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发展与国际法治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兴起使国际法装备了"牙齿",降低了其"弱法"性质带来的负面影响,为实现国际法治提供了最具强制力的保障。其审判实践使国际法规范进一步"实定化",突出和强化了国际法的"制裁"功能,增强了国际法整体特别是国际人权法与国际人道法的效力和实效。假如能够突破和超越诸如"合法性受质疑"、"缺乏普遍性"和"选择性司法"等局限性,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发展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促进实现国际法治。     

联合国在推动国际法治建设中的作用

联合国作为全球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在推动国际法治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联合国法治包括国际层面的法治、冲突与冲突后社会的法治和以发展作为长远框架的法治三个方面。在国际层面,联合国的法治行动和成就主要体现在:确认法治作为全球治理的核心价值和原则,确立联合国法治行动的国际法基础,推动国际法的编纂和发展,发动各国普遍参与多边条约,加强国际法的实施与执行,促进国际争端的司法解决。     

个人在国际司法机构中的地位之比较研究

个人在国际司法机构中地位的上升是国际法院与法庭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在传统的国际法上,国际司法机构是一个只有主权国家才具有诉讼权利的领域,但近几十年国际司法机构的快速发展使这种状况大为改观。现在,国际审判已经不再仅仅是由国家所垄断的事务,因为越来越多的国际法院与法庭允许非国家行为体尤其是个人的参与。在一些国际司法机构,与个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有关的案件占据了压倒性的地位。这既是国际法治的突出成就,也反映了国际法的新发展。本文拟对这一新的发展进行分析。概说:个人在国际司法机构中的地位的几种情形笔者认为,在广义上,目前世界上运行中的国际司法     

主权豁免的中国立场

近期各国与国际机构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再一次凸现了主权豁免问题的重要意义。在准确把握当前状况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在强国之路上的方向选择与利益界定,确立中国对于主权豁免的基本态度和具体模式,对于中国深度参与国际合作具有重要的方向确立和实践指引意义。从各国立法与司法实践的基本趋势以及国际立法实践的导向上看,限制豁免将会成为国家豁免的主流模式。而从很多学者所倡导的国际法人本化的立场而言,绝对豁免的主张更多地带有前现代国际关系的痕迹,而不符合全球治理时代的要求。限制豁免、并在未来的发展中缩小豁免的空间是可以判定的主权豁免在国际法治进程中的伦理选择。中国在以往的涉外法律实践中总体坚持绝对豁免立场,但也在一些国内立法和国际条约中体现了不同的态度。从绝对豁免的模式转换到限制豁免的机制,不仅更有利于体现中国在国际法上与时俱进的精神,也更有益于维护中国自身的利益。     

《外国国家豁免法》的司法功能与话语功能

我国的《外国国家豁免法》立法进程和文本是国际法学研究者和外交、司法、立法等实践部门积极、良性、持续、有效互动的见证和成果。我国在该领域的理论与实践立法体现了中国学术研究和涉外事务对于豁免问题的深刻思考,以及对此领域国际社会优秀成果的借鉴。这一立法既具有司法层面的功能,更具有话语表达方面的功能。从司法功能上看,这一立法确立了我国对于外国国家行为进行管辖和评价的基本立场,使得我国司法机关有机会对外国国家及相关行为进行定性和评判,在具体案件中有机会维护我国公民法人和非法人团体的诉权。从话语表达功能上看,这一立法代表了我国积极推进涉外法治的信心和决心,意味着我国在涉外法治领域丰富和完善了法律工具箱,更加充分和有效地认可和保护人权,为世界各国司法权力的均衡使用提供了规范基础。我国外国国家豁免法的颁布实施,对于一个更为注重人权和法治的大国而言,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和谐语境中的国际民事司法协助考量

和谐强调一种更高要求和层次上的配合,其意味着冲突的消弭,而国际私法以解决法律冲突为根本任务,其中的国际民事司法协助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体现了这一价值追求.和谐与国际私法是否存在联系?存在怎样的联系?其作为一种价值范畴对于国际私法是含是可欲的?带此疑问对国际私法中程序法领域的国际民事司法协助进行具体制度上的考量,以期获得一种对和谐与国际私法内在关系上的认识.     

