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

贿赂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所确立的国际犯罪,为打击这种具有广泛危害性的商业腐败犯罪,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增设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从国外相关的立法经验和《公约》相关规定来看,本罪在立法上还有很多不足和应当完善之处。     

组织化腐败：最难治理的腐败？

当我们看到诸多公共事件中扮演不光彩乃至引起公愤的角色已不是贪腐官员个体，而是一些理应令我们尊重的公共组织，震惊和失望在所难免。为什么在中央高压态势下，腐败行为却在脱胎换骨，从官员的个体腐败演变发展到组织的集体腐败？这一现状凸显了当前中国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也折射出当今国家反腐败战略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从日常生活伦理走向现代公共伦理--腐败的伦理根源探析

当前的腐败现象折射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我国的行政文化还处在现代化的过程之中,传统伦理和传统行政文化中的许多陋习仍旧在延续,日常生活方面的伦理习惯依旧极大地影响着现在的政府官员,而腐败的发生与这种陋习有很密切的关系。因而,要过渡到现代公共生活伦理、现代公共管理伦理,必须逐渐培育官员内在的法制意识、平等意识、契约意识、规则意识、责任意识,建立一支职业化程度很高的现代公务员队伍,形成一个具备现代公共意识、符合现代公共伦理要求的行政文化环境,从而大大降低腐败发生的频率和面积。     

公共反腐：公共生活伦理建设之鹄

当前，腐败现象充斥着公共生活领域，社会公众的腐败现象影响着公共生活。消除公共腐败现象客观上要求我们将建设社会主义公共生活伦理置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焦点位置。对公共腐败的归因分析，从公共伦理观念确立、公共伦理制度的建立、公共伦理规范的完善等公共生活伦理建设的三个方面对公共反腐行动起到促进作用。从文化、制度、规范、教育等多角度多途径促进公共伦理的理性建设，进而消除公共腐败现象及实施公共反腐行动。     

传媒时代领导者公共形象之把握

在当今传媒时代,领导者的公共形象已经处在一个全方位受监督的聚光灯之下,点滴失误都可能引发万众瞩目,并酿成无可挽回的后果。今天的政府官员,除了来自上面领导的压力,下面群众的压力,还要面对一个越来越强大的、更为直接的＂网络媒体的压力＂,政府官员的＂公共形象＂问题,     

官员问责制:离长效机制有多远

以2003年“非典”事件为开端的官员问责制在我国的初步建立,表明“可问责政府”的理念已在中国的公共管理中得到推行。文章在分析官员问责制的理论依据的基础上,揭示了目前我国官员问责制存在的问题,提出要优化我国的官员问责制,应在问责对象、问责范围、问责主体和问责程序等方面建立长效机制。     

官德在公共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良好的官德促使政府官员运用公共权力为公共利益服务;不良的官德则导致政府官员运用公共权力为非公共利益服务,追求私利的最大化,产生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市场经济的求利性和竞争性,极易诱发某些官员任意支配公共资源,损害和危及社会的根本利益,因此应该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和道德工作,让政府官员自觉主动地建立起一道以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为基础的内心防线,通过建立和完善监督机制,使官员权力运行科学化、法制化。     

聚光灯下的官员举止

今天，政府官员越来越感觉到舆论的份量，媒体眼中政府官员的表现，是群众形成官员公共形象的前提。因此，现代政府官员不能怕媒体、躲媒体、堵媒体，而应该积极地利用媒体来塑造自身良好的形象……     

反腐败就是维护人权

腐败是用公共权力来谋取私人利益。公共权力本来是用来保障公民权利特别是公民各项人权的，而腐败官员用公共权力来谋取私利，不仅使公民权利得不到保障，还会使公共权力受到侵犯。例如，警察腐败可能造成非法拘禁、刑讯逼供，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检察官腐败可能导致滥权枉法、任意拘捕，非法剥夺人身自由；法官腐败可能造成审判不公和冤假错案，侵犯公民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     

