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理论精神的时代性--一种反本质主义视域中的解读

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是邓小平理论的思想灵魂.学界普遍认为解放思想是在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语境中提出的,然而这种阐释在给出答案的同时也容易造成许多困惑.立足于后现代知识语境中的反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可以解构和超越传统解释中存在的现实困境,并更能阐释邓小平理论鲜明的时代性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凸显正义：西方法的精神

法的精神支配着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进行的法律性制度安排,法的精神是一种存在于所有法律当中的价值观念,它来源于对正义的不断追求。渊源于古希腊哲学的正义观是西方法律制度内在的根本观念,它启示和支配着根植于西方文明的法律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每一时代的正义观念都从社会观念的角度引导着法的发展,制约着法的发展,体现在法的制度之中,成为法发展变化的灵魂和精神。     

筑起中华民族新的精神长城--法轮功事件引发的沉重思考

“法轮功”事件给我们以沉重的思考,我们在深刻反思“法轮功”事件的经验教训的同时,有必要深入探索“法轮功”事件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根源,并继而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进一步提高公民的思想素质,塑造以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现代思想观念,筑起中华民族新的精神长城。     

井冈山精神再解读

井冈山精神是中华民族＂脊梁精神＂的重要内核,是当代具有原创意义的民族精神。井冈山精神有丰富博大的内涵。根据江泽民、胡锦涛同志曾有的概括,融合他们指示的要义,井冈山精神的精髓和特征,可再作如下深层解读：井冈山精神的核心是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井冈山精神的灵魂是坚定信念、矢志不移,井冈山精神的基石是依靠群众、艰苦奋斗。新世纪所涌动的时代风貌、时代气脉,仍然需要融会井冈山精神的内核,呼唤井冈山精神的灵魂。     

弘扬民族精神时代精神 构筑核心价值体系

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构成中华民族精神状态、精神支撑和精神动力的核心内容,是中华民族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的不竭源泉。     

契约精神：中国公共行政的价值导向

契约精神是基于现代社会发展要求而必然呈现的一种以实现人类基本价值为依归,包含平等、自由和人权等一系列价值命题的民主精神,反映了人类理性的价值追求。当代中国由于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在公共行政领域存在契约精神的缺失,因此,把契约精神当作当代中国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和基本理念来加以倡导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再谈遵义会议——刍议遵义会议精神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90年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转折。其伟大转折意义在于正确地改变了党中央领导核心、改变了党的思想路线、改变了党的军事路线。遵义会议精神内涵可以初步表述为：坚定信念,忠诚革命;坚持真理,实事求是;顾全大局,民主团结;独立自主,实现转折。遵义会议精神的当代价值在于,它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格,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精神动力;是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要历史参照;它作为民族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提供了历史之镜。     

殊途同归：“无讼”与现代法治精神之间

“无讼”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要价值取向之一,是当时自然社会条件和社会结构的必然选择。它与现代法治精神具有同样的历史合理性,体现了不同社会条件下人们对以秩序与公正为主题的社会理想的共同追求,但它们在社会现实中有着不同的实践模式。在不同的实践模式中形成了不同的观念:对人的信任与对法的信仰。鉴此,寻求二者契合,进行适度宽容的制度设计,理性选择现代法治建设之路,当是一种明智之举。     

浅谈中国画之"气韵"与"骨法"

中国画几千年的发展史 ,其实也是中国画论美学的发展史 ,前人之述备矣。南宋谢赫的《古画的品录》堪称经典著作。他提出的“六法” ,对中国画的发展与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中“气韵”与“骨法”四字 ,见解精辟 ,高度概括了中国画的深邃博大和所要追求的崇高境界。     

空白罪状之"梳"议

空白罪状是罪状的下属范畴 ,是立法者在刑法分则性条文中对行为要件要求参照相关规范或制度才能确立的具体犯罪构成的类型化表述。空白罪状分为相对空白罪状和绝对空白罪状。空白罪状的存在既有合理性又有不合理性。立法者在刑法分则设置空白罪状时应采取相关的立法技术来减少不合理的成分 ,最大程度的发挥空白罪状的功能和效用。     

民意抑或法意——法官审判中的选择困境

民意主义要求法官像民众那样思考,要善于体恤民意,因为法律是为国家统治阶级而服务的,在我国人民群众就是统治阶级,因此适用法律必须以民意为标准,而法意主义者却主张法官像精英法律人那样思考,视法意如圭臬,因为法治就是法官按照法律进行治理,于是这两种声音的激烈碰撞将法官带入了选择困境。法官应将法意作为判案的终极依据,但又应审慎地对待民意,惟有如此,才能更好的实现正义,造福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