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两岸关系的张力与极限

台湾问题何时可以解决?如何解决?这是一个长期困扰两岸政界与民间社会、却又很难回答的问题。1979年元旦中国大陆方面发表《告台湾同胞书》、1984年邓小平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六点政策主张、1987年台湾方面宣布解除“戒严”,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1990年11月台湾方面成立“海峡交流基金会”、1991年12月祖国大陆方面成立“海峡两岸关系协会”、1993年“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与“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会谈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几点思考

2012年是中国实施“十二五”规划的第二年，也是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年。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如何解决好经济体制变革、社会结构变动、利益格局调整、社会矛盾多发带来的复杂问题和严峻挑战，关系到中国能否抓住并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关系到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顺利实现。为此，本刊专设“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探讨”栏目，围绕中国在发展中遇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约请专家撰写系列文章，从不同侧面加以探讨和研究，希望能从相关国家的做法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为国家决策提供参考。     

世界基本矛盾与国际政治格局——于洪君博士访谈

如何分析当前世界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新世纪国际形势的主要特点何在?当前世界面临不安宁因素的主要表现是什么?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形势的基本趋势如何?近来围绕这些问题,本刊发表了不少文章。当前进行的伊拉克战争为我们观察和分析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平台。为了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主任于洪君博士。下面是他与本刊记者的谈话。     

成长不可无书——关于读书

在不久前各大传媒刊播的“中华好风尚:公益主题广告中”中,一张大报刊出了这样一则广告: 这是中央电视台记者在采访中与一个西北放羊娃的对话: “你每天干什么?”“放羊。”“放羊为了什么?”“挣钱。”“挣了钱呢?”“娶媳妇。”“娶了媳妇呢?”     

人人都是“万花筒”

一九八三年,美国波士顿南城出版社的编辑与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发生了如下的一段对话——编辑:“你认为你自己本质上是作家?社会批评家?还是未来学家?”托夫勒:“这是一个不太好回答的问题,因为说我是‘作家’、‘社会批评家’或‘未来学家’的这种概念只是从一个方面来谈的。也可以说我是一个幸福的丈夫,自豪的父亲,一个身长六尺的男子汉,一个飞行员,儿子,兄弟,电影观众,纳税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美国人。我的哪个方面适用于你的提问呢?这个问题又是在哪个具体时间里提出的呢?”编辑:“你是如此变幻莫测的吗?”     

抱怨是权利,但不能成为性格

8月14日,复旦大学光华楼东辅楼102报告厅100多人汇聚一堂,出席《南风窗》和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上海笑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新新中国,走向世界"公民论坛。在《南风窗》的邀请下,前驻法大使吴建民、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教授庄礼伟、上海国际金融学院院长陆红军和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邓正来等发表了演讲。论坛的主题之一是"如何让民众不抱怨"。众所周知,当前社会各种矛盾比较尖锐,官民矛盾比较突出,民众的怨气比较大。正如演讲嘉宾之一的庄礼伟教授说的,让人与人之间有对话的公共空间和场合,面对面坐下来交谈,包括有文凭和没文凭的人可以平等进行对话,"这是中国的希望所在"。《南风窗》也正是本着这种认识,主办了这场论坛。现将本次论坛中"怎样让民众不抱怨"的相关发言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世界向何处去?——卫建林同志访谈

世界向何处去?这是摆在每一个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问题,也是本刊和广大读者共同关心和探索的问题。毫无疑问,世界将按照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前行。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从来都是曲折的、不平坦的。如何在当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历史条件下,把握世界发展的大趋势,这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和作出回答的问题。新年伊始,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顾问卫建林同志向本刊畅谈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现刊载如下,以飨读者。     

拉封丹算账了:德国社民党现在只是一个空壳

德国《南德意志报》记者在德国社民党前主席拉封丹宣布退党并加入“选举替代”①之际,同他进行了一次访谈。在访谈中,拉封丹解释了他为什么要加入“选举替代”,他将如何与民社党前主席居西合作,他如何看待施罗德等问题。这对了解拉封丹乃至新左翼党的纲领有一定帮助。下面是访谈的主要内容。记者:在几年前的一次访谈中,有人问您:“有些同志认为您站在民社党一边。”您那时回答说:“民社党现在变得荒谬可笑了。”而您现在却要进入民社党的开放式候选人名单参加竞选。您自己也变得荒谬可笑了吗?拉封丹:时间已经过去几年了,我们处于一个全新的…     

八大军区司令对调前后——一位总政老将军的回忆

《175个将军是怎样“解放”的》在本刊1月号发表之后,引起了社会上比较热烈的反应。不少读者来信提出了一些希望进一步了解的问题,比如:175个将军“解放”之后,还有什么曲折或反复?再比如:田维新将军是怎样一个人物?“总政”这一要害部门在“文革”风雨之中是如何动荡的?等等。为此,本刊编辑部特约请《175个将军是怎样“解放”的》作者谢国明,写作了以下的续篇。     

于建嵘:回应他们的存在

<正>生活处于下层也并不意味着一定失意,但失意的阶层往往诞生于下层。中国社会的快速变动和加剧固化催生了新的下层群体,这些新的下层群体无论在自我认同还是行为逻辑上,都与传统划分中的下层特征有了很大不同。如何看待新的社会格局,从制度层面回应他们的诉求?本刊记者就此访谈了中国社科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变化《南风窗》:今天的社会下层似乎在壮大,加入了一些新的人群。他们是这个社会中最失意的群体吗?     

