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效行为转换与法律行为解释——兼论转换制度的必要性与正当性

自无效法律行为转换制度产生之初直至现代,其与法律行为解释的关系均极为模糊,在历史上二者之间一度并无区分。尽管在现代法中,无效法律行为转换和法律行为解释仍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两者存在根本区别。法律行为解释并不改变当事人对要素的意思表示,而在无效法律行为转换中法官为当事人创设了包括主要权利和义务在内的新法律行为,因而改变了要素。特别是在有名合同中,这种区分更加显著。无效法律行为转换是独立于法律行为解释的制度,这带来了无效法律行为转换正当性的问题。由于法律行为只是当事人达成目的的工具,而且与原无效行为效果类似的替代行为能够保护当事人的信赖,无效法律行为转换制度符合意思自治和诚实信用原则,具有正当性。考虑到我国法上的无效法律行为转换制度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合同由于违反行政规范而动辄无效的不足,应以承认无效法律行为转换制度为佳。对于可能存在的法官恣意裁判或者能力不足的问题,可通过在程序上只允许当事人提出无效法律行为转换请求,而禁止法官主动依据职权予以转换的方式加以规避。     

可保利益(续)

<正> 3.法定利益的种类在运用可保利盆处理案件过程中,法院普逼地将财产方面的利盈固定为三种类型,达对于可保利盆来说已经足够了。这三种类型就是;财产权、合同上的权利以及法律上的义务。作为可保利益的财产权利有下述几种情况:(1)法律上的权利。实际上,任何性质和特点的法律上的权利作为一种可保利益来说,     

合同效力瑕疵探微

合同未生效的演进前景多样,宜区别对待。所谓任何人均可主张合同无效,应被区分为合同当事人可以主张、利害关系人可以主张、其他人可以主张三种类型。嗣后无效,有的是使合同自成立之时不具有法律拘束力,有的则为自无效的原因存在之日才开始无效。国家颁行了新法或者修正了既有的法律尚未使合同变得违法,只是使合同成为法律上的不能,不宜按无效处理,而应当由合同解除制度管辖。显失公平的构成不宜包含主观因素。委托人不追认无权代理,无权代理行为不一定都归于无效。     

论确认无效民事行为的时限

无效民事行为在我国立法上采用自始无效的体例，法律规定无效民事行为是绝对无效和当然无效的行为，毋需确认程序的确认，也不受确认时限的限制。尽管新《合同法》更改了原《民法通则》中有关无效民事行为的具体类型，但就无效民事行为自始无效、不需确认这一点来说，却是共同的。该文认为，法律默认无效民事行为既存在又无效的自然状态，在现实生活中将产生许多的不便与弊端，主张我国立法能够采纳自始无效与宣告无效折衷的方式，确认无效民事行为的时限，以使这种无效民事行为的自然状态尽快结束，回复权利的原始状态     

无效法律行为转换探析--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67条

私法自治原则以及作为其重要表现的法律行为在现代社会已受到诸多限制。规定生效要件是对法律行为进行限制的重要手段。不同生效要件有不同目的导致不同法律后果。形式要件是生效要件之一。违反形式要件不一定导致法律行为无效,可转换成权义结构相似形式要件不同的它种法律行为,也即无效法律行为转换。我国即将制定的民法典民事法律行为一章中应引入无效法律行为转换。     

论无效行政行为的认定

要正确认定无效行政行为，必须重视法学方法的运用。概念与类型是认知思维的两种基础形式。就概念而言，应以利益衡量论考察重大且明显违法标准，令无效行政行为的本质内涵得以厘清，使认定结果具有实质妥当性。就类型而言，应以融贯论思考无效类型与撤销类型的关系，令前者的解释以后者为基点而展开，使无效行政行为类型化获得法律体系内部相关规则的支持与证立。在明确概念和类型的解释方法后，可采用双阶考察法具体操作无效行政行为的认定，即先通过融贯论联结无效类型与撤销类型，使二者始终处于整体观察范围之内；再通过利益衡量论考察系争瑕疵是否符合重大且明显违法标准，进而决定其应涵摄至无效类型还是撤销类型。     

