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的消费认同与家庭资本--以一所专科学校为例

人的消费行为反映了其消费认同,而消费认同与家庭文化资本关系密切.每个人的消费都受到其家庭环境、成长过程的影响.本文描述了大专学生的几种消费类型,并且分别从消费认同与家庭资本、消费动机方面做出了分析,并对青年学生消费认同的变化做出解释.     

无债一身轻？——房产、住房负债与青年的主观阶层认同

青年的住房状况和主观阶层认同是关系到青年个人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议题。本研究对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20年数据进行分析，发现：（1）住房负债（包括正规金融借贷和非正规金融借贷）会显著降低青年的主观阶层认同，提高青年阶层认同向下偏移的概率；（2）“有房无债”的青年的主观阶层认同显著高于“无房无债”的青年，但是“有房有债”的青年的主观阶层认同与“无房无债”的青年并没有显著差别；（3）机制分析表明，住房负债主要通过降低青年的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削弱青年的主观幸福感来影响青年的主观阶层认同；（4）异质性检验表明，住房负债对主观阶层认同的负向影响在城镇、教育水平较低、中等以下收入的青年群体中更加突出。本研究揭示了住房负债对青年主观阶层认同的深刻影响，拓宽了住房分层研究的视野，对青年的家庭资产配置、债务管理以及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也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甘南藏族自治州农牧村青年的国家认同现状研究——以合作市、夏河县为例

少数民族青年是民族地区发展的中坚力量,其思想政治状况关系着民族地区的发展和社会稳定.国家认同是人的一种最重要的集体认同,表现为公民对国家的归属感、政治效忠、责任意识、自豪感,以及爱国主义情怀.文章从社会认同、民族认同、国家意识3个维度,对甘南藏族自治州农牧村青年国家认同状况进行调查研究,指出甘南藏族自治州农牧村青年精神状态积极务实、社会认同讲求平等互动、民族认同共同性与差异性并在、国家意识良性理性.同时,也指出影响甘南藏族自治州农牧村青年国家认同的传统的贫困问题、宗教问题和部落意识等因素并未得到根本性的转变,广大农牧村青年国家认同的基础还十分薄弱.     

消费文化与青年认同危机

消费文化带来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文化方式的改变,也给青年的成长发展带来影响,甚至带来了青年的认同危机。本文阐述消费文化对青年认同危机的影响:即消费文化所强调的内容会对青年的现实认同产生强烈的破坏性;消费的私人化威胁到了青年自我的同一性;生活于消费文化语境中的青年极容易损害对他者的认同;对消费可能性的的畸形追求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青年的阶级和社会认同。     

在房地产报道中构建城市青年的话语空间

在房价居高不下的形势下,城市青年的住房问题日益严峻.如何通过新闻媒体给予城市青年利益表达和情感倾诉的话语空间,是解决城市青年住房问题的关键环节.在房地产报道中,保持房地产相关信息供给的平衡性、以平民化的视角为住房困难的青年群体提供心灵宣泄的话语平台、强化对房地产市场中不良现象的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推进解决城市青年住房问题的重要路径.     

网络消费与当代青年消费文化的变迁

网络消费已成为一种消费新时尚,它赋予当代青年消费文化许多新的特质.蓬勃发展的网络消费在消费工具、消费空间及消费体验三个层次上推动了青年消费文化的变迁.作为一种新的消费工具,网络消费使当代青年消费文化具有消费观念的超前性、消费行为的时尚性、消费需求的差异性和消费方式的便捷性的特征;作为一种新的消费空间,网络消费呈现出了流动性、隐秘性和意识形态化的特征,这一空间同时也是一个典型的社会系统的脱域问题;而作为一种新的消费体验,网络消费给当代青年带来了新奇体验、认同体验以及现代性的"好恶交织"体验等方面的新内涵,这些都与当代青年文化的变迁密切相关.     

融入城市的仪式——麦当劳消费对青年民工的意义

在进入城市的过程中,青年民工通过积极调整自己的消费方式,使其与城市生活接轨,以期在社会、文化以及心理层面上完成城市适应。本文以麦当劳消费作为一个切入点,通过描述青年民工的消费行为、消费体验、社会互动等情况,试图揭示麦当劳消费作为他们认同重构和城市融入的工具和机制。     

青年中间阶层住房状况与幸福感的相关性分析——基于广州的实证调研

在当下中国社会,住房成为了青年中间阶层在都市生活中面对的主要压力之一,住房既在客观上影响其生活方式,也在主观上影响其生活感受。为了研究住房产权、住房消费、住房条件等住房状况与青年生活幸福感间的关系,特以广州青年中间阶层为研究对象,并通过构建认知取向和情感取向模型,对幸福感内部结构要素进行细致分析,以最终揭示住房对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发现:从幸福感总体模型来看,住房状况是影响青年中间阶层总体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住房产权对总体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住房消费压力则会显著降低幸福感,住房条件对幸福感的影响呈现先增后减的曲线关系。从幸福感结构分析模型来看,住房因素对于情感取向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住房状况主要通过影响青年中间阶层的地位认知来对幸福感产生作用。     

高房价压力下的城市青年心理焦虑及其调适

高房价在给经济基础薄弱的城市青年带来沉重的经济压力的同时,也形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来自住房的焦虑、抑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青年的主观幸福感,甚至引发反社会情绪.对于这些心理问题,城市青年与社会需要进行积极的控制与调适.     