国际海洋争端解决中的“司法造法”问题——以“南海仲裁案”为例

作为国际司法裁判进程的“副产品”,国际法上的“司法造法”问题因为国际争端解决的“司法化”趋势而日渐突出.在对国际法进行解释和适用的过程中,国际司法机构不时突破正常的司法职能,事实上修改或创设规则,从而对国际法的发展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在“南海仲裁案”中,虽然国际仲裁庭在多个方面进行了大尺度的“造法”工作,但囿于正当性、公正性和政治化等方面的结构性缺陷,这一“造法”活动价值有限且有损国际法治.相关裁决不应成为国际法上可资援引的“先例”.     

国际准则视野下的媒体与司法关系基本范畴

对于司法和媒体的关系,可以根据国际公约和国际准则去确定其具体规则。司法独立和表达自由是民主社会中同样重要的价值,两者都是国际公约规定的基本价值,但表达自由是其他一切权利的基础,所以国际规则规定,只有在必要的时候,司法过程才能限制媒体的报道和评论。在审判前,只有为了防止妨害无罪推定的情况出现才能对媒体进行限制,但司法机关对信息的公开则要综合考虑社会秩序、当事人权利、防止预断等因素来决定。在审判中和审判后媒体都可以对司法进行报道和评论。媒体与司法关系国际准则的基本内容包括:媒体接近司法权的国际准则、法官个人与媒体关系的国际准则、检察机关与媒体关系的国际准则、律师与媒体关系的国际准则、记者拒绝作证权的国际规则、媒体报道和评论司法是否入罪的国际准则。国际准则处理媒体与司法关系的基本策略是:鼓励对言论自由优先保护、鼓励司法与执法机关向媒体提供信息、鼓励媒体通过自律体现对司法的尊重和理解、主张确立媒体与司法机关的冲突协调机制。     

刑事程序法治话语的中国解读——由《送法下乡》展开

《送法下乡》中"刑民不分"的研究范式本身就存在局限性,忽视了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本质区别;从"实用主义"出发以实然挑战应然的话语逻辑是十分危险的,拘泥于这种强调人治的传统文化结构中,几乎不可能探寻出程序法治的进路。对于刑事司法改革,我们应当保持开放的话语姿态,正视刑事诉讼的普适性价值追求,往返于中国问题与国际准则之间,进一步推动试点改革取代变法逻辑;从司法中发现问题,在学理中分析问题,再回到司法中解决问题,藉此构建中国语境的刑事程序法治话语。     

“关系文化”中的司法独立

法治的实现要求法律权威在社会的确立,这离不开高效、公正、独立的司法机构.司法改革在中国的推行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抛却其他因素,司法体系同样置身与中国庞杂的关系网络.因此,此种"关系"的切断尤为重要,应加速法官的精英化,推进程序正义的实现,规范司法职业伦理以加速司法改革的进程,从而以相对独立的司法体系带动观念的变化.     

浅论法治中国与国际法治

法治是国际法治以及一国治国理政的根本方式,也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必然选择.“法治中国”理念的提出对于中国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法治中国的建设既要遵循国际法治发展的一般规律,又不能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国情.国际法治的发展,要求法治中国以更加开放的视野和胸怀,参与国际经济、法治新秩序的建设,并不断增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     

法治社会和司法公正——从黄静案说开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体现,法治社会强调三权分立与制衡,其中司法公正对于法治社会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从黄静案说开,试探讨该案所折射出的司法公正的问题,为什么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会有如此多的民众关注案件,并质疑中国司法的公正,司法公正为什么受到质疑,案件本身体现出了哪些问题;进而简要探讨在目前司法改革整体趋势下,应从哪些方面着手促进司法公正。     

