,总结出一种适合我国刑罚适用的以报应刑论为主的折中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中国化的合理的刑罚根据学说.     

略论我国历史上的资格刑

略论我国历史上的资格刑吴平资格刑，是以剥夺受刑人享有某种权利的资格为其内容的刑罚。我国现行刑法中的剥夺政治权利即为资格刑。在中国刑罚史上，资格刑也占有一席之地。然而，目前我国刑法学界尚未对我国历史上资格刑予以专门的探讨。本文拟对我国历史上的资格刑（不...     

我国罚金刑量刑情节探析

罚金刑不限制犯罪人的人身自由,仅剥夺犯罪人一定数额的金钱,属于刑罚体系中财产刑的一种,相对自由刑而言是一种较为轻微的刑种.我国现行刑法对于罚金刑量刑情节的规定十分宽泛、模糊,不可避免地导致罚金刑的适用出现畸轻畸重、裁量失衡等问题,为此,我们必须根据不同的量刑情节,考虑为罚金刑配置合理的适用规则,对罚金刑量刑情节进行规范化设计,以明确具体个案中罚金刑的裁量标准,从而,保障司法实践中罚金刑适用的公平、公正、高效.     

剥夺军衔刑探讨

剥夺军衔刑是剥夺犯罪军人军衔的刑罚,1997年刑法典未将剥夺军衔刑予以规定。但是无论是刑法典本身或者是立法解释都并未明示废止剥夺军衔刑,《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官军衔条例》也并未被废止。剥夺军衔刑具有刑罚内容的独特性、适用对象和方式的特定性、刑罚主体的双重性等特点,它与军衔降级和取消、剥夺预备役军衔、剥夺士兵军衔有着明显的区别。     

公安机关视野下缓刑的适用与执行

早已为世界各国广泛采用的缓刑，在我国当前却呈现出适用不当的态势。这不仅与制度层面的立法规定有关，而且与司法实践中的诸多现实因素相联。在现有框架下，公安机关应做好人身危险性评价的调查，建立案件的追踪制度，完善执行中的考察，注重运用建议撤销权，以遏制缓刑的不当适用。     

论刑事判决的种类

刑事审判是一个动态过程 ,在不同的诉讼阶段 ,针对不同的情形也就应当有不同种类的判决。现行刑事法律仅规定有罪判决和无罪判决两种形式的判决 ,这是不符合诉讼实践的 ;有关司法解释中规定的“不负刑事责任的判决”和“终止审理”的含义令人质疑。建议在我国刑事判决中 ,应增加包括免诉判决、驳回起诉判决等几种新的判决形式。     

量刑规范化改革之基准刑问题

基准刑之于量刑步骤的确立是至关重要的,其所起到的作用是架起法定刑迈入宣告刑间的桥梁。基准刑的确立应该是一个点,而在一个法定刑内应该具有多个基准刑的点,这是因为立法与司法判断对基准刑的要求是不同的。《量刑规范指导意见》将基准刑的确定标准规定为一个过程,用公式表达就是基准刑=量刑起点(基本犯罪构成事实承担)+应增加的刑罚量(排除量刑情节的其他情节)。这种做法当然有其合理性,但是绝对数字化的方式也将使基准刑的寻找存在着一些无法周延的难题。     

反腐败视野中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模式的问题与出路--基于《刑法修正案（九）》的分析

以数额作为对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的主要标准，虽然直观明了，但过于僵化。《刑法修正案（九）》废除了这一标准，采用“数额与情节择一”的模式，将有利于解决罪刑失衡难题。以往的数额量刑标准难以跟上经济发展的社会现状，若继续采用这一标准势必要不断修改《刑法》，不利于保证《刑法》条文的稳定性，而采用弹性标准则可以克服此矛盾。在贪污受贿案件中，数额的因素只能作为计算罪量的一项参数指标，而情节的因素则理应通过贪污受贿犯罪的情节规定加以明确适用。同时，数额与情节在定罪量刑中的考量比重还需进一步明确。     

量刑基准初论

量刑不均衡向来是饱受民众非难的问题，察其症结，规范的量刑基准之缺失实为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所以，明确量刑基准的存在意义、重新检视量刑基准的概念及确定方法就成为一项非常紧迫的和极具实践性的任务。     

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及弊端新探

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后,死刑复核程序仍需完善.而程序完善的基础理论性工作则在于正确认识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和弊端.死刑复核程序实质上是诉讼程序.死刑复核程序的弊端在于复核方式的书面化违背了程序的参与性;诉讼构造缺失,令辩护和控诉职能无法有效发挥以及复核期限未予规定,有待立法解决等;而主动报核则不应成为死刑复核程序的弊端.     

未成年人不能适用无期徒刑的误区——以刑法第49条和第17条第3款的关系为中心

未成年人能否适用无期徒刑,理论上的观点是否定说。其理由是刑法第49条规定,未成年人不得适用死刑,其法定最高刑就是无期徒刑;根据刑法第17条第2款,无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都不能适用无期徒刑。司法实践一直都肯定未成年人可以适用无期徒刑,但缺乏正确的理由支持。否定说的错误在于混淆了法定刑和宣告刑的界限,未成年人不得适用死刑,其含义是宣告刑而不是法定刑。决定未成年人的责任时,首先应引用刑法第17条第3款,根据其法定刑,最高可以是死刑,如果不需要判处死刑,就是遵守了刑法第49条的原则。虽然大多数情况下,引用刑法第17条第3款就足够了,但是,在绝对确定的死刑以及情节冲突的情况下,必须引用刑法第49条才能解决问题。由于刑法第49条是个原则性的规定,必须修正才能更好地适用。     

刑事法治语境中的民愤与审判——在刑事法学与社会心理学的边缘处思考

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民愤与审判之间一直存在着难以避免的紧张关系。民愤的发生发展有其独特的心理机制,而两面性则是其固有的基本属性。因此它对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刑罚的道德目的和实用目的甚至对整个刑事法治的影响都是利弊同存的,简单地肯定或否定民愤在审判中的作用都是不足取的。理性的态度应当是审慎地进行制度上的设计与完善,以让民愤扬长避短,帮助实现审判的公正。     

死刑复核程序探讨

死刑复核程序在保障被告人权利和打击犯罪两个方面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但是我国的死刑复核程序在复核权的归属、程序启动、审理范围和方式等方面的规定都有明显的缺隐。解决这些问题应当建立以权利为中心的死刑复核程序。     

政治话语与法理逻辑——对我国死缓制度的反思

死缓制度作为一项独创的法律制度,源自并沿袭了历史政策。其产生由于政治情势而省却了严谨的理论论证与探讨。1979年刑法对于死缓制度的规定在法理与逻辑上均存在严重问题,从而造成立法文意、刑事政策与司法实践的脱节与断裂。新刑法虽对此进行了必要的修正,但问题依然存在,只不过此问题变成了彼问题而已。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死缓制度自身存在的不合理性所致。所以可以考虑舍弃死缓制度。这种建议并不违反我国少杀、慎杀政策,事实上死缓制度的背后反而隐隐有重刑主义思想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