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

杨永纯:中国反腐彰显全球治理视野从全球来看,腐败的蔓延愈来愈超越文化、国界、制度等领域。因此,中国的反腐败,也是深度参与全球腐败治理的表现。十八大以来,中国将腐败治理提高到跨国事务管理和全球性问题应对的国际法治高度,积极参与并不断提升在全球腐败治理和国际法治过程中的话语权和责任感,国际主要经济体对腐败本质、蔓延侵害、协同治理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中国的法治反腐也因此取得了国际的善意认可。(摘自《人民日报》)王子墨:管住家属须制度配套若要真正管住领导干部家属,就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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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李建华: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心聚力功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凝心聚力的功能。目前国家治理的很大缺陷在于制度体系的不够完备,不够完备的制度或者制度体系不仅给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而且极大地增加了治理成本,降低了国家治理能力,严重削弱了国家治理的效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国家治理制度的整合提供了价值共识,它所具有的凝心聚力功能,能从思想认知、精神价值上为消除制度碎片提供公认的标准和强大动力。(摘自《光明日报》)     

中国农村治理变迁与获致司法正义——“法律赋能”的启示

在治理结构的变迁中农村获致司法正义遭遇了困境。这包括司法服务能力虚浮、政权内卷化和存在治理真空、农村法律精英缺失,以及现代法律制度挤压传统治理规则等。从法律赋能的角度理解,农村获致司法正义实现的重要障碍在于农民法律权能的流失。因此实现农村的获致司法正义,不能仅靠法律制度和法律设施的建设,更需要对农民进行法律赋能。尊重非正式制度、发展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培养农村社区法工等都是可行举措。     

“法律文化与法律价值”栏目建设与选题

社会主义法律文化的培育是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法律文化的现代转型和对法律价值的人文化认识，就不能实现依法治国的方略。我国社会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带来了我国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特别是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治国方略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型，法律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突现。     

伦理关系与契约关系 关系社会与市民社会——从人与人的关系解读中西方法律文化传统的差异

文化是历史凝结成的人类稳定的生存和发展模式。作为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制度,其也深深地受到文化传统积淀的影响。中国和西方具有不同的文明史,在法律的文化供给上也有很大的差异,而这一差异的基点便在于中西文化怎样解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论改革与法律权威的关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1)。全面深化改革是要完善现行的制度、体制和机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要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即维护由宪法和法律所确认或者规定的制度、体制和机制的权威。两者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张力。因此,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既能够保证改革的全面深化,又能够保证法律的权威不受损害,是我国现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分析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作为法律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对当今的社会生活正在施以其潜在的影响力。本文从探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入手,分析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社会功能,并深入寻找其在当代社会存在的现代价值和缺陷,希求能找到其与现代法文化相融合的切合点。     

中国古代良法善治的思想源流、制度表达与当代传承

先秦儒、墨、道、法四家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实现良法善治的不同治理方式。自秦以降,历代统治者在吸收先秦诸子思想的基础上,阐发对良法善治的追求。在良法善治的制度表达上,中国古代形成了体现传统伦理等级的立法创制,追求慎刑与恤刑的司法实践,重视社会教化与调处息讼的治理经验。古今对良法善治的追求有共通之处,在当代的法治实践中,应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精华,借鉴古代良法善治的经验与智慧,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转型期建立我国政府微观规制的制度基础分析

政府微观规制总是建立在一定社会基础之上。文章从经济体制基础、法律体系和行政体制基础及社会文化基础等方面分析了转型时期建立我国政府微观规制的制度基础及存在的问题,并相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政府微观规制的制度基础将越来越好。     

法治与德治：是互助更是共行

一、法治和德治的内涵法治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模式,是指人们通过或主要通过法律对国家的治理而求理想社会的实现。法治是法律文化中的重要内容,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法治的核心是强调社会治理规则(主要是法律形式的规则)的普适性、稳定性和权威性。现在意义上的法治并不是中国文化的产物,而是来源于近代西方法律文化,但其精神和传统可以上溯到古希腊。古希腊尤其是雅典的城邦民主和法治达到古典世界的辉煌,其在公民范围内实现了较为彻底的民主和法治,但人的等级性划分和奴隶制度的存在,又使它与现代世界的民主和法治有了分野。然而,即…     

