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行政权力与村自治权利的冲突及化解

乡镇政府对村民自治组织的"过度干预",以及村民自治组织的"附属行政化"倾向是当前乡村关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这些现象的根源是国家宏观体制问题。化解乡镇行政权力与村自治权利的冲突必须从改变压力型的管理体制出发,正确区分"村务"与"政务",处理好"行政权"与"自治权"的关系,完善修订《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村民自治视野中乡村矛盾的法理分析

中国的现代化是由政府主导的现代化,村民自治也不例外。所以在乡村关系上,多表现为行政支配型。在支配型体制下,乡村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不断。从法理角度看,乡村矛盾主要表现为:国家对社会的过度侵入,行政权、准行政权对自治权的侵入以及权力对权利的侵犯。     

村委会直选后乡镇对村庄的“行政-庇护”型控驭模式分析——基于山东省X镇的案例

在村委会直选和村民自治的政策背景下，乡镇对村庄既有控驭的现实必要，又受到来自村民自治制度的掣制和村庄的民主压力。对山东省x镇的调查发现，乡镇政府一方面借助包村干部制度和村级财务“双代管”制度两项正式的行政制度介入和控制村庄，另一方面努力通过非正式的庇护主义制度对村干部实施隐性的约束。这种乡镇对村庄的“行政-庇护”型控驭方式，一定程度上修复了村委会直选和村民自治造成的所谓乡村“管理脱节”，同时也缓解了乡村关系“行政化”与村民自治之间的制度冲突和逻辑张力。     

论乡政村治模式下的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

“乡政村治”模式下乡村治理的难题在于“乡政”与“村治”的矛盾，实质是乡镇行政管理权与村民自治权两种权力的冲突。在观念层面上，政府需要转变传统的管制行政理念，村民需要转变片面的过度自治理念；在制度层面上，要明确界定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与村党支部之间的关系；从制度外因素来看，可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协调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之间的矛盾，还可通过乡镇干部与村干部之间的“私人感情”联络推进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有效衔接。     

中国现行乡村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三农＂问题的顺利解决要求把乡村治理好,然而,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却出现了乡村关系不顺的现象,乡镇政府干预村民自治的情况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乡村治理的成效。因此,必须理顺现行乡村关系,健全相关的制度体系,转变乡镇政府工作人员的观念,改革现行政绩考核机制,转变乡镇政府职能。     

后农业税时代乡村治理的困境与破解

后农业税时代的乡村治理,面临乡镇政府职能转变迟滞、村民自治运转失灵、农民利益表达梗阻、乡村公共服务匮乏四重困境。引发困境的因素有压力型体制侵扰、财政体制缺陷影响、公共决策参与渠道不畅、监督制度乏力四方面。合作共治是破解困境的基本进路,应该引入合作治理思维、建构合作型治理机制、完善乡镇财政体制和形成公共服务供给的合作型模式等。     

建立权力授受关系和利益契约关系打造“服务型”乡镇政府

免除农业税之后，乡镇政府职能转换势在必行。乡镇政府实现由威权型、统治型、压力型、汲取型向服务型转变，比较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的设计是在村民与乡镇干部之间建立权力授受关系和利益契约关系。     

压力型体制下乡村治理运行逻辑

本文从我国政府层级中的压力型体制出发,通过对乡村治理演进阶段的分析找出乡村治理的时代特点,进而探究当前乡镇主体和乡村主体是如何应对压力型体制并开展乡村治理活动的。因此需要明确基层政府定位,完善基层政府激励机制,整合村两委思想,培育村民自治文化,最终实现多主体参与共治的新乡村治理。     

干部高配制度：一种权责均衡的治理机制——基于鄂西经济发达镇的考察

化解乡镇权责失衡难题的关键是通过治理机制创新实现权力资源的重新配置。面对经济发达镇治理事务总量多难度大、干部激励手段欠缺、条块分割矛盾凸显等负重运转困境,干部高配制度的出现推动乡镇从权责失衡走向权责均衡。一方面,干部高配制度在科层体制内部构造出层级分明的政治激励结构,充分调动了党政主职、乡镇副职以及一线工作人员的主体性,积极推动乡镇各项治理任务扎实落地;另一方面,干部高配制度打破了乡镇政府与上级部门条块之间权力与责任的常规化配置,促使二者从平级协调关系转向层级压力关系,激活了经济发达镇协调体制内资源完成特定治理任务的能力,成为制度化破解条块分割矛盾的有效路径。干部高配制度的有效运行离不开体制提供的合法性基础和正式权力支撑,同时也离不开其与科层体制的匹配性及与基层社会的适应性。     