当代日本青年住房现状及对中国的启示

2015年下半年起,中国一二线城市房价的再度暴涨,让中国青年住房问题更显严峻。一方面,对房地产泡沫破裂重创经济的担心日益加剧;另一方面,房地产泡沫破裂与缓解青年住房问题关系的讨论也逐渐增加。出于一种比较研究的视角,本文对近年来日本的土地和住房普查数据,以及其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房地产泡沫破裂后日本青年群体住房路径已经从生命各阶段单一、线性匹配住房形式,分化为能获取自有房屋的比例和进入公共住房的比例更低、居留在父母家中的比例和选择私人租赁住房的比例更高的多元路径。分化路径的原因在于宏观经济结构层面上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住房供给减少和住房需求削弱,中观层面上政府支持基于资产的福利体系的政策失效,以及微观层面上家庭的福利。而家庭支持不仅在短期上导致了青年群体内部住房机会的分化,而且在长期上更成为了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恶性循环的动力。最后,本文结合中国和日本在经济增长阶段、房地产定位、住房市场发展以及社会文化方面的共同点,在中国青年住房问题的解决和住房调控方面提出了发展多元调控措施、关注公共住房部门和租房市场,以及重视家庭作用等应对措施与建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的概念诠释

历史决定论的理解模式、历史主体本身的不成熟以及历史主体与实践主体的混同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被遮蔽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的主体性和马克思主义主体的历史性之间是一种逻辑互动的关系,前者是实现后者的力量源泉,而后者则是彰显前者的基础和保障;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主体有三种存在样态.即知性存在样态、意义存在样态和实残存在样态.     

浅析共同贪污犯罪数额的计算

贪污犯罪数额的大小,是惩治贪污犯罪的主要依据。在共同犯罪中,犯罪行为人贪污数额的认定相当复杂,既有共同贪污的数额,又有各人分赃所得的数额,还有因贪污的停止形态而未实际获取财产等情形。关于共同贪污犯罪行为人数额的认定,理论界存在着“分赃数额说”、“参与数额说”和“犯罪总额说”等不同的学说。笔者更倾向于“犯罪总额说”。     

论业主委员会的制度建设

业主委员会是城市住房私有化的必然产物,也是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制度支撑.由于政府管理部门、居民委员会、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业主之间利益关系复杂,现行法律法规对有关规定的不完善,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行为失当,业主普遍缺乏公民意识和责任意识,业主委员会在筹备设立和实际运行方面都存在诸多的问题.我国应尽快出台<业主委员会法>,明确规定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规范业主委员会各项基本制度;并且进一步调整完善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与业主自治的关系,在物权法中明确居民的房屋物权;健全行政程序的有关制度.     

我国物权法中所有人抵押制度构建

所有人抵押是指所有人于自己所有物上存在的抵押权 ,是一种特殊的抵押权。确立所有人抵押制度可以防止后次序抵押权人获取不当得利 ,保护抵押物所有人的利益 ,有利于所有人进行融资 ,节省交易手续和费用 ,促进商品流通。我国《担保法》没有规定所有人抵押 ,可借鉴其他国家、地区的做法 ,从所有人抵押的思路选择、成立、变动等方面入手对此制度作出具体设计。     

行政三分制的行政法治契合

《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方案》的出台,标志着“行政三分制”这一新型行政管理模式的付诸实践。行政三分制在彰显其制度创新优势的同时,也面临着行政法治契舍的难题,而这则关系到行政体制改革的成败。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公开性特征的具体认定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公开性是该罪认定上的难点,也是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其中的相关问题应得到进一步明确。首先,公开性的本质是宣传对象的不特定性,即针对不特定多数的人进行宣传。其次,公开性与社会性存在交集和重叠,同时也各具独立价值。第三,在口头传播的性质认定上,应区分是否为集资人授意及集资人对集资信息的扩散持何种心态。第四,公开性不以虚假宣传为必要。     

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毒品认知情况调查研究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对传统类毒品的认知程度较高,对常见的合成类毒品有一定的了解,对伪装类毒品认知较低;当地学校开展毒品预防宣传教育频率不高,方法缺乏创新,体系不健全等。对此,应加强对伪装类、液态类毒品的宣传;在宣传方式上要注意创新,应结合青少年规律特点,构建信息传播新平台;学校应从长远的角度出发建立健全毒品预防宣传教育工作体系。     

谈谈劳动价值概念的再扩展

我国现阶段各种合法职业劳动者的劳动都创造价值。这里的价值是指凝结在社会产品、服务 (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 )中的一般人类劳动 ,它体现劳动者对社会财富 (物质的、精神的 )增长乃至社会进步做出的贡献。在新时代 ,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概念作进一步的扩展是必要的。一种劳动只要它是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或环节 ,那么 ,无论它的直接成果是否成为商品 ,都是创造价值的。在我国现阶段 ,政府作为国家机器的职能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化 ,更多地从阶级统治转向发展经济 ,它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和调控作用不可或缺且十分巨大 ,因而也是创造价值的。     

监狱罪犯离监探亲问题探析

监狱罪犯离监探亲是法律规定的一项有利于监狱罪犯再社会化的刑事政策,专门系统地探讨这个问题具有重要价值。现行离监狱探亲制度在《监狱法》、司法部规定和监狱实践三个层面均面临诸多问题,因此,在对策方面,基于对监狱离监探亲决定权的行政执法权属性分析,从法律上赋予罪犯法定离监探亲权,要从《监狱法》及司法部的规定上加以完善,还要解决监狱办理上面临的实际困难,以促使这项制度得到常态化落实,促进罪犯改造和再社会化。     

浅析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

不作为犯罪是我国刑事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作为犯罪一样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研究不作为犯罪,首先要明确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是不作为犯罪的核心问题,它包括四个方面: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职务或业务上要求的义务以及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除此之外,道德义务不应成为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