律师职业与社会条件关系论析

现代社会里，律师在协助社会主体认识法律权利、正确行使法律权利和救治被侵害的法律权利，促进社会法律秩序的建构中，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当我们用法哲学的眼光来审视与律师职业相关的若干社会条件时，我们不难发现，无论过去或现在，社会条件不同，律师职业的外在样式和内在机制表现便存在差异。因此，研究律师职业与不同社会条件的关系，揭示其内在规律，对于加强对我国社会结构类型的改造，促进我国律师职业的改革和完善，使其更好地为我国社会服务，具有重要意义。为此，笔者试从与律师职业密切相关的若干概念范畴出发，对此进行探讨。     

我国社会救助权保障的现状及其实现路径

在现代社会．公民享有社会救助是法律规定的基本权利，社会救助是政府的法定责任，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保障。为了使作为《宪法》权利的物质帮助权转变为具体法律权利。国家有必要通过立法建立社会救助制度。而社会救助立法的逻辑起点和最终归宿又可以归结为社会救助权的保障与实现。     

权利的人本主义解释

以人为本意味着个人主体性的凸显以及对于他人主体性的尊重。个人对其利益的追求促使人们积极地改变社会,而权利是个人利益正当化的依据和体现,是利益的法律性表述。社会正义的实现与社会和谐的保障依然离不开个人权利的昌明和社会权对弱者的保护。权利观念中渗透着个人主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体现出法律对于＂自尊并尊人＂和＂互为主体＂观念的保护。以人为本实现的基础就是法律的现代化,要实现法律现代化就必须重视现代法律文化系统的建构,而现代法律文化系统的根基就是权利意识和国家对权利的有力保障。     

变法,法治建设及其本土资源

<正> Ⅰ.在关于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法治的讨论中,许多学者主张,政府要运用国家强制力尽快建立一个现代的法律体系,以保证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同时主张更多并加快移植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制度,即所谓同国际社会“接轨”。我在本文中称这种强调政府运用强制力规制经济和社会的法制建设模式为“变法”模式。 这些观点并不错,而且在实践上也促进了中国的法治建设,但在理论上有一些重大弱点,并在实践上可能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首先,这种观点的理论基础是,法律是一种上升为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的意志,因此要利用法律这种工具来规制社会。这样的理论似乎符合我国     

网络公共领域发展与新型政社关系建构

现代思想家在关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问题上形成了社会本体论与国家本体论两种不同立场,但实际上,无论是强调市民社会,还是强调作为最高公共机构的国家,其背后所关注的问题都指向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是指公共讨论涉及国家活动并能形成公共意见的领域,其核心是通过媒介形成的、能够主导社会舆论的意见场域。互联网的兴起引发传统政社关系的巨大变迁,最显著的表现就是由于社会化媒体的发展所产生的新型网络公共领域。要建构适应互联网时代需要的新型政社关系,需要对网络政治公共领域进行治理,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府要找到不同网络社群对话的合意空间,并成为网络舆论规则的制定者、公共议题的设置者和公共规则的维护者,从而形成具有正能量的网络舆情,以此来掌握文化领导权。     

新《预算法》的得与失

[编者按]1994年我国开启分税制改革,旨在纾解中央财政困难,《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的颁布与之相契,共同构建财税体制。20年来,预算法在规范政府预算管理、推进依法理财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旧预算法已不能适应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政府财政自由度过大,地方政府财政保障能力不足,人大监督职能难以发挥,预算制度亟待改革。在党中央部署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的修订工作大大提速,2014年8月3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公法、私法与经济法

<正> 公法、私法的划分,始于罗马法时代。而把这种划分与经济法联系起来,则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我们面临着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重大任务,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重新认识公法、私法划分的价值及其对经济法形成的影响。 一、划分公法、私法的标准 1.几种有代表性的见解 关于划分公法、私法的标准,法学界看法不一,主要有如下几种学说: 一为利益说(目的说),即以规定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为公法,规定私人利益的则为私法。     

媒体

正人民日报:实现依法治国的历史跨越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我们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关系我们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新华社:为建设法治中国而奋斗     

简论社会自我管制

社会自我管制是社会自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现代社会法律治理与社会政策提供了又一重要渠道.社会自我管制的定位是社会自治机制,它不同于传统的管制权威,社会自我管制是法律治理与社会政策相结合的-种社会治理模式.     

张晋藩先生关于史鉴价值的思想

张先生学术研究的目的不仅在于认识历史,还体现出现实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张先生很早就提出,中国法律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在课题的研究中,张先生本着中华传统法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原则,系统研究和总结了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史鉴价值和借鉴意义,涉及“民惟邦本”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立法、执法、司法、普法教育等很多方面,这些方面实际上也是张先生对于如何使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与当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相结合的系统化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