税改前后乡村治理性危机的演变逻辑——兼论乡村基层组织角色与行为的变异逻辑

税费改革前,以农民负担为核心、以群体性事件增多等为表现形式的乡村治理性危机的根源在于国家汲取型体制,客观反映为乡村基层组织在压力型体制下积极行政带来的机构人员膨胀和经纪体制的复活。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治理性危机则是在国家治理转型和社会转型期村庄内部潜在矛盾凸显的新形势下,乡村基层组织悬浮于社会之上不能有效作为引发的以治理缺位为轴心的危机。以税费改革为分界点,乡村治理性危机在性质上都表现为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紧张,而诱发根源则从国家汲取型体制转变为村庄内生矛盾。通过透视乡村基层组织角色与行为在税费改革前后的变异逻辑,我们认为在后税费时代保持一个强有力的维持基础性社会秩序的常规性力量,对于化解潜在的各种乡村治理性危机大有裨益。     

论党的领导与共和国的成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奠定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离不开中国共产党艰辛探索和坚强领导。中国共产党坚持与时俱进,适时和科学地为共和国的发展选择道路,提供理论指导,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千难万险,使共和国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不断由胜利走向辉煌。引领共和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不断取得新的成就,需要中国共产党居安思危,不断加强自身建设。     

浅析电子商务对企业发展的影响

本文阐述了网络中电子商务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及其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 ;适合发展电子商务企业具备的特征和当前电子商务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     

论机动车与其所有人分离状态下的责任认定

道路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案件中,当机动车与其所有人处于分离状态时,应当对传统责任主体认定依据进行合理反思,并应该引入控制力和收益这两个标准,对机动车与其所有人的分离状态进行类型化分析,从而得出由实际控制人承担主要责任,由所有人根据过错程度和收益承担连带责任或者补充责任,以实现机动车损害赔偿中的实质正义.     

关于证据属性的若干思考——以证据的关联性为中心

关于证据的基本属性,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颇有争议。有观点认为,证据的基本属性有三,即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有观点认为,证据的基本属性有二,即客观性和关联性。证据的客观性体现了证据的哲学存在性,为人们认识和把握证据的关联性提供了认识论;证据的合法性为人们收集、固定和保全证据提出了程序上的要求。在特殊情形下,某些不具备合法性或不具备客观性的材料仍可作为证据使用。证据的关联性才是证据的唯一基本属性。     

增强时间观念和效率意识

本文对各类办公机构增强时间观念和效率意识的重要意义和怎样增强时间观念和效率意识 ,提高时间运用和工作效率作了系统、深刻的论述。     

从刑事诉讼立法角度谈侦检关系改革

我国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借鉴了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做法,提高了对检察官公诉职能的要求,即要在法庭上亲自举证,通过事实说服法官,有效的行使国家追诉犯罪的职能。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有关侦检关系的规定,造成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不仅难以形成合力,共同服务于公诉职能,而且有时还相互擎肘,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检察官的公诉职能。通过考察国外的做法,我国应重新调整侦检关系,强化公诉职能,加强检察权对侦查权的控制,完善我国侦检关系。     

党的先进性党的纲领与党员成分的辩证关系

党的先进性源于党的阶级性,但先进性并不等于阶级性。党的先进性体现在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中,体现着时代特征。党的先进性需要通过制定正确政治路线和具体纲领来体现。党的组织路线服从、服务于政治路线。不同历史时期党员的标准、党员的成分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纲领决定了必须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必须将思想建设置于党的建设首位,正确认识妥善处理吸收新社会阶层中优秀分子入党问题。     

通过共识获得正当性——解释学视角下的司法过程

法律方法以促进"正当性"判决的获得为目标,而依据解释学及哈贝马斯的真理共识理论,判决的"正当性"来自于相关主体的共识。运用共识理论可以对具体司法过程做出融贯性解释,并可得出诸多具有启发性的结论。     

关于乡镇行政区划调整的若干思考——以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乡镇撤并为个案

湖北省咸安区为了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精简机构、降低管理成本的相关精神,开展了以乡镇撤并为主要内容的行政区划调整工作,取得了显著绩效。但其间也存在着若干问题,如:加剧了乡镇工作人员精减与公共事务增长之间的矛盾、基层民主建设面临一系列挑战、乡镇规模扩大给老百姓办事带来不便等问题。     

论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对第三人的民事责任

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保荐职责的核心是上市公司信息公开担保义务.违反这种法定义务,构成对投资者知情权的侵害,致使投资者遭受损失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对这种特殊侵权行为应采用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由保荐机构对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同时要厘清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与上市公司以及其他中介机构之间责任的边界,以保证保荐人制度真正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