司法认定无效行政协议的标准

行政诉讼法明确将行政协议纳入受案范围。行政协议效力以及无效行政协议的认定涉及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的法律适用。公私法规则在关于合同效力的价值取向上存在对极冲突,因此,无论是同时还是单独适用行政诉讼法或者民事法律,均无法搭建逻辑周延的行政协议的效力框架。与此同时,公法和私法在法律原则、法律规范等方面仍然存在相互融通并具备提取效力认定的公因式提供可能性。以违法作为无效的起点,无效行政协议的标准介于单方行政行为无效标准和民事合同无效标准之间。以列举形式在行政主体资格、私方合同当事人资格、协议内容、协议程序方面建构无效行政协议的标准,是解决理论和实践难题的出路。     

论无效法律行为的补正和转换

法律行为的无效原则上应当是确定、自始、终局的,但也存在例外,即无效法律行为经补正和转换可以成为有效的法律行为。补正是指无效法律行为于无效原因消灭后因当事人的承认而在当事人之间成立与该无效法律行为有同一内容的法律行为的情形;转换是指无效法律行为若具备其他法律行为的要件并依其情形可以认为当事人若知其无效即意图作出该其他法律行为的,该其他法律行为应当被认定为有效的情形。补正、转换均系专为无效法律行为而设的制度,与适用于效力未定的法律行为的补全制度不同。法律行为部分无效的,如其无效部分具备补正或转换的要件,可对该部分适用补正制度或者转换制度。     

无效合同的分类及其法律效果分析

本文以无效合同的分类标准及其类型作为切入点,通过对无效合同的法律效果进行分析,进而阐述了在合同无效的情况下是否可以一概的恢复原状。     

法律行为与公序良俗

法律行为的原因、内容、条件、负担以及当事人的动机等因素违反公序良俗时,不仅各自的表现样态存在区别,对法律行为无效性的影响也不相同。法律行为的原因或内容违反公序良俗的,法律行为全部或部分无效。停止条件违反公序良俗的,法律行为全部无效;解除条件违反公序良俗的,原则上仅解除条件无效。慷慨行为中的负担违反公序良俗的,仅负担本身无效。多方法律行为当事人的共同动机或者单方法律行为当事人的动机违反公序良俗的,法律行为全部无效。我国在编纂民法典时,应当就法律行为的内容、条件、负担和当事人的动机违反公序良俗的情况及其相应的法律效果分别加以规定。     

法律实施绩效提高的精神动因——以劳动法律制度为中心

我们正面临着社会治理工具——法律——失灵的威胁,法律失灵的终极体现在于法律实施低效、无效。尽力寻求法律实施低效、无效的原因并找寻出提高法律实施绩效的方案是当今迫切的理论与立法问题。人是法律实施的媒介,人之精神贫困是孕育法律实施低效、无效的土壤。脱离美德精神的法律在利益引导上的局限、脱离美德精神的法律实施困境等足以证明人之精神力量是法律实施绩效提高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因。结合劳动法律实施,可以认知法律在利益引导上的缺陷,厘清法律实施中美德精神缺失的现状并找寻改变它的路径。在确保强制与美德精神,即内在强制与外在强制结合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发挥各自在法律实施中的功用。     

无效合同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合同法》有关无效合同的规定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对无效合同的类型和构成要件作了重新表述;二是将代理无效的合同从无效合同中剥离出来,单独规定为效力待定合同;三是在无效合同之外,增列了可撤销的合同.由于代理无效的合同与无效合同在立法上曾有"渊源”关系,加之可撤销的合同与前二者在性质和法律适用上有时呈交叉状态,所以本文对无效合同、代理无效的合同和可撤销的合同作了一并研究.此外,本文对与无效合同等相关的破产和仲裁问题,也作了较为深入的讨论.     

无效合同刍议

有关无效合同的一系列问题在当前颇有争议,本文拟就无效合同的概念,认定无效合同的注意点以及无效合同的处理等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无效合同是指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合同,它对当事人双方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签订合同是一种法律行为,合同一经签订就会产生一系列的法律后果。如果依法签订合同,     

行政诉讼中确认无效之诉的问题探讨

确认无效之诉是我国行政诉讼制度中独立的诉讼类型,其与撤销之诉在诉讼类型上的转换与合并,有利于实现当事人权利的救济保障和诉讼经济.借鉴域外理论和司法制度,确立无效行政行为的具体识别标准,便于形成共识和司法实务的操作.对行政行为宣告无效的后果,审慎进行利益衡量区别对待.基于现行法律规定、法理念及权利救济实效性的考量,无效之诉应受起诉期限的限制.     