朋友，请鼓起勇气——国际司法桥梁总裁谢家伦女士在“第六届中国律师论坛”上的演讲

很荣幸今天来到这次盛会,与你们共同探讨一个共同神圣的理想,通过法治构建中国的和谐社会。我想要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特别是刘桂明总编,感谢山西省人民政府,山西省律师协会,感谢你们对国际司法桥梁的欢迎。自国际司法桥梁与2001年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们受到了你们中很多人的热情欢迎,很高兴在这个重要的时刻与你们同行。     

贸易公平与国际法治：WTO多哈回合反思

公平贸易意味着在实力对比和历史发展的维度超越自由贸易的理论与政策，透过形式上的平等去实现实质和结果的公正。公平贸易是国际法治在经济领域的体现和必然要求，也需要国际法治的宏观环境保障其真正实现。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作为国际机制，既表明了成员实力在其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也体现出对于成员的指引和制约。因此，基于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和观念的建构作用，这一国际机制有可能符合公平正义的伦理，从而在经济领域逐渐积累法治的特质。由此可以看出，通过良好的谈判策略和发展中成员的团结，公平贸易有可能部分实现。     

国际司法合作：在中国的蓬勃发展

在中国．国际司法合作规则的引进是从对外签署有关的国际条约开始的．1987年．中国分别与法国和波兰缔结了双边司法协助条约(协定)，这标志着在中国建立国际司法协助制度进程的启动。根据中国《宪法》和《缔结条约程序法》的规定，有关司法协助和引渡的条约或协定应当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在获得批准后则具有法律的效力。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国际法治意涵

深入研究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有关国际法治的内容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内容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理念,该理念具有丰富的国际法内涵和重大的国际法意义.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国际立法、执法、司法理念主要包括推进国际立法民主化、国际执法严格化、国际司法公正化.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国内法治与国...     

明确地位积极引导促进中国私家侦探业的规范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不断完善,随着中国司法改革和法制建设的不断深入,我国一些经济相对发达和司法改革相对彻底的地区相继出现了一批游离于现行法律之外的一批非国家性质的民间侦探机构,俗称私家侦探。私家侦探机构的存在和不断发展,体现了一种社会需求和法治改革的一个方向。本文就如何正视中国私家侦探机构,如何采取有关措施促进中国侦探的发展提出了相关见解。     

媒体与司法关系的中国问题及程序上的应对——对几起“记者被抓”案件的省思

法治发达国家在司法与媒体关系的制度安排中,体现了司法对媒体最大限度的尊重和宽容,力求新闻自由和公正审判之间的价值平衡。在中国,不成熟的传媒与独立性不足的司法,共同面临着强大行政权力的干扰。司法应为媒体提供保护是中国媒体与司法关系的特殊问题。刑事诉讼程序应为被追诉的媒体人提供如下司法保护:以变更司法管辖规避媒体被追诉者的诉讼风险;以构建审前司法裁决机制为依托实现对被追诉媒体人的保护;强化上诉审对媒体被告人的程序性保护功能;运用司法裁量权实现对媒体被告人实体利益的保护。     

审判中的司法责任浅析

审判中注重司法责任制,加强法官队伍的建设,对于保障公平、公正及法律的正确实施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对于任何一个案件的审理,法官是否做到了公平公正,是否以负责任的态度去对待原被告,这是一个法治水平的体现,也是司法行为是否规范,司法是否公正的一个重要因素.保障审判中的司法责任问题,就应该在全面了解的基础上去不断的完善之,让每个人都感受到法治的公平正义.     

从保护人权的角度分析国际辩护律师职能豁免

近年来国际辩护律师在国际刑事司法机构上履行辩护职能而遭国家干涉的情形日益增多.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法庭规约中均未明确包含国际辩护律师豁免问题的条款,这为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正常运作留下不确定因素.通过分析国际性与区域性国际法律文件,探讨该问题的人权保护法理基础,国际辩护律师职能豁免应该得到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