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法是二次分配的法——从经济法的价值功能谈起

经济法最大的功能在于对市场无法实现自治的范围进行调整,是权利义务的再次分配。经济法的价值是追求实质正义,通过对社会经济关系的二次调整,实现对社会财富和利益的二次分配。     

公共利益：现代行政强制的逻辑起点——以责任行政的伦理精神为视域

责任政府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基本价值理念,是责任行政模式的一种制度安排,它"必须回应和满足社会和民众的要求,承担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与"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价值追求与新公共行政所主张的社会公平理念相契合。而现代行政强制作为责任制政府的制度和机制安排之一,在实施过程中所表现的伦理缺失显然与责任行政追求公平正义、回应和满足公众利益诉求的这种"应然性"相背离。因此,现代行政强制,要从伦理的维度出发,站在公共利益的基点上,真正合乎维护社会正义的正当目的,回应和满足民众利益,重塑政府行政的伦理精神,以实现现代责任制政府的精神底蕴和价值追求。     

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政策的主要价值取向

本文从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政策的重新定位出发,指出公共政策作为政府干预市场的主要手段,其主要价值目标应以效率为基础,致力于追求和维护社会公平。“公共政策的主要价值目标是效率基础上的公平”的提法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并无矛盾。     

政策干预房地产市场合理性与有效性分析

关于政策干预房地产市场的合理性,一直存在着争议。开发商们认为,我国房地产市场在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下,完全可以达到理想中的一般均衡状态,政府的干预只会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所谓的“泡沫论”纯粹是杞人忧天。而2005年第一季度,在政策频出的情况下,房价仍高涨不落的态势也似乎佐证了他们的观点;经济学家更多的是从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来论证房地产市场需要政府的介入。鉴于此情况,本文试图从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和“帕累托最优”标准入手,对政策干预房地产市场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进行探讨。     

房地产调控的难点误区及对策

政府对市场的监管要从目前主要调控和打压消费者，转变为主要调控和规范机构行为。包括规范政府在土地出让方面的行为；落实政府建设保障性住房的责任和义务，以及规范银行、开发商和中介机构的行为，实行强制性房地产信息披露制度，消除垄断，建立和完善公正、公平、公开的交易秩序。现阶段的工作重点是加强制度性政策研究，通过推出有关政策、法律、办法，逐步建立一个日趋完善的房地产市场。     

城市生态正义:理论张力与治理选择

城市生态正义,是建构城市社会的基本伦理准则。城市生态正义要求城市社会不同主体既平等地享有、利用生态资源,也公平地承担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城市价值异化、城市权力失衡、市场逻辑至上,是导致城市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强化政府针对城市生态治理的规范引导力,提升市场主体针对城市生态问题的自我控制力,增进民众针对城市生态问题的参与通达力,是建构城市生态正义的重要途径。     

经济法与社会法的法理念辨析——经济法与社会法关系研究之视角

文章首先论证了实质公平和可持续发展是经济法和社会法共同的法理念;其次指出了二者法理念的区别,经济法是经济效益和经济安全,而社会法的则是社会效益和社会安全;最后阐释了经济法的两个独有的法理念———经济民主和经济自由,从而明确了二者法理念的内在逻辑关联。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政府治理研究

社会公平正义体现政府治理的最终目标,政府治理是社会得以实现公平正义的重要保障。和谐社会意味着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本文以两者关系为出发点,探讨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进程中政府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形成原因,并提出为实现和谐社会、达到社会公平正义政府治理中的应对措施。     

论公共服务正义价值的悖反、裂变与修复

回应公众需求、维护公共利益以及追求社会公平,昭示着公共服务的价值确定、价值选择与价值追求,它们构成了公共服务的正义价值链条。然而,这一价值链条在政府垄断的阴影下变得黯然失色,公共服务体系表现出诸多背离正义价值的制度设计和行为导向。政府通过与社会协作供给公共服务尽管能在一定程度上增进程序正义,但是协作模式所携带的"自利性"基因、所秉持的"效率优先"信条与公共服务的"正义性"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冲突,这致使公共服务的正义价值发生形式与实质的裂变。只有彻底超越协作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和工具主义思维,在平等自治的治理结构、"利他主义"的行动导向、伦理精神的道德指引的基础上构建起合作型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才能真正促使公共服务的正义价值在程序层面和实体层面实现融合共生。     

论社会正义对国家和政府的规约

社会正义作为总体性的价值标准规约国家和政府的性质、职能、制度和行为,国家和政府的公共性蕴涵规定着它的社会正义性。社会正义是国家和政府合法性的根本尺度,是国家和政府的总体性规范,是国家和政府权力制约的根本目的和标准。社会正义是国家和政府管理的核心价值,公务员应当切实遵守社会正义准则。     

发展成果公平分享视野下“三农”正外部性经济法解决探析

农业的正外部性主要表现为农业对其他产业的支持、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农业对人文社会环境的促进作用。农业正外部性经济法解决要贯彻经济法实质公平和社会效益价值目标并遵循利益公平分享原则、国家合理补偿原则、工业反哺农业原则。具体来看,可以通过制定专门农业投入法、农村财政转移支付法、农村公共投资法以及农业补贴法以解决农业的正外部性。     