一个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在中国以及"中国学"盛行之地,"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这一名字远较他的英文名字更具知名度。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费正清的"中国学"影响非凡,费正清与中国人交往极深。蒋介石为什么会丢掉中国大陆?毛泽东有着什么样的缺憾?为什么"延安访问团"没能扭转美国对中共的政策?中国人口将来是否倍增?邓小平领导的中国变革将会走向何方?中国将如何走向公民社会……在《费正清中国回忆录》中,费正清记录了他     

《简氏》专文评述中国国防现代化最新前景——解放军迈向2008

当前,全军正在加快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军事变革,为实现我军从机械化向信息化的跨越式发展献策献力。那么国外对我军的此次军事变革持何种态度和看法呢?英国权威军事评论杂志《简氏防务周刊》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从与俄罗斯的关系、对台湾问题的处理、以及三军当前及未来的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本文内容不代表本刊的观点,希望广大读者加以辩证的分析和思考。     

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与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然而环顾“9·11”事件以来的国际形势,恐怖主义的危害没有消除,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又有新表现,中东地区的局势更加紧张动荡,战争甚至有一触即发之势,某些局部冲突时起时伏,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大国关系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动和调整,世界还很不安宁、很不太平。为什么说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究竟应如何理解时代主题与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的关系?     

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新社会因素"--严书翰教授访谈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①这一普遍规律也适用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新社会因素”?为什么当代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会不断形成这些因素?这些“新社会因素”是否改变了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性质?它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什么影响?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中央党校科社教研部主任、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严书翰教授。下面是他与本刊记者的谈话。     

炒了一次“内部股”

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今日的社会,一日千里。古老的“三百六十行”已远远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于是,更多的新行业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发展壮大。“经纪人”,便是一个新的行当。股票经纪、期货经纪、楼市经纪、文化经纪……从地下,到公开;从偷偷摸摸,到光明正大;从凤毛麟角,到与我们的生活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刊曾断断续续发表过一些介绍经纪人的文章,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兴趣。从本期起,我们将专辟栏目“经纪圈手记”,介绍他们的工作、生活,反映他们的艰辛、苦乐。欢迎广大读者提供信息,欢迎各行各业的“经纪”提供稿件素材,让我们共同把这个栏目办好。     

中国的政治传统与发展

以群体性事件为代表的社会运动,正成为转型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那么,近现代中国社会运动形成的遗产是什么?对今天的社会运动有什么影响?2008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于建嵘教授应美国著名中国问题学者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教授的邀请访问美国。双方就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农民起义、共产主义革命所形成的政治传统、以及当前中国的政治文化与发展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现将对话整理摘编成文,供读者参考。     

“超国界公司”猎取人心的全球征战

如何“走出去”?如何面对世界上多种文化、价值观与行为、语言,找到东、西方共同之处,一起创造价值,消除隔阂,共享成功?作为中国21世纪的企业家,怎样把握这个新时代“趋势”,完成在信息工业中“走出去”这一使命?复杂的文明问题,多变的地缘政治,也许是历史与政治家的事情,但是从“趋势”这个代表着儒家文化、同时又最国际化的中国人企业,我看到了这个时代问题的一些端倪与答案。——田溯宁(中国网通总裁)     

希望的起点

最近一段时间,上海浦东开发与广东进一步开放,成了国内外注目与议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浦东开发表明改革开放战略东移了吗?广东与浦东是否存在“对峙”?浦东“外热内冷”是怎么回事?广东在90年代中的地位与作用如何?就这些问题,本社社长曹淳亮、编辑部主任谭启泰与正在广东调查的《上海法苑》杂志副总编项文忠、执行编辑李浩明进行了一次讨论式对话。有这么一种说法,浦东开发意味着中央整个开放部署开始东移,广东过去十年独占鳌头的优势将被上海取代,因而有一种“失落感”。     

壶江调查——一个福建小渔村的偷渡现象与社会危机

淳朴渔村如何演变为偷渡“重灾区”?究竟多少人已经“出去”?“偷渡文化”带给当地怎样的伤害?     

“普京计划”的延续——2008年梅德韦杰夫总统国情咨文政治内容评析

2008年11月5日，梅德韦杰夫首次发表总统国情咨文。国情咨文发表的背景既有俄格冲突和全球金融危机带来深刻影响的外部因素，也有俄罗斯最高权力更迭后如何解决发展道路继承性的内部因素。尤其让世人关注梅德韦杰夫首份国情咨文的原因在于：2007年国家杜马选举以来，俄罗斯形成的“普京计划”已经成为俄罗斯的治国理念与战略规划，从而使得当前俄罗斯发展的核心问题已经从发展道路的“继承性”转到全面执行“普京计划”上。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