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刑事制定法对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的渗透与整合——以藏族“赔命价”习惯法为视角

在国家刑事制定法一统天下的局面下,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的地位显得非常尴尬,但其仍然保持着较强活力的事实却不可否认。由于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与国家刑事制定法遵循着不同的法理念、人们对罪刑法定原则之形式侧面的过分强调以及对法治形成机理和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简单理解,使得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存在着不可调和之处。从国家刑事制定法的立场出发,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确实存在着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在补偿被害人、限制死刑和贯彻刑法的谦抑性等方面却发挥着国家刑事制定法难以发挥的作用。通过强制适用国家刑事制定法来革除或破除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的做法是不合适的,也是危险的;只有建立刑事和解制度,将少数民族犯罪纳入刑事和解的范围,才能为国家刑事制定法渗透与整合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提供有效途径。     

论村民自治中的直接选举

村民自治必须确立直接选举原则,文章从直接选举在村民自治中的地位、直接选举的实质以及竞选在直接选举中的价值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论村民自治在宅基地腾退中的作用

宅基地腾退作为城中村改造浪潮中涌现出的新模式正逐渐显现出其在推动土地制度改革中的强进势头。宅基地腾退不同于征收的最主要区别就是其采用村民自治的方式完成。村民委员会是体现村民自治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村委会牵头制定腾退方案并主持召开村民会议或授权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多数表决通过腾退方案,自行收回宅基地及地上房屋,从而除去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一切负担,为后续的城镇化建设开辟阵地。村民自治则贯穿在腾退方案的制定与通过、腾退对象与补偿的确定等环节中,并与政府指导、扶持有机衔接与良性互动,内外合力保证城中村改造的有序开展。     

论村民自治中的直接选举

扩大农村基层民主 ,保证农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 ,必须坚持“直接选举”原则。直接选举是农村基层直接民主的首要内容 ;坚持公正、自由、真实的法律精神是直接选举的实质所在 ;竞选是实现直接选举的重要形式     

论村民自治中的和谐建构

本文首先对村民自治的内涵进行了分析;其次,提出了村民自治建设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村民自治组织是和谐社会建设的载体;最后从乡政与村治的和谐、村民自治组织中的党政和谐、人与制度的和谐三个角度分析了村民自治中的和谐建构问题。     

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犯罪社会控制中的习惯法——以法律人类学为视角

我国复杂的民族状况决定了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犯罪控制的特殊性及难度,少数民族习惯法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应当在我国民族地区发挥预防犯罪的社会控制作用。在少数民族地区犯罪的社会控制中,民族习惯法应当成为少数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法治构建中的重要资源。     

村民自治与居民自治的差异分析——以“让农民上楼行动”为例

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在治理基础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即在依赖实体、地方性规范、社会秩序和人情交往等方面并不相同,如果忽视了二者之间的差异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例如"让农民上楼行动",在治理基础未变的情况下改变治理方式,可能会给农村社会的稳定发展带来一些弊端:破坏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引发了农民因上楼致贫,造成了基层政府的管理困境。本文通过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的差异分析探讨了"让农民上楼行动"的弊端,旨在提醒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不要盲目地推进城镇化。     

村干部“公职化”与村民自治

李勇华在《东南学术》上撰文认为,当前政府给村干部发报酬的越来越多,而村庄是一个法定的自治组织,不是政府性行政组织,     

村民自治的规范与法理——兼论村民自治规范体系的完善

我国村民自治规范体系由法律、党的基层工作规则以及乡村非正式规则等构成。村民自治在规范和理念层面的变迁深刻地反映了乡村治理中不同主体的权力/权利诉求,反映了基层治理从运动式、组织性的总体治理向发扬基层民主、注重个人权利的依法治理的转变。在主体、规范和机制方面,村民自治存在主体错位、规范缺失、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规范村民自治、提升治理效能,要基于乡村实际,以修订《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契机,完善党的基层领导机制、规范政府权力运行、协同村内各类型主体关系、推进自治单元改革等条款,完善规范体系,强化内生自治的法理,实现“乡政”与“村治”的结构耦合和功能衔接,推进村民自治和乡村治理法治化。     

论村民自治中的“贿选”现象及其对策分析

村民自治是实现农村基层民主的主要形式,村委会选举是实现村民自治的主要方式。"贿选"是村委会选举过程中的腐败现象,严重危害农村基层民主的实现和村民的直接利益。治理"贿选",应该做到标本兼治: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是治理"贿选"的根本措施;制定合理有效的法律法规,完善监督程序,是治理"贿选"的关键所在;不断加强对村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实现其权力行使的有效性,是治理"贿选"的有效途径。     