公共权力腐败行为的经济分析

公共权力腐败，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或伦理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人类的一切活动都蕴含着效用最大化动机，都可以运用经济分析加以研究和说明”。①在经济学看来，如同市场上其它经济行为一样，政府官员也是理性经济人，他们的权力行为选择也受到效用需求偏好和成本一收益权衡的制约。本文试图用经济学的方法，从利益机制的角度对公共权力腐败现象的形成机理进行分析，并提出以利益均衡来遏制当前公共权力腐败蔓延的思路。一、分析的起点：权力委托一代理关系与政府官员经济人特性公共权力本是社会的公共产品，其成本由公众纳税组成的公共…     

警惕官员“私生活”背后的腐败

现实表明，官员“私生活”已经和一些官员的腐败结伴而行。预防和惩治官员“私生活”背后的腐败，必须要强化政治教育、严格制度规范、创新评价机制、实行重点突破。     

对腐败成因的公共选择理论分析

腐败是公共权力异化的结果.历史上对腐败成因的探索大致有三种类型,虽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有其局限性,都未能很好地揭示腐败行为是如何由可能变成现实的.本文试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角度对此进行分析,指出,政府公职人员选择腐败行为与公众选择反腐败行为都是一个成本-收益的分析、比较过程,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并就此提出一些反腐败的建议.     

各国反腐奇招

印度:零面值钞票腐败一直是印度公共管理部门一大顽疾,如果某位官员说我希望看到甘地冲我笑,就是在暗示你赶快掏出印有圣雄甘地头像的钞票意思意思。为了向这种腐败文化宣战,印度一个名为第五支柱的反腐组织发行了一种零卢比钞票,索贿     

古代＂中央巡视员＂权重责严

近年来，中央巡视组进驻全国各地严查腐败，人民群众拍手称快。其实，在我国古代，就已经有中央政府派遣监察官员巡视全国，防范、检查官员腐败的制度存在了。     

不可小觑的家族腐败

在近年来发生的腐败案件中，官员个人的腐败往往与家族腐败紧密联结在一起。在腐败官员背后，几乎很难找出一个完全清白的家庭或家族。更为关键的是，家庭或家族极容易成为最坚实的腐败利益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的信任、     

我国公共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缺陷分析

当前，在我国公共权力制约与监督体制中存在着许多缺陷，表现在公共权力运行、现行监督机制、现有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法律法规等许多方面，这些缺陷使公共权力的运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脱轨、错位、异化，从而导致公共权力的腐败、流失以及缺席。因此，只有构建完备有效的权力制约与监督体系，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才能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国外反腐出奇招

腐败盛行一直是印度公共管理部门的一大顽疾，如果某位官员说“我希望看到甘地冲我笑”，就是在暗示时方赶快掏出印有圣雄甘地头像的钞票“意思意思”。为了向这种腐欺风气宣战，印度一家反腐组织“第五支柱”发行了一种“零卢比”钞票，索贿的人除了看到“微笑的甘地”，将一无所获。目前。该组织已经印制了2．5万张这种“钞票”，它的正面与50卢比纸币的设计几乎完全相同，不同的是面值为零，而反面则印着这次反腐运动的口号——“我承诺不受贿也不行贿”。“第五支柱”有关负责人表示，发行这种钞票的目的是增强民众向腐败说“不”的自信，他们可以向腐败发出挑战，而同时不与政府官员直接对抗。该组织已经咨询过相关法律，并确定这不会被认为是印制假钞。     

越腐越升？拿什么遏制“带病提拔”？

“发生初次腐败行为的平均年龄为47．48岁。带病提拔的省部级官员，其平均经济腐败时间在10年左右，绝大多数是5年到15年之间。”2012年12月中旬，一则题为《“带病提拔”官员初次腐败多在47岁》的新闻令舆论哗然。     

公共权力腐败的原因及其综合治理机制

公共权力腐败有其必然性,但腐败泛滥却具有可能性。腐败泛滥在于公共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只要能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就一定能够制止权力腐败的泛滥,使权力的负效应减少到最小,更好地为社会服务。要想对权力进行有效制约,就必须采用以民主制约权力、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法律制约权力、以道德制约权力的四位一体的综合制约机制,想单纯依靠某一种制约机制来消除腐败的泛滥,是绝对不可能的。     

民意时代的反腐前景

当下中国，腐败与反腐恐怕是最能引发社会各界关注的公共话题。不论是“天价烟局长”的垮台还是“表哥”杨达才的落马，这一批官员之所以最终受到党纪国法的处分，很大程度应归功于以网络为代表的民意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