金融危机与新公共管理

金融危机是市场失败的必然结果,是对新公共管理过度关注效率而忽视社会公平、民主等的回应,是自由化、社会化、市场化及民营化过度与不当的总爆发。无论是从内容、目标还是理论基础和价值倾向来讲,政府救市是对新公共管理主义的修正。因此,金融危机和政府救市宣布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改革的终结,暗示着新公共管理的失败;同时意味着管理主义的没落以及宪政主义的再次崛起。     

论阿马蒂亚·森比较的正义对罗尔斯公平的正义的价值颠覆

针对罗尔斯公平的正义理论存在探寻完善的正义而轻视现实的正义、关注制度的正确而轻视社会的互动、强调抽象的认同而轻视理论的可行等先验制度主义的价值缺陷,阿马蒂亚·森建构了比较的正义理论,试图以可行能力基础、实质自由原则、幸福标准等价值合理性依据,重塑一种更为合理的正义,以颠覆充满诸多困难的公平的正义。诚然,比较的正义在创新正义理论的同时,很可能将提升正义理论的实践化转向。加强阿马蒂亚·森的正义思想与罗尔斯的正义思想的比较研究,理论上有利于推进社会正义理论尤其作为西方政治哲学名家罗尔斯正义理论研究的全面深入,实践上有利于借鉴西方社会正义理论与实践的探索成果,促进我国社会的公平正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论政府在实现社会公平中的责任

目前对公平与效率关系认识存在多种观点,争论颇多。公平与效率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在一般情况下,公平与效率在更多的方面是相互促进的,无论是市场层面,还是宏观层面,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率。我国目前社会不公平,收入差距过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注重社会公平是政府的直接责任,两者的协调统一必须通过政府注重公平才能实现。     

制定我国法律援助法的若干探讨

一、制定法律援助法之立足点和必要性(一)法之正义目标追求是制定法律援助法的立足点法的根本目标在于正义的实现,但正义有多种表现形式,罗尔斯就在《正义论》中将其分成形式主义和实质正义二种。([美]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25页)形式主义从根本上讲与法的普遍性相联系,它要求对所有人平等执行法律和制度,而不管法的实质原则如何,给予人们机会公平;实质正义与形式主义不同,它在于实现社会范围内实质性、社会性的正义和公平,是一种追求最大多数社会成员之间的正义观,强调针对不同情况和不同的人予以不同的调整,给…     

最低工资的政策伦理演变研究——基于深圳市的思考

揭示最低工资演变背后的政策伦理,不仅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为政府制定宏观劳动力市场政策提供一个更深层次的视角。由于路径依赖,深圳最低工资在政策形式上经历了由"效率优先"到"回归公平"的价值演变,但在政策实质上仍然遵循着效率导向的"生存工资"理念,政策效果只是在很低程度上满足了劳动者的需求。从正义原则来看,最低工资政策应是使低收入劳动者过有尊严的生活,促进社会公平。为深刻认知和缓解深圳最低工资政策的现实困境,变革最低工资政策伦理,引入"生活工资"理念,走向"公平优先",是深圳市最低工资政策的未来发展之路。     

后金融危机时代政府政策取向的转换

为了应对西方金融危机,我国政府在政策取向上选择了以效率为主的价值取向、以经济功能为主的功能取向和以强制性和混合型为主的工具取向。这对于弱化金融危机的影响,使经济尽快复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使社会公平问题更加突出,政府的社会职能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发生程度不同的扭曲。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会涉及到诸多的行为转换,政府政策取向的转换尤为重要。政府政策必须实现以效率为主的价值取向向以公平为主的价值取向转换,实现以经济功能取向为主向以社会功能取向为主的转换,实现以强制性和混合型政策工具取向为主向以自愿性政策工具取向为主转换,理顺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要从根本上实现政府政策取向的转换,必须加快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步伐。     

平等、公平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平等是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指向与要求,是衡量社会行为主体价值的一种尺度.公平是一种特殊的平等.和谐社会首先应是一个基于平等价值的公平社会,平等与公平的价值是和谐社会的底蕴与前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应当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以平等与公平为基本价值取向,以和谐为标准,以自由与平等完全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为归宿.社会主义的原则与本质内在地要求我国执政党和政府应遵循平等原则,在公民基本政治、经济权利方面,应当无差别地"按需分配",而在非基本的政治、经济权利方面,则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实行"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就是要求人们在公共理性的支配下,逐步由不尽平等走向平等,在科学发展中实现公平与和谐.     

效率、公平与公共政策

效率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而公平是衡量人类文明的重要尺度,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价值基础。效率与公平是辩证的对立统一,既有矛盾性又有统一性。公共政策的关键就是要协调与整合二者之间的关系,确保既能提高经济效率,又能实现社会公平——借助市场机制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以提高效率;依靠社会主义制度解决财富分配不公,以彰显公平。将效率与公平完美地结合于公共政策之中,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体现。     

以科学的制度安排促进公平与正义

执政党和政府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其主旨就是造就社会公平与正义。促进公平与正义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历史过程,科学的制度安排尤为重要,在我国存在庞大弱势群体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在政治正义方面,坚持科学的制度安排,重在抑强扶弱;在经济正义方面,坚持科学的制度安排,重在扶强济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