农地纠纷、村民自治与涉农信访——以北京市调研为依据

涉农信访在整个信访总量中所占比重最大,其基本上以农地纠纷为内容。以保障村民自治为己任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实施过程中被误用或滥用,这成为诸多农地纠纷的始作俑者。法院面对农地纠纷止步不前,农民转而求诸信访,但信访无法亦不应该成为解决农地纠纷的主要渠道,信访不能代替司法。信访工作当前面临制度困境与功能异化的现状,需要从正确厘定其与司法的关系出发,使回归本位,并发挥最大功效。     

论村民自治中的“贿选”现象及其对策分析

村民自治是实现农村基层民主的主要形式,村委会选举是实现村民自治的主要方式。“贿选”是村委会选举过程中的腐败现象,严重危害农村基层民主的实现和村民的直接利益。治理“贿选”,应该做到标本兼治：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是治理“贿选”的根本措施;制定合理有效的法律法规,完善监督程序,是治理“贿选”的关键所在;不断加强对村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实现其权力行使的有效性,是治理“贿选”的有效途径。     

村民民主自治遭遇“红头文件”

2009年1月14日,浙江省宁海县原翻身村的社员比过年还要兴奋,村民要进行社管会直选.早晨6时,全村的男女老幼就陆续来到村老年协会,领选票、填选票、投选票. 当天下午,5名社管会成员直选结果出笼,除了一人是原村委会成员外,其他均是普通村民.社长在5名社管会成员中选举产生,选举结果当即公告.     

农村宗族势力的时代变迁对村民自治的影响——以山东省临沂市河湾村为个案

以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先导的改革浪潮将中国农村带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时期,由此乡村治理开始了各种各样的改革与创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村民自治成为农村治理的基本模式和主要途径。因国家政权只延伸到乡镇一级,形成了＂乡政村治＂的治理格局,使国家基层政权对农村的控制力减弱,导致农村出现了政治真空。加之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农村宗族势力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成为影响村民自治的重要因素。本文旨在探究宗族势力的时代变迁对村民自治的影响,以确立对待新时期宗族势力的正确态度。     

“村民自治”显成效

为实施依法治国方略,贯彻落实《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推进依法治县进程,近年来,四川省通江县把柯民自治工作作为稳定农村荼大局、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大事常抓不懈,取得了一定成效。 第一,加强领导,全面部署。１９９９年初,县政府发出［１９９９］６６号、６７号文件,对村民自治示范县的创建工作作了安排部署。县委成立了田县长任组长、１５个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村民自治示范县领导小组;各乡（镇）也成立了领导小组,并向县政府报送了《村民自治示范乡（镇）创建规划》。同时,各级都将此项工作纳入年度…     

我国村民自治地方立法的合法性问题研究——以70余部省级立法为分析样本

我国制定了大量村民自治地方立法,为村民自治实践提供了较好的法律保障。在立法依据、立法主体、立法内容和立法程序等方面,这些地方立法在总体上具有较好的合法性,质量较高,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对合法性产生了不良影响。今后的村民自治地方立法中,应注意增强立法的合法性。     

浅析藏族婚姻习惯法——以果洛藏族自治州为例

婚姻习惯法是藏族习惯法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藏区的审判制度变化使藏区的婚姻习惯法的内容和特点具有显著的地域特征。社会生活的多元化、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是法律多元化存在的重要原因。藏族的习惯早已融入了法律成分。我们认为,应当在维护多元文化的前提下,承认民族习惯法对于国家法律的补充作用。对于如何在藏区把民族习惯和民族规范融合在一起,是我们目前需要探讨的问题。     

行政诉讼在解决村民自治纠纷中的利弊及出路

近年来 ,我国实践中将部分村民自治争议纳入行政诉讼的途径 ,这种做法有其积极的意义和合理性 ,但其不足也是显然的。解决村民自治中的权利纠纷应当分清争议的性质 ,在行政诉讼推动进入司法途径的基础上 ,尽快建立宪法诉讼制度 ,将司法审查制度引向深入。     

法律政策在民族地区的适用——兼论国家法律政策与少数民族习惯法的适用互补

少数民族习惯法在少数民族地区渗透于少数民族人民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其特有方式调整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关系。这些习惯法有许多和国家法律政策存在一定的冲突,但又有着国家法律政策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如何发挥少数民族习惯法的作用,调节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关系,促进民族地区的社会和谐,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指出人民调解制度就为国家法律政策与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冲突的相互协调找到了稳妥地解决方式。     

布依族习惯法的表现形式--以紫云麻山地区布依族为例

在布依族聚居区，布依族习惯法作为与国家法并存的行为规范体系，它通过自己独特的形式表现出来，其中五老会议规则、郎邦郎约、宗教禁忌等成为布依族习惯法的主要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