公司决议瑕疵立法的范式转换与体系重构

现行法套用民事法律行为范式,以瑕疵决议一律自始无效确保原告救济,以信赖保护维护公司安定,最终却导致原告救济与公司安定及效率的割裂与冲突。这一冲突的根源在于,以瑕疵决议一律自始无效所提供的原告救济本身缺乏正当性、针对性和可行性。应当按比例原则的要求,以瑕疵严重程度区分安排法律后果,从瑕疵决议效力这一源头上重建组织法范式下原告个体与公司整体利益的平衡。仅在瑕疵特别严重时,才应自始否定决议效力,从而禁止其实施或在实施后恢复原状,否则只应适用决议面向将来无效、损害赔偿等柔性法律后果,公司由此可在更大范围内获得决议实施效率及安定。以此为基础,应取消现行“三分法”的诉讼类型划分,而代之以统一的决议瑕疵诉讼及诉讼期限。公司变更决议仅在排除特别严重瑕疵后方可实施并获得存续效力。     

合同合法性的审查机制 ——以法国经验为视角

在法国法上，合同合法性审查机制的功能与目的在于确保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不成为侵害“社会一般利益”或者“个体利益”的工具。为确保法官审查的全面以及便利，审查在多个层面展开（如条款、目的、形式等）；审查的依据是被认定为公共秩序的规则，它们是经过筛选与类型化的各种具体利益在法律上的表达和固化；判定违法的标准是合同构成对上述利益的侵害；法官根据被侵害利益的类型对违法合同进行制裁（绝对无效或相对无效）。中国法在审查依据上既有“客观标准”，也有实质的“利益标准”；在效力上，违法合同绝对无效，而不允许对侵害个体利益的违法合同适用相对无效。由此法官的裁量权和当事人的自治范围被不当制约。合同合法性的审查最终绕不开司法审查，中国法应重视法官在此方面的权威，确立与其审查职权相符的审查标准以及采取不同制裁措施的可能。     

无效婚姻法律规范的冲突与协调——新《婚姻法》、《婚姻登记条例》以及最高法院相关解释的理解与适用

我国婚姻法修正后确立了无效婚姻制度,在此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和民政部《婚姻登记条例》也相继出台,这是我国婚姻立法的一大进步。但在若干具体制度的设置上尚存在不完善之处。从理论和现实出发,探讨无效婚姻的模式、范围、程序和合法化等法律问题,分析无效婚姻法律规范的冲突,并就无效婚姻立法的协调提出自己的建议。     

试论民事行为代替论的非科学性

刘兆年同志编著的《民事法律行为》一书认为,“民事行为是指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或消灭民事法律关系,引起民事上法律后果的行为,既包括合法的、有效的行为,即民事法律行为,也包括无效和可撤销的行为”,“从广义上说,凡不具备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的,就可称为无效的民事行为”,“无效和可撤销的民事行为不是民事法律行为”这实际上是以民事行为和无效民事行为代替传统民法中的法律行为和无效法律行为。因此,可称其为民事行为代替论。笔者认为,这种主张是值得商榷的。     

无效抵押责任析

无效抵押的责任是指当事人设定的抵押被确认无效后,抵押当事人应否承担抵押责任、承担何种责任以及第三人承担责任后能否向债务人追偿的问题,它是当前审判实践中的热点之一。由于我国法律对此尚未作明确规定,故实践中的认识和做法不尽一致,往往导致同一类型的案件处理结果却不相同甚至大相径庭,有悖法律的基本原则。为此,本文拟就这个问题谈点个     

论行政法中表见代理的法律后果

房屋拆迁案件中误拆等行为主体的推定实质体现出表见代理的适用，显示出行政法领域对表见代理制度的现实需求，不过行政法中表见代理的法律后果应有别于民事领域。为了平衡公法秩序与相对人的信赖利益，行政法中应根据表见代理人不同的行为类型以及相对人的错误信赖程度，来确定代理有效抑或代理无效，但被代理行政机关需要承担信赖利益损害赔偿责任的法律后果，并在此基础上认定表见代理人行为的法律性质。基于表见代理人行为性质的最终认定结果，相对人可通过行政诉讼使得被代理行政机关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